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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活动现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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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是那些毕业后返回燕大执教的学生，特别是那些从海外归国的学生。虽然“近亲繁殖”会造成部分负面影响，但燕大是一所外国人建立的特殊性质的大学，终归要在保持自己独特的性质外实现本土化。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燕大的老毕业生起到了最好的协调作用。他们推崇建校者的理想和信念，并且渴望重现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其他学校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燕大人对燕大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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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了燕大，但燕大能否在新政权下生存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交给时间去处理。解放的最初两年，燕大被人民政府视为进步机构，没有人干涉它继续办学。可1951年时，燕大被除名，私立基督大学的身份荡然无存，它所有的院系分别合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系列高校中。尽管燕大失去了引以为傲的自由，可是我依旧认为，这些年来付出的汗水和金钱没有白白浪费。整整30年，燕大作为一座高等学府释放了无穷的能量，光辉灿烂的精神火花在学生身上激发了出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信仰动荡不安、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里，燕京大学的影响力永远不会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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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五章 燕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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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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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终于有了接触纯正官话的机会。它是当时的“国语”，它的地位十分权威。没过多久我便接受了繁杂的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大部分要求用英语完成。很快，我的旅途又开始了，我奔波于中美之间，这样一来，根本无暇去练习纯正的北京话发音，和本地人聊天是更不可能的了。但是，十分有趣的是，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异乡客。在燕大中，中国教职工的比率越来越大，他们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对英语的掌控能力非常熟练，比半路出家的外国人对汉语的熟悉程度要高多了。由于对英语教学的强化，学生对英语也越来越熟悉，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英语和学生交谈，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多加练习。老师和学生来自不同的省份，各地的方言不同，这样的环境可不适合一个想学北京话的外国人。公务越来越繁忙，我要么是留在校园里和别人讲英语，要么是去外地出差。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学会了一些口语，一面听一面试着说。官话的每一个音节都充满韵律感，它是如此美妙而清晰，“国语”这个桂冠非它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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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阅读和学习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和西方学生一样，汉字的奇妙结构让我着迷，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重点不是专注汉字本身而是要多练习口语对话。但是，要学习口语也需要对汉字有所理解。因此，我对每个汉字都勤奋练习书写，并从中了解构架规则和笔画顺序。但是，我从未试过用中文来写作，如果想写一篇文采飞扬的中文文章，那么首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掌握这门语言，这件事对于中国人自己尚且不易，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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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学好中文，就要对中国文学有所浏览。传教会规定必学课程是“四书”（儒家经典）和一本小说《好逑传》，这些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布道会选择这些书是非常明智的，他们鼓励学生读下去，但是并没有实现。美国人看重实际效果，再加上传教士过分执着于自己对宗教的职责，整天忙碌于教会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让他们疏于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而最为不幸的是，我们还有顽固的文化优越感，并不知晓中国文学能够给我们打开多少新的窗口。对于中国人民的现状、心理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感觉、对外国人的态度，都需要多读中国文学才能理解。那些打破规矩的少数传教士，是我在这里需要高度赞扬的，他们克服了困难，顶住了同事的批评，一直在家中钻研中国书籍，使得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西方的洞察力。再看看他们的成就，我自己也做出了很多决定，但是都半途而废了，要么是被公文打扰，要么是无视系统阅读中文书籍的必要性索性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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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中文表达的两种方式，在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这样的念头是保守的，况且我自己大部分时间也是用白话文的。胡适和其他学者发起的“文学革命”迅速席卷了全国，并且时间很短。我乐观地关注着整个过程，并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场有必要的、进步的运动，就像当年欧洲学者放弃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转而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在那种环境下，才诞生了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其他丰富的语言。之所以热爱文言文，是因为它简练、文雅和富有张力，能够表现出微妙的思想，能够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文学艺术代表。抛开科举，文言文自身就可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为它废寝忘食。对于外国人来说，文言文难的不是本身，而是典故。如果不能够理解典故，那么可能一整段的思想都不会明白。可如果想知道典故是什么，就要日复一日地去学习。和从小就受到文学教育的中国人比，外国人自然看不懂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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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中国的生活，我最后悔的是未能广泛阅读中国的各大名著。除却经典，一些伟大哲学家的作品我也会读，有的已经全部看完，有的只读了一部分，还看了一些著名的小说、当代代表作和一些其他书籍。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欣赏中国文化，去观察社会上下所追求的道德和精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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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和王阳明是我最欣赏的两位中国哲学家，对于社会大众的教导孟子很有远见，尽管王阳明位高权重，但他是一位罕见的具有宗教精神的教师和思想家。与基督教思想有些接近的是墨子的思想，“非攻兼爱”的理想远大且有实用性。他还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这也很符合当代社会的思想。