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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指明要求我参与进来。从以往的经验里他们知道，美国客户的心理特点很特殊，那就是直接打交道的对象必须是机构的领导。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的时间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命，在那里我做着不太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顾不上原本应该做的工作。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我进行了10次中国到美国之间的旅程。我的一位美国同事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说：“我每次遇到乞丐，都会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们同属丐帮，我们是兄弟。”资金筹集的工作十分艰辛并且进展缓慢，美国政府没有援助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来自美国公民的自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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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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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布林与布朗公司运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雇用一些机智的大学毕业生，帮助他们在幕后组织活动。在一些指定的城市里，我、卢斯博士、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工作人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我们还需要出席一些地方专门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而后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物也需要亲自去拜访。不过，这种办法十分有效，仅仅在第一期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是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便停止了这样的活动。对于筹钱的方法，我四处向人讨教，最终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业余”方式来进行。几年后，当另一家公司与我合作时，他们的方法更加直接，由我和另一位从西部来的人去波士顿筹集资金。这个人热情洋溢，看上去干劲十足。对于筹集资金，他的宗旨只有一个：唯一拿到钱的办法就是直接去要。他带我去拜访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圈里的人，那些人我只认识其中的一部分。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直到逼着对方掏出钱来为止。对于这种行为，我十分不齿，便狠心离开了波士顿。就算大学再需要钱，我也绝对不能因此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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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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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不适合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并且一天到晚都在进行这个工作，导致其他的工作没有时间进行，对此，我十分焦急。一次次的“乞讨”，伴随的是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只要这项工作一暂停马上就恢复健康了。虽然不喜欢这项工作，但是我也因为这项工作而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经历了不少的奇闻异事。当时，我的原则是：第一，资金不管能否筹集到，都要让对方和我们的大学、和中国结交成为朋友；第二，在事先商议好的情况下，资助者不能限制校方如何使用资金，而校方也不过问资助者资金的来源，但资助者有权对捐助款项的使用政策和意图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样的原则一箭双雕，既维护了我的道德底线，又避免了一切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即便到了后来，用类似的方法在中国筹集资金的时候，坚持这样的原则也令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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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贸然和谨慎的关系，是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此刻回想起来，大概我在这方面担心得更多一些。校园里包括教学楼和员工宿舍的建设等这类的资金比较容易筹集到，但诸如建设极为昂贵的电站这种事情，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兴趣。要想更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燕大的成绩就需要做到更好。在财政方面，我们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之所以能够将整体问题解决，都要归功于在谨慎思考后所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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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成员黄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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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安是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的他自幼就来到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在带他游历完美国和欧洲后，家人准备让他回国。可他并不想回去，美国人的简单直率、勤劳努力已经让他深深迷恋上了，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实现做一番事业的雄心。他的家人却为此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回到新加坡，那么将和他断绝一切关系。而黄国安一不做二不休，主动和家族一刀两断，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工作谋生。关键时刻，坦布林与布朗公司得知了此人的事迹。刚巧公司正在启动一所大学的一个基金项目，便将他招聘了进来。可在当时，谁都不知道黄国安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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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为了纪念贝施福[32]主教，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决定在燕大校园里修建一座建筑。在此之前，主教一直想让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联合大学里。黄国安在俄亥俄州读大学时，贝施福便是校长。按照程序，纪念楼需要卫理公教会拨款筹建。黄国安当时没有其他职位，我便叫他去做这件事了，当然，单据必须要有牧师的签名，这样可以确保如果有其他的拨款，这个账户可以自动接收到。对于这份工作，黄国安十分满意。由于他认为坐火车太浪费时间，所以希望我借给他一辆车，我同意了。但是，车被黄国安开坏了，公司对此极不满意，可他却筹到了钱。于是我又去为黄国安申请了一台新车，公司同意了，但是需要他对新车爱护一些。不久后，卫理公会就警觉了起来，他们没想到账户里会白白流失那么多的筹款。但是，他们是讲诚信的，在上限和时间上有所规定。黄保证一定在数目和时间上谨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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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田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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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期限之前，另一位华人青年被黄国安培养起来，随后，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也加入进来协助黄国安工作。