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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另一所大学所吸引：清政府被推翻后，传教士正为了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一所官方大学诞生了，并且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它的中文和英文名字都叫“北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这所大学人人皆知，甚至扬名海外。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蔡元培，他曾位居翰林院庶吉士，并且曾经到欧洲留过学，北京大学在他的带领下出类拔萃。众多学者慕名而来，他们大多都拥有西方教育的背景，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胡适博士。北大人以出版书籍报刊来宣传进步革新，这些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学子们虔诚拜读。当时的北大氛围可以用一部当时的刊物名称来形容，那就是“文化复兴”[27]。当时远在南京的我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而那两个布道会在学校命名的问题上最初只是内部争吵，到了后来它们居然不自量力地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要知道它们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而已，这真是太荒谬了。“北京大学”这个名字只属于中国人，中国人正努力将它塑造成为国家知识的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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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同我会面，我对他们说：“如果内部无法解决争论，我将无法决定去留。”他们知晓我的意思，并让每一方任命了10个人作为代表来共同协商，这些代表包括5个中国人和5个外国人。当然还需要一位中立人士，他们便要求我来做主席。命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他们猛吵了三天，甚至顾不上吃午饭，还有一回吵到了半夜还不肯罢休。从始至终，我都在认真地聆听，并且清晰地意识到：双方虽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代表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的承诺，并且双方矛盾太多、存在党同伐异的心态，所以导致谈判举步维艰。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此刻一走了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并且再也无法打起精神走下去。事实上，我的脑海中也已经有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这所学校矗立在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城市里，它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推行新政策、自由地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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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猛然顿悟了。在犹太人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耶和华显灵了似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必须承担起和这个职位有关的责任，要知道这些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我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他们争论的结点只是微观之处，并不至于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他们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并且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北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传教。终于，神回应了我的号召。在下一次与这些人的聚会中，我向他们主动提出，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意愿——让我来做领导。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本着不偏不倚的原则，拍板每一个所争论的问题，最终所有人都必须遵从通过的决定。他们听后欣然同意。就这样，会议的气氛轻松了下来，他们又像昔日那样成了好友和同事，终归那才是他们原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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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被中国人的妥协文化而影响，中国人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多让一些，并以此类推，这样的方式导致结果又陷入了原来那样的沼泽地。而当时的我已经回到了南京等候消息，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些电报，电报是那边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并不在那所大学工作的朋友发来的，电报的内容是敦促我尽快赶回北京，一刻都不要延误。那时是3月，回到北京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味道。想必，北京人也是如此吧，享受着初春明媚阳光的同时，却被沙漠戈壁吹来的尘土弄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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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同理事会的成员见面，看得出来他们十分沮丧。我告诉他们目前的问题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重新启动委员会方案，但是必须要绝对服从规矩；第二种，就此结束合作；第三种，为新学校的福祉考虑，双方放弃坚持，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果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那么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时，亲爱的刘海澜博士起身老泪纵横地说，他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可却又不能接受取消合并的计划。如果说，在这之前他是最顽固坚守的人，那么这一刻他却将自己所有的顾忌放在了桌面上，任由大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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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纷纷效仿刘海澜博士的举动，化解了在这之前看上去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双方最终决定，现在的中文名依旧在会议召开期间使用，而后取一个新名字，这件事由我来负责。诚静诒博士，这位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燕京”。这个词充满了诗意，它不仅仅代指中国古代的燕国都城，同时在中文里这个词也代表北京。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这个名字都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创建一个联合机构需要越过无数困难，可一旦越过障碍成功建立，那么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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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矛盾都化解掉之后，我正式宣布就职，不过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不受到历史的牵绊下，考虑重新选址的问题；一个是财务方面的事情我不负责处理。对这两个条件我认为十分聪明，并且具有原创性，没想到的是，到后来才发现这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在美国每个私营机构新上任的领导都要遵循这个原则。不过，这是一招傻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下，我第二次来到北京，在董事会那方面我提议由海瑞·卢斯博士做负责财务事宜的副校长。早在创建山东齐鲁大学时，筹备资金的工作就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得很出色。因此，在筹备燕京大学资金这件事上，我对他怀揣着相同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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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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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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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除了对于未来前景的无限憧憬外，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各自拨款5万美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们买下了地并且进行修整后，那些钱早已经花光，我们的财政金库变得空荡荡了。事实上，校址选在这个鬼地方，我从开始就非常讨厌。尽管现在的开支预算很少，可也已经是收入的两倍。在这里只有不到100个学生，并且其中一大部分学生并不是学习的材料。只有两位中国教师在合并后留了下来，他们是李荣芳博士和陈在新博士。而外方的师资队伍中，很多人并没有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在这之前，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并没有人去规划或者考虑过。于是，这导致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不管他们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而就我自身而言，我缺乏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并且中国对于我来说人生地不熟，甚至都不知道该找谁合作。过去在南京，我不需要去管理别人，那里的工作很轻松，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喜欢的课题。传教士出身的我，现在的职业轨迹正逐渐远离传教士本身。最初，我由传教士变成教书匠，而现在居然又要去管理一所大学！这是全新的人生篇章，在这场旅途中，我到底需要多少信念支撑？