荀子喜爱用生僻汉字，这让他的作品读起来比较困难，但是他的思想却比儒生还要儒家，也更具有逻辑性。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必须要“明义礼而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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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文书籍的阅读，又使我对中国文明增加了几分敬意，也塑造了我的人格，让我感到更加自信，不过这种自信到底是怎样的程度，就无法说清楚了。阅读中国文学让我变得更加宽容，让我更加严肃地对待基督教道德和社会价值。对于我来说，我不仅学会了中国文学中柔和和文雅的人文关怀、人际关系、忠诚和正直，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于普世道德的诚恳信仰，和不懈追求和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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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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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艺术，我不敢说专业，因为没时间去钻研，但是我爱上了中国人的艺术品位。但凡学习过汉字的人，都会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惊叹不已。绘画和汉字也颇有渊源，但是我没有专门学过，只是一直仰慕中国的国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我欣赏青铜器，虽然想收藏，但是由于工作压力和财力限制始终没有如愿以偿。瓷器的欣赏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这让我拥有了很多巧夺天工、精美的瓷器，这都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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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和我成就了奇闻。戏曲的表现形式通常都和宗教密不可分，而作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应该远离异教的影响，传教士也不可以为此着迷。但是，短暂的几次看戏经历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戏曲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喧嚣。当宗教偏见慢慢消失，并且工作太忙，便没了那么多兴趣。到北京后，在一次慈善活动上有幸目睹了梅兰芳的表演，我瞬间被他高雅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等后来我具备了一定的京剧常识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去欣赏这位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在过去，女人是不许登台的，所以，梅兰芳是扮演旦角的好手。后来，我与梅兰芳先生有了来往，那时他打算去美国巡演，他向我请教商业上的安排事宜，还向我请教该选哪些曲目以迎合美国观众。我告诉他，我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对美国的戏剧也没有了解。但是，他还是坚持一次次地请我去看他演出，也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用专业知识去看戏。到后来，梅先生在美国的巡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一直以来，我不明白他为何那么看重我对戏曲的看法，而那件事后，他让我专门去阅读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在专业指导下欣赏名家大师的表演，那种无心之举竟然让我和当代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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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建筑，我们在决心改良中国古典风格来建造燕大校舍时就开始关注了。在此之前，我从未留意过中国的建筑，只对西湖旁边优雅的宝塔和周边美景中的庙宇印象颇深。北上后，和其他人一样，我对京城的壮丽景观惊叹不已。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要表现在城内和西山脚下优美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而对我来说，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虽然建筑宏大但是都严格对称，可风格上却不单调和肃穆。这是因为亭台楼榭这种自然建筑不规则地分布在每个角落，有的矗立山下，有的依靠假山，有的悄然建在深谷，有的俯瞰湖水，散落在四面八方，并没有规律可寻。而对我来说，燕大校舍应该融合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这就象征着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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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艺术，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形态和色彩的熟练运用。庙宇和宝塔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百工”中体现的是非凡的艺术工艺，男性着装高雅优美，就连街边的店铺也透着整洁和美感。在撰写公文时，需要按照严格的字体行文，而从笔迹中又可以看出作者独一无二的个性。我认为，这个民族骨子里透着对美的欣赏，而生活的点滴中也被渗入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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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3.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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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13年去世后，母亲搬来南京和我们同住，后来她陪着我们一起北上。最初，她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一切事务，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太太，但是后来，她却成了全社区最忙碌的人。看书看报、宗教回忆，以及和每天到我家来拜访的客人闲聊，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于1874年时初到上海，那时候她与别人联合建立了中国第二家女子学校。当时，只有穷人才会把女儿送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去，因为外国学校提供食物、衣服、书本和纸。授课内容简单易懂，学校的录取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不许缠足，一个是校方有权否决女孩父母包办婚姻。母亲到中国已经有50年了，借此也纪念她在中国的50年。一些知书达理的女大学生带着出身豪门的男友前来探望母亲，再去回想过去在杭州时那个简陋的小学校，母亲高兴极了，因为她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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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母亲80大寿那天，她忽然病倒，并且在几天后去世。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里，合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于是，我想将母亲送到杭州的父亲和兄弟的身边去。可是，当时战火纷飞，我需要从天津坐船回去。政府准备了一辆豪华的私人轿车送我去天津车站。原来，那辆车是慈禧太后的，车身上还有巨龙的镀金浮雕。我微微一笑，如果母亲知道她在中国的旅程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也会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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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42]是燕大的一位老师，她是这样评价我母亲的：“亲友被她的和蔼和欢乐深深吸引着，像是魔法一样地欢乐。尽管她已经有80岁高龄了，可她看上去有使不完的精力。她办事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温文尔雅，我们的心里永远记着她的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整个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称呼她‘司徒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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