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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撒手人寰，当年生产后留下的创伤一直没有恢复，导致她这些年基本成了半个残疾人，而她担心的却是自己因为身体恶化可能会影响到我工作。妻子和母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母亲属于知识女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妻子则更注重家庭。她做的甜点可以媲美新奥尔良的美食，中国工艺她也十分拿手，面对陷入困境的人，她会以简单而亲切的方式为其排忧解难。原计划中那一年的毕业典礼提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雨季来临前搬迁到新校址去。而妻子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硬是撑到了毕业典礼之后。春季学期在一周后结束，她也在6月6日撒手人寰，而那时，大学已经开始了搬迁。周日下午举行了葬礼，地点是在医学院旁边的小教堂里，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整个过程优雅庄重。随后，棺椁被送到了大学旁边的公墓里，在那儿，她是第一个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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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她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让我一生满足，而我们的婚姻生活又是如此幸福。我一直独身，不愿意再娶。迅速成长的燕大可以让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学生们也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们犹如父辈一般关爱。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燕大的工作上。我的家事则由几个教职工的太太帮忙料理，这样我在国内和国外出差时就不会有顾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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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乔治·库里夫妇打算送我一座校务长官邸，这是在燕大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们要建立一座中式的靠湖边的房子，并且这房子位于学校的中心。可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可以住在学生公寓里，或者教学楼里也可以。但是他们坚持要赠送，否则不会捐助任何钱。我于是提出客厅、饭厅和两三间卧室留给学校，我自己住一个小套间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大家都同意了，于是，以后去费城，库里家的客房就成了我住的地方。一座漂亮的官邸[43]建立在燕大，而这也让我得到了两位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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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独子也叫约翰，和我的名字一样，他在美国上大学并且留在了那里。西方文化让我的童年充满痛苦，但是他没有尝到，我对他的教育特意做了准备，而他在南京和北京的环境也和当年我在杭州时不一样，这些年来，美国人的视角也国际化了。按说，他初回美国上学那段时间应该很难熬，中国出生的经历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这些居然让他在朋友里得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也是按部就班的，上大学之前，他问我如何看待他以后毕业的事，特别是神职方面的。我告诉他先别去考虑那些，先适应大学的课程再说。他一直倾向于牧师，但是我告诉他先遏制这种念头，事实上宗教信念一直在他血液中流淌，他不会未经考虑就贸然行事。后来，我也理解了他，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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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华李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学习，“杰克”（小约翰的别名）遵循着宗教行为规范，但是他身上也有年轻人的活泼和对人性的热爱。我非常满意的一点是，他对当代神学存有争议但是也有宗教的使命感。我不谈个人的希望，其实他的性格更适合留在南方。与南方本地人相比，他的世界观要开阔得多，这是因为我的关系和他过去在北京生活的背景造成的，这些让他拥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告知他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告诉他要学会尊重矛盾双方的观点，不要把重点放在理所当然上，也就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和传教士的天职。他难免是要接触传教工作的，但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是，他对传教工作丝毫不抵触。这也让他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不过他的经历也不是带有普遍性的。过去外国人传教被认为是神职人员最高的奉献，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时过境迁。因为约翰的个性特点，和中国当时正处于战乱中，所以，他选择了留在美国。虽然他当时在选择上也犹豫过，但是和我当年相比实在是差远了。自从妻子去世后，我和儿子虽然身处世界两端，心却紧紧相连。我们经常通信，我熟悉他的日常生活，也熟悉他的内心事业。他最初在弗吉尼亚做牧师，后来去了南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的一所教堂任职，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他延续了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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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4.两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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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令人激动的亲身经历都是在我来往于中美之间发生的，但是，大学校务和这些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幸拜访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听过我在华盛顿中央长老会教堂发表的演讲，不久后我应邀与他会面，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这发生在我在南京任教期间。我9岁的儿子和我同去，他显得兴奋而恐慌，总统对他说：“你的名字是约翰·雷登·威尔逊吗？”儿子答道：“不是，先生，我随我爸爸姓！”为人谦和的威尔逊总统给了我儿子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赠J.LS.Jr.，好友威尔逊”。这张卡片约翰到现在还留着，挂在书房里的镜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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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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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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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罗斯福[44]新上任时，我刚好赶回美国，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那时候，经济大萧条初见端倪。两个月后，罗斯福听说一位在华传教士回到美国，于是，我就这样被他召去了白宫。要知道，之前日军空袭上海，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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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总统的心思不是经济大萧条而是中国。他有自己的为人处事技巧。我进去之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但是工作人员说这很正常。进去后，我们聊起了大学和德拉诺家族[45]的广州快速帆船生意，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得到了缓解。我和他说起了一年前该家族中的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太太去世的情况，我当时极度悲伤，在北京郊外的日军火葬厂举行了葬礼。