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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和我成就了奇闻。戏曲的表现形式通常都和宗教密不可分，而作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应该远离异教的影响，传教士也不可以为此着迷。但是，短暂的几次看戏经历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戏曲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喧嚣。当宗教偏见慢慢消失，并且工作太忙，便没了那么多兴趣。到北京后，在一次慈善活动上有幸目睹了梅兰芳的表演，我瞬间被他高雅而优美的动作所吸引。等后来我具备了一定的京剧常识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去欣赏这位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在过去，女人是不许登台的，所以，梅兰芳是扮演旦角的好手。后来，我与梅兰芳先生有了来往，那时他打算去美国巡演，他向我请教商业上的安排事宜，还向我请教该选哪些曲目以迎合美国观众。我告诉他，我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对美国的戏剧也没有了解。但是，他还是坚持一次次地请我去看他演出，也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用专业知识去看戏。到后来，梅先生在美国的巡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一直以来，我不明白他为何那么看重我对戏曲的看法，而那件事后，他让我专门去阅读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资料，在专业指导下欣赏名家大师的表演，那种无心之举竟然让我和当代最伟大的京剧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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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建筑，我们在决心改良中国古典风格来建造燕大校舍时就开始关注了。在此之前，我从未留意过中国的建筑，只对西湖旁边优雅的宝塔和周边美景中的庙宇印象颇深。北上后，和其他人一样，我对京城的壮丽景观惊叹不已。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要表现在城内和西山脚下优美华丽的宫殿和庙宇。而对我来说，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虽然建筑宏大但是都严格对称，可风格上却不单调和肃穆。这是因为亭台楼榭这种自然建筑不规则地分布在每个角落，有的矗立山下，有的依靠假山，有的悄然建在深谷，有的俯瞰湖水，散落在四面八方，并没有规律可寻。而对我来说，燕大校舍应该融合古典外观和现代装潢，这就象征着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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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艺术，最后要说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形态和色彩的熟练运用。庙宇和宝塔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百工”中体现的是非凡的艺术工艺，男性着装高雅优美，就连街边的店铺也透着整洁和美感。在撰写公文时，需要按照严格的字体行文，而从笔迹中又可以看出作者独一无二的个性。我认为，这个民族骨子里透着对美的欣赏，而生活的点滴中也被渗入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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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3.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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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13年去世后，母亲搬来南京和我们同住，后来她陪着我们一起北上。最初，她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一切事务，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太太，但是后来，她却成了全社区最忙碌的人。看书看报、宗教回忆，以及和每天到我家来拜访的客人闲聊，这些事情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她于1874年时初到上海，那时候她与别人联合建立了中国第二家女子学校。当时，只有穷人才会把女儿送到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去，因为外国学校提供食物、衣服、书本和纸。授课内容简单易懂，学校的录取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不许缠足，一个是校方有权否决女孩父母包办婚姻。母亲到中国已经有50年了，借此也纪念她在中国的50年。一些知书达理的女大学生带着出身豪门的男友前来探望母亲，再去回想过去在杭州时那个简陋的小学校，母亲高兴极了，因为她为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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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母亲80大寿那天，她忽然病倒，并且在几天后去世。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里，合葬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于是，我想将母亲送到杭州的父亲和兄弟的身边去。可是，当时战火纷飞，我需要从天津坐船回去。政府准备了一辆豪华的私人轿车送我去天津车站。原来，那辆车是慈禧太后的，车身上还有巨龙的镀金浮雕。我微微一笑，如果母亲知道她在中国的旅程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她也会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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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贵思[42]是燕大的一位老师，她是这样评价我母亲的：“亲友被她的和蔼和欢乐深深吸引着，像是魔法一样地欢乐。尽管她已经有80岁高龄了，可她看上去有使不完的精力。她办事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温文尔雅，我们的心里永远记着她的模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整个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称呼她‘司徒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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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撒手人寰，当年生产后留下的创伤一直没有恢复，导致她这些年基本成了半个残疾人，而她担心的却是自己因为身体恶化可能会影响到我工作。妻子和母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女人：母亲属于知识女性，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妻子则更注重家庭。她做的甜点可以媲美新奥尔良的美食，中国工艺她也十分拿手，面对陷入困境的人，她会以简单而亲切的方式为其排忧解难。原计划中那一年的毕业典礼提前，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雨季来临前搬迁到新校址去。而妻子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硬是撑到了毕业典礼之后。春季学期在一周后结束，她也在6月6日撒手人寰，而那时，大学已经开始了搬迁。周日下午举行了葬礼，地点是在医学院旁边的小教堂里，刘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礼，整个过程优雅庄重。随后，棺椁被送到了大学旁边的公墓里，在那儿，她是第一个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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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她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让我一生满足，而我们的婚姻生活又是如此幸福。我一直独身，不愿意再娶。迅速成长的燕大可以让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学生们也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对他们犹如父辈一般关爱。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燕大的工作上。