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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的校长吴雷川是当晚的司仪。在蒋校长讲话后，他请大家离去，但是大家不肯离开，一定要司徒校务长亲自发言。终于，校务长起身讲话，这段讲话非常符合他本人的性格。他说实在无法想象居然可以有这样一个豪华的庆典，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次的庆典活动，是对中国人的高雅礼节的充分体现、是对友谊的热爱、是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人际纽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这也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只存在60年就可以享受如此富丽堂皇的庆祝的原因所在。当晚，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庞大的燕大家庭的成员，都沉浸在这发自肺腑的喜悦中，相比之前的一切官方贺辞，这才是对司徒雷登校务长最好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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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访问者在6月24日这天来到校务长的官邸，大家祝福他长命百岁。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充满了洋洋喜气，大门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寿”字，在它下方是随风飘动的色彩斑斓的飘带。包括这些摆设在内，和大大小小的灯泡，都是电力部职工赠送的，这再次体现出工人、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正是燕大引以为傲的优秀之处。勤杂人员赠司徒博士匾额，这是下午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在中国，匾额是一种表达欣赏和感激之情的物品，在一块油漆好的木板上，用优雅的书法大字篆刻上赞美之词。送匾的人将匾额悬挂在接受者家大门的上方，让其荣誉昭示天下。游行队伍会在赠送仪式开始之前，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至府邸。送礼的队伍吹吹打打地绕过整个校园，好不热闹。校园勤杂工的工头和一处校舍区的看门人是领头人，他们身后跟着的队伍由大学内所有的工人和杂务人员组成，其中也混杂了一些学校职工和附近村庄的小孩。他们在抵达校务长官邸之前，先欢天喜地地绕着校园和校舍区走了一圈。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匾额终于到达府邸。工人们被请到屋子里享用潘趣酒[48]，在这里，工人们与尊贵的校友和贵宾们享受到了同等待遇。宾客们在一个小时后也去了餐厅喝茶聊天。茶点委员会的姑娘和大婶们感慨，这辈子就没见过茶点“消费”得如此之快。“有教无类”正是匾额上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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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孩子在工人送匾仪式完毕后走了上来，以黄维廉[49]和李约翰为首，他们身着中国传统绅士服装，率领孩子送上两个卷轴作为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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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施福礼堂举行的娱乐活动，是这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手捧花束的校务长被准时接送到场，大幕在他刚走到会场前方时徐徐升起。对校务长的赞美致辞是第一个节目，节目中赞扬他的人格体现出燕大的精神，在他辛劳的筹资下，才有了燕大的今天。发言者在问候诸位校友后，向大学高层致敬。过去一年中社会混乱和动荡，而管理层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发言所强调的内容，并祝福他们未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将燕京精神传递到每个阶层，领导层都应向校务长学习，共同开创新的道路。他发言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学生代表赠送给他一幅华丽的刺绣画，象征着“松柏精神”。在全场的掌声中，两名女生接下了校务长手中的刺绣，送出了大厅。接着，所有人员全部起立，要知道此时的大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郑重地对校务长三鞠躬。校务长本人则用中文做了一段恰到好处、文辞优雅的发言。在高年级学生代表致辞后，娱乐节目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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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半时节目开始，午夜时分结束。而辛劳了一整天的司徒雷登始终兴致高昂地坐在那里欣赏表演。这就是他深受中国人爱戴的原因，在这时最能体现他的彬彬有礼和处事老练。作为记者，我一整晚都在场内走来走去，11点半时，我在贝施福的露台上遇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负责文娱表演的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她因受不了而出来透气。我向她询问了对今晚活动的看法，她用崇敬和讶异的口气回答我说：“想不到司徒校务长居然还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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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司徒校务长规定了自己不收任何礼物，“司徒奖励基金会”将收下所有赠送的纪念品。不过，他个人没办法拒接锦旗和条幅，而教职工、学生和勤杂工则为奖学金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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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六章 中国的达官显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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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学生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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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杭州，我的朋友圈主要以教会雇员（如布道士、教师）为主。忠厚、可靠、顺从的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人生和传教士的使命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的观念很狭隘，对教堂内和社会上中国同胞的认识更加现实。教堂成员很少有成为朋友的，但也算得上礼尚往来。我们常常为农民准备午饭，农民种地、采集桑叶，辛苦一上午后，在餐桌上狼吞虎咽，我吃一碗半米饭的时间，他们已经吃了五大碗。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生活，也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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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我的朋友都是中国同事。经过教会培训的人素质比较高，大家都认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我的老师是个作家，他非常儒雅，和我们走得很近。金陵大学中的很多教职工和其他城里人都和我有着不错的关系，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同我见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是第二代基督徒，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在育英书院[50]学会英语后，进入邮局工作，而后决定进入教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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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博士是我来南京不久后认识的，他的母亲是上海一家教会学校的舍监。在去美国留学后，他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并得到了博士帽后荣归故里。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现代政府高等教育的雏形，也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招募了50名“归国留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都受到过西方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南大学的发展进程。第一次我同他会面时，他还算是“稀有物种”。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方面的人才。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著名基督教领袖和外交家、政治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外交部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后来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长，我是在听到他的演讲后才跟他结识的，他的父亲是宁波圣公会[51]的一位布道士。如果早年去传教士家中拜访，会被迫走“下人”或者“商贩”的通道，这让他对基督教充满了厌恶感，不过，在那之后他成了一名基督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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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那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归国留学生”。