到这个时候，我彻底轻松了下来。罗斯福总统想知道如果不打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并且强调，如果打仗战争至少会持续5年，能避免就避免。当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时，我忽然意识到过了拜访时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主动提出离开。总统注意到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有一支南美代表团在外面急得跺脚呢，他轻松地化解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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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在1930年6月17日授予了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院长斯图斯·特洛布瑞芝是这样表彰我的：“约翰·雷登·斯图亚特，中国燕京大学校务长。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他的诞生地，他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熏陶，后来，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又让他得以深造。回到中国后，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大力开展基督教教育运动，并得到了大家的赞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合作，他推进了年轻的民国发展，并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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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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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生日，一般来说我都是同家人和朋友一起过的。在燕大，每次过生日都有一群不错的同事陪我去西山我最喜欢的寺庙玩上两三天，如果时间太紧张，我们就荡舟颐和园的湖中，并在船上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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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大寿那天，亲朋好友出席了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筵席。这个传统很好，任何人不管有没有成就，只要到60岁都可以享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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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这里描述那次宴会，而是借用同事博晨光的《燕京贺司徒雷登甲子华诞》一文中的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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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里，“60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从遥远的商朝时代开始，“60年”就在中国人的编年制里是一个轮回的表现，60个不同的干支组合被用来代表年月日时辰，而历史悠久的殷墟甲骨文中曾反复地出现过这一切。有一块甲骨陈列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这块甲骨上清晰地刻录着60个干支的组合。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甲子是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讲，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为这一天准备着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这一天，有一个燕京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就是燕大学生敬爱的校务长司徒雷登。1936年6月23日、24日的晚上，经过周密筹备的盛大宴会终于在燕京大学召开。分散在各大城市的燕大校友也举办了各种庆贺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校友会。宴会提前到6月21日周六召开，是为了照顾每个人不同的日程安排。250名燕大校友在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T.T.Chang的主持下到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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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燕大本部召开了盛大的晚宴，地点在女子体育馆的大室内场地。186个座席摆放在长长的U形桌子旁，所有的行政、教学、大学理事会成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夫妇以及其他贵宾，北平众多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夫人、众多北平的文化组织负责人、罗氏医社主席、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老前辈及其他一些宾客，出席了本次宴会。整个场地上挂满了客人送来的无数锦旗横幅，喜庆的红布上是飞扬的毛笔字。其中的49面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46]赠送的，其余的是全国各校友会的全体学生赠送的。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礼物，是由全体女生赠送的。高大斑斓的蜀葵长满了整个校园，这些蜀葵现在被搬到了大厅里，墙上挂着的锦旗与蜀葵交相辉映。巨大的、开放着金色夺目鲜花的灯笼树前，是校务长的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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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刚进场的客人，并赠送每位客人一本纪念手册。上面印着一幅博雅塔的优美图片，并标记着客人座位的号码，以及在刘廷芳指导下按照中国习俗写下的司徒博士一生的大事记。大红灯笼头上挂，鲜花红烛桌上摆，会场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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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坐在桌前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今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时宣布贵宾开始献词的。美国大使代表全体西方人发言，北京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校长蒋梦麟[47]代表全体中国人致辞。蒋校长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两种语言，所以他用中文发言。他的发言列举了司徒雷登校务长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赞扬司徒校务长是集合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希伯来人对宗教的热忱和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关怀。他之所以能够朋友遍天下，是因为他的热情和温暖的性格所致，这就像是在春天的阳光中，嫩绿色的叶芽和鲜艳的花朵能够茁壮成长一样。司徒雷登博士对宗教的精神是蒋校长主要强调的，司徒博士身上丝毫没有传教士为人诟病的狭隘之处。他推崇司徒雷登是耶稣救世精神的真正代表，并高度赞扬了司徒校务长的远见卓识和他为中国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司徒校务长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大学，可最终目的却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运作管理这所大学。中国曾经爆发的全国上下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我们这些跟着燕大一路走来的人还都记得，所以，能够得到中国顶尖大学非基督徒校长如此真挚地赞扬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仁在燕大成就背后的宗教精神，这是实在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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