我的家事则由几个教职工的太太帮忙料理，这样我在国内和国外出差时就不会有顾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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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乔治·库里夫妇打算送我一座校务长官邸，这是在燕大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们要建立一座中式的靠湖边的房子，并且这房子位于学校的中心。可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于是，我告诉他们我可以住在学生公寓里，或者教学楼里也可以。但是他们坚持要赠送，否则不会捐助任何钱。我于是提出客厅、饭厅和两三间卧室留给学校，我自己住一个小套间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大家都同意了，于是，以后去费城，库里家的客房就成了我住的地方。一座漂亮的官邸[43]建立在燕大，而这也让我得到了两位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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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独子也叫约翰，和我的名字一样，他在美国上大学并且留在了那里。西方文化让我的童年充满痛苦，但是他没有尝到，我对他的教育特意做了准备，而他在南京和北京的环境也和当年我在杭州时不一样，这些年来，美国人的视角也国际化了。按说，他初回美国上学那段时间应该很难熬，中国出生的经历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这些居然让他在朋友里得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在宗教方面他也是按部就班的，上大学之前，他问我如何看待他以后毕业的事，特别是神职方面的。我告诉他先别去考虑那些，先适应大学的课程再说。他一直倾向于牧师，但是我告诉他先遏制这种念头，事实上宗教信念一直在他血液中流淌，他不会未经考虑就贸然行事。后来，我也理解了他，他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于是，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能够继承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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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华李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学习，“杰克”（小约翰的别名）遵循着宗教行为规范，但是他身上也有年轻人的活泼和对人性的热爱。我非常满意的一点是，他对当代神学存有争议但是也有宗教的使命感。我不谈个人的希望，其实他的性格更适合留在南方。与南方本地人相比，他的世界观要开阔得多，这是因为我的关系和他过去在北京生活的背景造成的，这些让他拥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告知他一些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告诉他要学会尊重矛盾双方的观点，不要把重点放在理所当然上，也就是人民大众的需求和传教士的天职。他难免是要接触传教工作的，但是和我完全相反的是，他对传教工作丝毫不抵触。这也让他有一个欢乐的童年，不过他的经历也不是带有普遍性的。过去外国人传教被认为是神职人员最高的奉献，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时过境迁。因为约翰的个性特点，和中国当时正处于战乱中，所以，他选择了留在美国。虽然他当时在选择上也犹豫过，但是和我当年相比实在是差远了。自从妻子去世后，我和儿子虽然身处世界两端，心却紧紧相连。我们经常通信，我熟悉他的日常生活，也熟悉他的内心事业。他最初在弗吉尼亚做牧师，后来去了南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的一所教堂任职，他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他延续了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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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4.两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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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令人激动的亲身经历都是在我来往于中美之间发生的，但是，大学校务和这些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幸拜访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听过我在华盛顿中央长老会教堂发表的演讲，不久后我应邀与他会面，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这发生在我在南京任教期间。我9岁的儿子和我同去，他显得兴奋而恐慌，总统对他说：“你的名字是约翰·雷登·威尔逊吗？”儿子答道：“不是，先生，我随我爸爸姓！”为人谦和的威尔逊总统给了我儿子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赠J.LS.Jr.，好友威尔逊”。这张卡片约翰到现在还留着，挂在书房里的镜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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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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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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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罗斯福[44]新上任时，我刚好赶回美国，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那时候，经济大萧条初见端倪。两个月后，罗斯福听说一位在华传教士回到美国，于是，我就这样被他召去了白宫。要知道，之前日军空袭上海，激起了全世界人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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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总统的心思不是经济大萧条而是中国。他有自己的为人处事技巧。我进去之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但是工作人员说这很正常。进去后，我们聊起了大学和德拉诺家族[45]的广州快速帆船生意，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得到了缓解。我和他说起了一年前该家族中的一位海军陆战队上校的太太去世的情况，我当时极度悲伤，在北京郊外的日军火葬厂举行了葬礼。到这个时候，我彻底轻松了下来。罗斯福总统想知道如果不打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并且强调，如果打仗战争至少会持续5年，能避免就避免。当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多时，我忽然意识到过了拜访时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主动提出离开。总统注意到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有一支南美代表团在外面急得跺脚呢，他轻松地化解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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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在1930年6月17日授予了我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院长斯图斯·特洛布瑞芝是这样表彰我的：“约翰·雷登·斯图亚特，中国燕京大学校务长。古老的东方帝国是他的诞生地，他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熏陶，后来，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又让他得以深造。回到中国后，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大力开展基督教教育运动，并得到了大家的赞扬。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合作，他推进了年轻的民国发展，并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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