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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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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生日，一般来说我都是同家人和朋友一起过的。在燕大，每次过生日都有一群不错的同事陪我去西山我最喜欢的寺庙玩上两三天，如果时间太紧张，我们就荡舟颐和园的湖中，并在船上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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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大寿那天，亲朋好友出席了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筵席。这个传统很好，任何人不管有没有成就，只要到60岁都可以享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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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这里描述那次宴会，而是借用同事博晨光的《燕京贺司徒雷登甲子华诞》一文中的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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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里，“60年”是有着特殊含义的。从遥远的商朝时代开始，“60年”就在中国人的编年制里是一个轮回的表现，60个不同的干支组合被用来代表年月日时辰，而历史悠久的殷墟甲骨文中曾反复地出现过这一切。有一块甲骨陈列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博物馆里，这块甲骨上清晰地刻录着60个干支的组合。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里，甲子是有极为崇高的地位的，从这个角度讲，燕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在过去的一年里都为这一天准备着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这一天，有一个燕京人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轮回，他就是燕大学生敬爱的校务长司徒雷登。1936年6月23日、24日的晚上，经过周密筹备的盛大宴会终于在燕京大学召开。分散在各大城市的燕大校友也举办了各种庆贺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校友会。宴会提前到6月21日周六召开，是为了照顾每个人不同的日程安排。250名燕大校友在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编辑T.T.Chang的主持下到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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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燕大本部召开了盛大的晚宴，地点在女子体育馆的大室内场地。186个座席摆放在长长的U形桌子旁，所有的行政、教学、大学理事会成员，和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夫妇以及其他贵宾，北平众多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夫人、众多北平的文化组织负责人、罗氏医社主席、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胡适博士、福开森博士、美国汉学老前辈及其他一些宾客，出席了本次宴会。整个场地上挂满了客人送来的无数锦旗横幅，喜庆的红布上是飞扬的毛笔字。其中的49面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46]赠送的，其余的是全国各校友会的全体学生赠送的。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礼物，是由全体女生赠送的。高大斑斓的蜀葵长满了整个校园，这些蜀葵现在被搬到了大厅里，墙上挂着的锦旗与蜀葵交相辉映。巨大的、开放着金色夺目鲜花的灯笼树前，是校务长的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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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刚进场的客人，并赠送每位客人一本纪念手册。上面印着一幅博雅塔的优美图片，并标记着客人座位的号码，以及在刘廷芳指导下按照中国习俗写下的司徒博士一生的大事记。大红灯笼头上挂，鲜花红烛桌上摆，会场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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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坐在桌前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今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时宣布贵宾开始献词的。美国大使代表全体西方人发言，北京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校长蒋梦麟[47]代表全体中国人致辞。蒋校长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两种语言，所以他用中文发言。他的发言列举了司徒雷登校务长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赞扬司徒校务长是集合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希伯来人对宗教的热忱和中国文化对人性的关怀。他之所以能够朋友遍天下，是因为他的热情和温暖的性格所致，这就像是在春天的阳光中，嫩绿色的叶芽和鲜艳的花朵能够茁壮成长一样。司徒雷登博士对宗教的精神是蒋校长主要强调的，司徒博士身上丝毫没有传教士为人诟病的狭隘之处。他推崇司徒雷登是耶稣救世精神的真正代表，并高度赞扬了司徒校务长的远见卓识和他为中国教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司徒校务长为中国建立了一所大学，可最终目的却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运作管理这所大学。中国曾经爆发的全国上下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我们这些跟着燕大一路走来的人还都记得，所以，能够得到中国顶尖大学非基督徒校长如此真挚地赞扬司徒校务长及其同仁在燕大成就背后的宗教精神，这是实在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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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的校长吴雷川是当晚的司仪。在蒋校长讲话后，他请大家离去，但是大家不肯离开，一定要司徒校务长亲自发言。终于，校务长起身讲话，这段讲话非常符合他本人的性格。他说实在无法想象居然可以有这样一个豪华的庆典，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次的庆典活动，是对中国人的高雅礼节的充分体现、是对友谊的热爱、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人际纽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这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只存在60年就可以享受如此富丽堂皇的庆祝的原因所在。当晚，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庞大的燕大家庭的成员，都沉浸在这发自肺腑的喜悦中，相比之前的一切官方贺辞，这才是对司徒雷登校务长最好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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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访问者在6月24日这天来到校务长的官邸，大家祝福他长命百岁。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充满了洋洋喜气，大门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寿”字，在它下方是随风飘动的色彩斑斓的飘带。包括这些摆设在内，和大大小小的灯泡，都是电力部职工赠送的，这再次体现出工人、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正是燕大引以为傲的优秀之处。勤杂人员赠司徒博士匾额，这是下午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在中国，匾额是一种表达欣赏和感激之情的物品，在一块油漆好的木板上，用优雅的书法大字篆刻上赞美之词。送匾的人将匾额悬挂在接受者家大门的上方，让其荣誉昭示天下。游行队伍会在赠送仪式开始之前，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至府邸。送礼的队伍吹吹打打地绕过整个校园，好不热闹。校园勤杂工的工头和一处校舍区的看门人是领头人，他们身后跟着的队伍由大学内所有的工人和杂务人员组成，其中也混杂了一些学校职工和附近村庄的小孩。他们在抵达校务长官邸之前，先欢天喜地地绕着校园和校舍区走了一圈。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匾额终于到达府邸。工人们被请到屋子里享用潘趣酒[48]，在这里，工人们与尊贵的校友和贵宾们享受到了同等待遇。宾客们在一个小时后也去了餐厅喝茶聊天。茶点委员会的姑娘和大婶们感慨，这辈子就没见过茶点“消费”得如此之快。