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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辩解：“理是这个理，可数百年来中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品德是忠心。想让他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就需要和他搞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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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被我这番话气得够呛，最后他冷静下来后说：“好吧，你跟他说，他只要坚守阵地，我就会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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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济南，我们建议韩复榘去拜访蒋介石。后来，他去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并取得了其谅解。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关系，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人到了山东。1937年，日军发动进攻，韩复榘没有守住立场，他犹豫不决，最后带领军队向西撤退。他被蒋委员长派去的人逮捕，最后在军事审判后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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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韩复榘经历相似的是宋哲元[58]，但不同的是，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在对入侵的日军进行抵抗。当时，河北省（北京位于河北境内）由他负责管理，他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无法抉择。我曾对蒋委员长劝谏，如果宋哲元能够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那么他一定会忠心耿耿，誓死抵抗入侵的日军。卢沟桥事变之后，他被蒋介石督促去省会保定抗战。但是，他却在一次日军的奇袭后悄悄溜走了。如果北方形势和今天大不一样，那一定是他当时听从了蒋介石的指挥，可惜他并没有这样做。等他后悔开始积极抵抗占领北方的日军时，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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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作霖和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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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掌权满洲[59]时，我曾经去过几次。他们待人非常友善，并且慷慨为燕京大学捐款。第一次和张作霖会面时，他坐在一张两旁是两头栩栩如生的老虎的龙椅上。他拥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和算不上高的个子。张作霖能够坐上满洲第一把交椅，完全是靠一步步的努力向上爬，他出身于联村保安队。在他的一生里，他不断与日本人周旋，并且不曾屈服。1928年的4月，他曾经进军北京，并且占据了整个城市，后来又被赶出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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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我匆匆忙忙沿着欧洲—西伯利亚线赶回燕大去参加毕业典礼。苏格兰传教士朋友在我抵达奉天[60]时告诉我，那位满洲一代枭雄张作霖出了大事。他乘坐的北京回奉天的火车在距离奉天几公里外穿越桥梁时爆炸了，张作霖身受重伤。而事实上，他已经遇害了，这是那些传教士偷偷告诉我的。尽管全城公布了官方消息，说是张作霖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请市民们不要惊慌，像平常一样生活，而实际上真正的消息已经由医护人员传到了他们那里。年仅22岁的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立即飞回东北准备接权。后来，张学良告诉我，他的父亲在那列火车上曾三次和日本人接触，日本人劝诱他在公文上签字，日本人希望在南满洲得到更大的权力。在最后一次，张作霖得到了日本人的公然警告，他如果想活着抵达奉天，就必须按照他们的心意办。一位到过爆炸现场的英国工程师向我解释，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日本人做的。4万日本士兵被派来随时待命，只等张作霖去世的消息正式传开后，他们收到“恢复秩序”的信号时，就立即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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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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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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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生前纵然有千错万错，但由于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所以他立刻就成了爱国英雄。为了阻止日本人趁乱控制局面，张作霖的手下散布消息，说他还活着。我回到北京的几个星期后，张作霖的死讯才传了出来。后来，少帅和我说，吊唁时日方派出了林男爵，私下里林男爵将相同的文件拿给他签名。张学良向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闭上眼睛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他做好了吃日本人子弹的准备。三年后，没有死心的日本人伪造了一场铁路爆炸，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奉天事变），厚颜无耻的日本吞并了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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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导火索之一也许是少帅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之前的一再逼迫。耗尽耐心的四名日本上校最后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寻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整个满洲被以天皇的名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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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H.史汀生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准备抗议，并跨洋与英国外交大臣商议，很快他收到了约翰·西蒙爵士的回答：没有兴趣。时至今日，我依旧相信，如果当时拿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外交说帖，属下破坏军纪的行为就会被日本政府所谴责。趁着当时事情还没闹大，日本政府如果反悔并不会伤及颜面。在对这件事情进行商讨之后，国联[61]派出了李顿调查团[62]前往当地，可一切都已经晚了。日本人察觉西方列强并不想卷入到这场是非当中，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团结起来反对。以此为榜样，墨索里尼吞并了阿比西尼亚[63]，而后，希特勒也跟着效仿。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初，英美能够采取及时、坚决、团结的行动，这一系列的历史悲剧恐怕都可以避免。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政府每年都会纪念这一天，感到耻辱的广大学生发誓，历史绝对不会再次重演。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将永远刻在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间。当时，我似乎可以看到一片乌云从东海上飘来，将整个华北的天空笼罩，似乎在预言它无法逃脱沦陷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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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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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们得知了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所有认识张学良的人都能够理解他这样的做法，都懂得他完全是出于爱国才那样做的。而多年以后，张学良在私下或者公开的场合里，都会承认当年自己的做法完全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不便多说。手段拙劣、愚蠢至极是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但是，我依然理解他是在看到中国人被国内矛盾搞得元气大伤，整个民族处在危机的边缘，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完全是一腔热血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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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军阀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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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在中国叱咤风云20年的人物，也是我此刻要谈起的人物，他有时会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是个体态庞大、脸颊很宽的人，他性格豪爽、强势、直率，可惜却喜怒无常。他曾经皈依基督教，那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问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克伦威尔[64]和早期的冯玉祥很像，他们的军队都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有一段时间，他的军队里甚至还有随军牧师。但当他被张作霖打败以后，这些牧师就不见了。后来，冯玉祥从基督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回到南京后，他又站到了共和主义的队伍里。抗战期间，爱国的他加入了战斗，可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他实际的军权。抗战胜利后，他买了共产党的期货，可后来在去苏联的路上神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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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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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当时，他对蒋介石颇有微词。他到达南京后，官居一职，可因为不满又离开了。后来，他去了泰山隐居。傅泾波和我曾经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他正在读一本古籍，并练习毛笔字，他的书法十分有名。“如果他们不再互相倾轧，我就回南京去。”他语气狠狠地对我说，“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抵抗日本人，给我最高官位我能做，给我最卑微的差事我也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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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肩周炎发作了，正巧去拜访他。他知道我的问题后，立即拿出了一种膏药。这膏药是北京一家有名的药店出品，成分以熊脂和虎骨粉为主，冯玉祥司令一直将这种膏药随身携带。他坚持亲自为我上药，我将左肩的衣服脱下，他在我肩膀的前后方各贴了一块，这期间，他的助手还照了张相。最后，也不知道是药膏的作用，还是美国传教士大夫的治疗，又或者是逃离了南京潮湿的气候，总之，当我抵达北京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而后在一次重庆的招待会上，这件事被冯司令当作笑话一样地讲了出来，下面的宾客被逗得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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