还是这一切仅仅是冒着傻气的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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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个是其他人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建设补助金被本地人拿去买地、装修房子。而学校董事会的成员都是由布道会的成员组成，他们整日忙着维护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一切都处于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是这黑暗中的一丝曙光。他在理事会的批准下成了副校长，可纽约的董事会却提出了异议，于是，我写信到纽约去，并以一封辞呈为威胁，可对方却依旧不批，这次连建议都没有了，我把所有理事会的成员叫到了北戴河，并拿出与纽约来往的信件给大家看。随后，理事会立刻撰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并马上寄往了纽约，最后，纽约董事会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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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博士去了美国，并在各地拜访旧友，意图搭建新的人际网络。而这座大学不仅默默无闻，甚至连地点都没选好，卢斯博士还得用尽一切办法向别人要盖房子的钱。我收到了他写满抱怨的信，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障碍，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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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定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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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我们已经协议好以距离城墙不超过1英里的城外某处做校址。这个方案困难重重，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按照中国的传统，进驻北京的外省官员都要为家人寻找一块安葬之地，而城墙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导致北京城墙外的荒野形成了一圈私人墓地。而这些私人墓地中，一部分已经破败，根本无法知晓是谁的坟墓。当我们开始寻找校址时，每一次都会撞上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墓。由于在中国的文化中刨坟掘墓是被反对的，这也导致我们的方案不得不暂时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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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用走路、骑驴、骑自行车等各种方式将北京周围转遍了，可终究还是没有遇到一片合适的地。某一天我应朋友邀请去清华大学玩，有个人对我说：“你把对面的那片地买下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听了这话，我便立即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去看。这里和北京城的距离在5英里左右，一条马路直通这里，从交通这个角度看，它甚至比之前考虑的那些地方还要方便。这块地的环境非常好，它位于北京著名的西山脚下，那些矗立在山坡上的美轮美奂的亭台楼榭，似乎是在向后世讲述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清朝某位王爷的花园就建立于此，到现在这里成了一座消夏别院和宗祠，它的主人是陕西省省长[28]陈树藩[29]。有一位我们认识的官员，他声称有法子将这块地弄到手。不久后，在这里建校的决定得到了理事会和董事会的批准。就在第二年的夏天，我亲自到陕西拜访了陈省长。热情的陈省长最终以6万块大洋的价格将那块地出手，不仅如此，陈省长还设立了奖学金，奖金大概是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最初，那是一块40英亩左右的整片地，到后来的面积居然是40英亩的4倍还要大，那是因为我们揽进了邻近的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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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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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教学楼的建筑风格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那种风格混合了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我们预想的外部设计是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加固水泥则用来修建内部，一系列现代设施，照明、取暖和管道等一应俱全。整座楼宇象征着我们教学的目的：中华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瑰宝将被保留。在校园里，一座13层的宝塔要数最夺目的建筑了，而水塔就藏在这里。我们恢复了破旧的老花园的外形，并且又加入了自己的设计，比如那些废墟里的玉砌雕栏被搬迁至此，甚至在风景雅致的地方，我们还盖了一些小亭子。海瑞·卢斯的儿子亨利·卢斯[30]则负责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填湖心岛。时至今日，那时候建立的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仍然将钟声传递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几十年后，前来参观的无数游客对燕大赞不绝口，他们声称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就是燕大，这些恭维的话听多了的结果就是，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美丽的风景，可以让学生增加一份对校园的感情，并且更加能够体会其国际化的理想。在校园建设这一点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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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燕大而“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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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博士的处境极为凄惨，他在美国无依无靠地到处漂泊，筹集到的资金甚至无法补足路费。这让我渐渐地明白，梦想是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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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内斯特·伯顿教授当时供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时他率领一支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这支教育委员会访华的目的是代表教会的董事会前来考察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并做出评估和推荐。他们要求由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1]博士是中方人员之一，外方代表之一便是我。在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后，我们做出了一份极为翔实的报告，报告中对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进行了阐述，并且还制定了一个有关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整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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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我应邀回到美国向教会提交这份报告，我第一次和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见面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我一生中很少有大失所望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次就是其中之一。会议前董事会成员陆续进场时，我听到了一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他嘲笑他的理由是：类似于这样的董事会这两人参加了很多次，可另外的那个人已经搞不清这次会议到底是什么了。在这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了：有人辞职也有人激情澎湃，并且在董事会的鼓励下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从此以后，董事会成员又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士气和干劲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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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上，前景在我第一次去之前还是很暗淡的。在卢斯博士的游说下，燕京大学拥有了很多潜在的资助人。由于卢斯博士广交朋友，所以他建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并且这种人际网络让他之后的继任者受益匪浅。不过，卢斯博士虽然疏通了各方面的关系，可是现金并没有涌入。一个晚上，我在威廉·亚当斯·布朗博士家里做客，偶然间我听到了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的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通过专业公司进行筹款。在回去的路上，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答案吗？于是，我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有些犹豫。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和传教是否商业化，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而我找的“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在这之前也没有和海外做生意的经验。可是，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于是，我们便和那家公司签订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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