“有教无类”正是匾额上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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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孩子在工人送匾仪式完毕后走了上来，以黄维廉[49]和李约翰为首，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绅士服装，率领孩子送上两个卷轴作为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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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施福礼堂举行的娱乐活动，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捧花束的校务长被准时接送到场，大幕在他刚走到会场前方时徐徐升起。对校务长的赞美致辞是第一个节目，节目中赞扬他的人格体现出燕大的精神，在他辛劳的筹资下，才有了燕大的今天。发言者在问候诸位校友后，向大学高层致敬。过去一年中社会混乱和动荡，而管理层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发言所强调的内容，并祝福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将燕京精神传递到每个阶层，领导层都应向校务长学习，共同开创新的道路。他发言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学生代表赠送给他一幅华丽的刺绣画，象征着“松柏精神”。在全场的掌声中，两名女生接下了校务长手中的刺绣，送出了大厅。接着，所有人员全部起立，要知道此时的大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郑重地对校务长三鞠躬。校务长本人则用中文做了一段恰到好处、文辞优雅的发言。在高年级学生代表致辞后，娱乐节目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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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半时节目开始，午夜时分结束。而辛劳了一整天的司徒雷登始终兴致高昂地坐在那里欣赏表演。这就是他深受中国人爱戴的原因，在这时最能体现他的彬彬有礼和处事老练。作为记者，我一整晚都在场内走来走去，11点半时，我在贝施福的露台上遇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负责文娱表演的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她因受不了而出来透气。我向她询问了对今晚活动的看法，她用崇敬和讶异的口气回答我说：“想不到司徒校务长居然还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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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司徒校务长规定了自己不收任何礼物，“司徒奖励基金会”将收下所有赠送的纪念品。不过，他个人没办法拒接锦旗和条幅，而教职工、学生和勤杂工则为奖学金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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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六章 中国的达官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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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学生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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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杭州，我的朋友圈主要以教会雇员（如布道士、教师）为主。忠厚、可靠、顺从的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和传教士的使命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的观念很狭隘，对教堂内和社会上中国同胞的认识更加现实。教堂成员很少有成为朋友的，但也算得上礼尚往来。我们常常为农民准备午饭，农民种地、采集桑叶，辛苦一上午后，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我吃一碗半米饭的时间，他们已经吃了五大碗。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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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同事。经过教会培训的人素质比较高，大家都认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我的老师是个作家，他非常儒雅，和我们走得很近。金陵大学中的很多教职工和其他城里人都和我有着不错的关系，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同我见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是第二代基督徒，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在育英书院[50]学会英语后，进入邮局工作，而后决定进入教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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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博士是我来南京不久后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的舍监。在去美国留学后，他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并得到了博士帽后荣归故里。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现代政府高等教育的雏形，也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招募了50名“归国留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都受到过西方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南大学的发展进程。第一次我同他会面时，他还算是“稀有物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方面的人才。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和外交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外交部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后来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我是在听到他的演讲后才跟他结识的，他的父亲是宁波圣公会[51]的一位布道士。如果早年去传教士家中拜访，会被迫走“下人”或者“商贩”的通道，这让他对基督教充满了厌恶感，不过，在那之后他成了一名基督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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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那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归国留学生”。他们和我志趣相投，他们也知道自身的弱点。他们从海外镀金回来，国人敬重他们，认为高学历就应该有高收入。可是，他们自己看得并不清楚。他们有时甚至有些异想天开，认为只有高薪和高职位才适合他们。他们骄傲自大，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理论是空谈，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虽然如此，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对祖国的热爱，很难想象落后的中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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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云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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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早期印象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上下逐渐觉醒。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蛰伏着，在外国的百般凌辱蹂躏中这种情绪终于爆发。在我来中国的前10年间，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令民众担忧的事情是列强可能会瓜分中国，而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就站在分离的边缘。海约翰[52]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分裂，可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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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那是我做传教士的第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的青年迫切想学习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于是，一批又一批有志者纷纷离开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去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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