这位姑娘获得了柯蒂斯出版公司的帮助，为了帮助她筹款，他们的一位老总曾为她专门拨出私人豪车。在海量的资助下，校园中心的施德楼[33]建立了起来。有好几次，警察因为黄超速驾驶而拦下了他，但是每一次警察都高抬贵手，因为他们看到一位华人正在为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这个项目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奋斗而结束后，黄国安非要留在燕大工作，其因是由于整日向别人推销燕大，导致他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但当时只有他没什么兴趣的体育系还缺人，不过他同意先试试看。至今回想起来，黄国安是我此生认识的华人里唯一一位做过美国大学棒球教练的人。在最初执教的时候，黄国安惊讶于中国人为了不打输而丢脸，他们宁可在半路退场，如果队伍里的队长是某个人的敌手，那么势必要遭到这个人的“报复”，他们通常以破坏得分这种手段进行报复。黄因为学生缺乏体育精神而费尽心思，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对我说，旅美的经历能让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就是他能培养出中国学生的竞技体育精神。他请我准许他回到美国去，因为他没有任何职业培训的经验，所以他需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学位。取得学位回国后，黄国安将燕大学生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华北所有高校的比赛中。不仅如此，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出了“燕京精神”。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而且校园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有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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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上的燕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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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自哈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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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件只可能发生在美国的所谓的“工业性质逸事”，燕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一项实验正在欧柏林大学进行着，进行实验的化学教授对他的学生说，他可能已经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这种产品极富商业潜力。查尔斯·霍尔[34]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着手做实验，并生产出了铝。现在，他当时用过的原始仪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中，其财产的三分之一赠予欧柏林，三分之一赠予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另外三分之一赠给美国人在亚洲或者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当然这是除去其他个人赠予之外的部分。负责执行遗嘱的是他的两位挚友：美国铝业公司的总裁和他的一名法律顾问。很多人都打算登门拜访这两个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事，但这两位几乎不见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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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海瑞·卢斯博士终于敲开了法律顾问约翰逊家的大门。总裁亚瑟·戴维斯先生和我在卢斯博士的安排下一同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先生在饭桌上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我明白他这样做是在仔细地评估我。在这种逼问之下，我紧张得几乎看不到盘子里的食物，要知道自己的理想就捏在对方的手心里。等问题都问完的时候，我紧张得已经大汗淋漓。最后，戴维斯先生对我说：“下午我要去一趟波士顿，需要事先和你说明的是，我是和同事站在一起的（这里的同事指的是约翰逊先生，我如果能够成功说服戴维斯先生，那么约翰逊先生就会拿出50万美元）。不过，你手下的人别再来烦我们。现在，你回去盖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一定要值得我们捐赠，如果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帮忙。再见。”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约翰逊先生对我说：“我们决定拿100万给你，你做出的一切有目共睹，我们现在给你双倍的钱。”由于过度兴奋，我当时差点抽搐起来。随后，我做了个大胆的举动，我向他们提出将捐款额度增加到150万，令我感到心花怒放的是，他们居然同意了我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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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上的钱有450万，这都是他们在亚洲捐助过后的数字，但是其中一半并没有付给股利。我收到了两人发来的咨询电报，这笔钱如何处理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而我却对另外的事情更感兴趣，美国的一位商业巨头，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要建立一所机构，用于研究适合海外科研的仪器和技术方法，以帮助中国人研究文化，并同时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识从地球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去。后来，他们两个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不过这个主意最初确实是他们俩想的。东翰是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他想赢得霍尔基金的捐助，不过，却没有成功。刚巧，他和约翰逊律师是大学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讨论一下哈佛的想法。哈佛的校方大度地同意将哈佛的名字与东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大学写在一起，专门为中国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这样成型了。在这件事上，东翰说了算。他过去是银行家，并且与约翰逊和戴维斯很投机。东翰对燕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作为燕大的董事会主席做出了积极贡献。燕大和其他的优势结合在了一起，哈佛燕京学社让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升华为了纯中国文化机构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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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布瑞尔先生是董事会的财务总管，在最开始筹款的时候，我来到伍尔沃斯大厦他的寓所拜访他，他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为了借钱而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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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回答他，“我请其他的董事来处理借钱的事宜，这次是为了更私人的事情来访，我希望您还是辞掉董事会的职位吧。”麦克布瑞尔先生当即便愣住了。我继续对他说：“我来解释原因，显然，您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只要比较您所从事的其他事务就能看出。既然如此，您为何不甩掉这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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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没有兴趣，你有什么证据？”麦克布瑞尔先生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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