他们和我志趣相投，他们也知道自身的弱点。他们从海外镀金回来，国人敬重他们，认为高学历就应该有高收入。可是，他们自己看得并不清楚。他们有时甚至有些异想天开，认为只有高薪和高职位才适合他们。他们骄傲自大，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理论是空谈，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虽然如此，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对祖国的热爱，很难想象落后的中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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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云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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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个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国的早期印象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上下逐渐觉醒。一直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蛰伏着，在外国的百般凌辱蹂躏中这种情绪终于爆发。在我来中国的前10年间，甲午战争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令民众担忧的事情是列强可能会瓜分中国，而今天的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就站在分离的边缘。海约翰[52]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分裂，可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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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那是我做传教士的第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中国的青年迫切想学习到抵御西方侵略的秘诀，于是，一批又一批有志者纷纷离开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去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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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慈禧太后和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同时去世，那一年我搬到了南京，一个和我3岁的小儿子同一年出生的婴儿担负起了清王朝的帝国重任。尽管起义多次被清王朝秘密镇压，但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依旧笼罩着全中国。1911年10月10日，革命提前来临。在缺乏周密计划的前提下，革命的火焰还是迅速蔓延到了全中国。我所居住的南京，在这场革命中做了“抵抗”，那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军事冲突。时至今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依旧激动万分。在当时，很多学生冒着会被政府就地处决的风险剪掉了辫子。在所有教会学校里的西方老师的帮助下，学生们秘密逃往城外。每天都有那么一个小时，在江畔的城门打开后，已经剪掉辫子的男学生将还没丢掉的辫子固定在帽子里，在我们这些西方老师的指引下，陆续从城门的守卫旁经过，而后逃到城外去。没有苦力帮忙，他们只能自己扛着大包的行李，并且还要时时刻刻小心扎得不紧的辫子从帽子里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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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临时为美联社做起了通讯记者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抵达了南京，我可以有幸常常见到这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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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南京召开临时大会，出席会议的只有我一个外国人。这次会议上，孙博士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并拒绝继续担任总统一职。孙博士认为由于自己在国外待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无法胜任所必需的建设和行政工作，提出由袁世凯（他劝溥仪退下皇位）在保证支持共和路线的前提下继任总统一职，并敦促大会予以支持。那些年轻的孙中山的追随者们提出强烈抗议，而孙中山的老战友们也对袁世凯又讥讽又恐惧。最终，大会勉强通过了孙中山的决议。众人的担心最后成为了现实，在朋友和家人的怂恿下，袁世凯居然想称帝，可他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袁世凯有一个侄女，英文名为宝林，一次，她给我看了各种模仿上海报纸的虚假社论，正是因为这些呼吁袁世凯登基的虚假社论，让袁世凯被骗得晕头转向，认定了这就是“人们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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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接触到了革命主义的核心群体。我坚信孙中山是一个诚实真挚的人，他的全部热忱都投入到了爱国的行动之中。只是因为他在国外太久，以至于他和国内的形势完全脱节了。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他领导着共和政府挨过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在1924年的演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其助手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作为了1926年和1927年北伐的宗旨。1925年，孙中山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了孙先生的基督教式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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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人的姐姐是孙中山的夫人，她深爱着自己的先生，并用一生的努力来实践着“三民主义”。后来，她发现身边的人距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于是，她便转向了共产党的阵营。虽然她今天的位置是名誉性的，但是她依旧拥有极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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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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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我来到北京时，注意到一股新的思潮涌动在学生之间。那年的5月4日，大规模的游行在学生中间爆发，因为中国决策层对于日本的妥协态度惹怒了全国人民，一些学生袭击了三名高官的府邸。使馆区成了高官们的避难所，他们紧急收拾了家私连同家人一起躲了进去。当局逮捕了学生领袖，并将他们囚禁在一所临时改成监狱的法学院内。对此，学生们愤然抗议，要求与他们的领袖一起坐牢。类似的行动瞬间蔓延全国，一些地方上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尽管如此，仍有更多的学生自己往监狱里钻。摇摇欲坠的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将进行爱国运动的学生看作是罪犯，那么真正的亲日叛徒就会被姑息，当局将会颜面无存，威信也会一天天下跌。相反，如果当局承认学生攻击官员是正确的，那么可怕的日本可能就会采取某种报复。因此，学生被老谋深算的总统下令释放。可学生们拒绝出狱，就像是腓立比的保罗[53]那样，学生们要求官方宣布他们自由并撤销一切指控。事情到了这一步，学生们成了“坏人”，政府却保住了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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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刚好被安排去北京参加毕业典礼，一个附近的卫理公会教堂的毕业班需要我去做临别毕业宗教仪式的布道。在此之前，总统徐世昌[54]公开保证，派两名高官去“慰问”被释放的学生，而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正是他选定的时间。所有学生簇拥着被释放的人，各自学校的人兴奋地将各自学校的英雄护送回去。本来，我的布道是专门为大学毕业生准备的，结果由于这样，面对台下少得可怜的中学生听众，我不得不草草地大段修改演讲稿。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未来学子们接触的情景。与他们面晤是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向他们清楚地表示了自己对于爱国运动的同情。未来的战乱年代里，每每学生们加入类似的抗议游行时，他们都会明白我的立场。“心心相印”这个词用在这里刚好合适，在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里，燕大的地位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我和学生们之间的互相体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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