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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见到冯玉祥时，是在重庆。当时，他正在读乔治·华盛顿传记的中文译本。谈起美国的革命，他颇有兴致地讲到卖国求荣的叛徒，饥寒交迫的民众，和溃不成军的部队，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中国人还没受过这样的罪，所以，一定能够熬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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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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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65]和白崇禧[66]司令同广东的陈济棠[67]司令在1933年联合起来对抗国民政府。陈济棠最大的问题是腐败，他想独立的唯一目的是想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而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爱国志士，他们是担忧国民政府会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我和李宗仁先生曾经有两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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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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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如果蒋介石不打你而打日本，你会支持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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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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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我确信他会的，你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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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倔强的人，不过可以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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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最后问，“我去找证据给你们，让你们两个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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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到上海后和几位国民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交谈，有一位对我说：“前段时间我们也派去了几个使者，但是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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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反问，“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觉得宋子文怎么样？他是个大人物，肯定可以打破对方的联盟，赢得李宗仁和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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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子文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根本没有时间去谈判。于是，我询问委员长是否能亲自前去，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样太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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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蒋介石还是决定亲自前往，他不顾自身安危，闯入了敌人阵营。也是从那开始，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成了极好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紧密协作。国民大会在1948年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被选举为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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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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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才好、文笔好、为人亲善、缺乏道德标准的汪精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是标准的“革命投机者”。他也是唯一同重庆国民政府闹翻、同日本人媾和的人。他没有得到爱国民众的支持，只好离开重庆去日本，并担任日军控制区的南京傀儡政权的领导。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而汪精卫本人却认为这是和平运动，并认为自己是英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做这件事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一、他在诸多事情上与其他领导人意见相反；二、对蒋介石的嫉妒；三、对战争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而战争结束前，汪精卫死于东京，他被中国人永远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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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员长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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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成立不久，我去了南京，目的是为了结识新的领导人。我与蒋介石会面是通过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和统治者的风范令我折服。我亲访过新政府中众多显赫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他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实现。这让我十分高兴，也让我回想起1911年革命先驱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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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这年早些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当年，眼见自己创建的共和政权要毁在军阀混战上，孙中山毅然从广州发兵北上展开大规模讨伐，以恢复国家和平团结。美国等国接到了他的求助，只有苏联回应了他，提供援助并派来顾问。鲍罗廷和加仑是苏联顾问团中的两位英才，在他们的帮助下，1920年，国民党以苏联模式重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但改组依旧，北伐也是这两个人策划的。从广州到汉口，他们的队伍沿着铁路前行，并在汉口建立了临时政府。军队在路上无法无天，打着针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旗号，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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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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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率领另一支部队沿海岸线北上，但是途中苏联顾问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策略。这个举措受到了上海商界的欢迎，不过，在其他党派看来这是“蒋介石向无耻的资本家投降”。这次他们和共产党决裂了。清算本来积极活跃的武汉各地政府，那些返程的苏联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也受到了冲击。当时，跟随苏联人回程的中国人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赫然在列，她的秘书是一位燕大毕业的男生。他们在莫斯科进行了短暂的逗留，孙夫人意识到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是她连同她的队伍一起撤到了柏林。一年多后，我们在那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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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4日，武汉地区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委员长变节之前，企图让委员长和其他西方国家闹僵，他们派出一队士兵去杀害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而他们的目标多为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依旧蒙在鼓里。传教士的温和与友善，唤醒了中国人心里的良知，他们无法对这些人下手。我的弟弟华伦当时在金陵神学院任职，他的太太和其他女性都被送到了秦淮河中央的炮艇上避难，男人们则还在坚守岗位。一群士兵闯入了华伦家，华伦与他们谈话，劝说他们放下屠刀。军人忽然开枪，打碎了他身后的木制品。危急关头，一位衣衫褴褛的男士从围观群众中走了出来，他拉着华伦离开。这人是个黄包车夫，过去在华伦生病时与他有过交情。华伦被他带到了一个脏兮兮的棚户区，那里是他的家，他告诉邻居不能走漏风声。他将华伦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并把华伦藏在了破烂的被褥中。度过了一天后，这人回来告诉华伦，金陵大学的学生正在寻找外国人，他们会被护送到更安全的学校去，随后，他将东西还给了华伦，并将他送回到了学生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