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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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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审问的另一个问题是燕大的实质和目的。我明白，对此日军一直感到迷惑。这些人认为，一个私人机构不该只纯粹为了宗教和慈善事业而活动。审讯期间，我得知我要被一个高层官员亲自审讯重要的事情，当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担心是我们中间有人犯了错。幸运的是，这位高层官员进门后只是打听学校资金方面的需求，他说每年都会有一大笔补贴，问我能否接受，当然，这笔钱在名义上是傀儡政府给予的。于是，我对他解释，就连美国政府也没有给过燕大一分钱，燕大只接受私人自愿捐助，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款项。这位高官惊讶万分，甚至连日本人本能的礼仪都忘记了，他离开房间时甚至都没有说句告辞。对于我的话，那些审讯官也都觉得难以置信。这种事在他们眼里非常奇特，他们甚至停止了对美国政府渗透的调查，而所有的话题都改成了他们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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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介石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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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我的关系是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和傅泾波在“七七事变”后，每年春天都会去香港，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68]）的会议在那里举行，而我是这个组织的董事之一。这个组织最初一年开会是在汉口，而后就一直固定在重庆。从北京到汉口和重庆的路线是最近的，当然也是唯一的，尽管绕过了整个中国。先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然后乘船抵达香港，最后再乘飞机向西飞，当然日本人的驱逐和骚扰也是一路上需要提防和警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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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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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旅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原因有两个：一是可以展示燕大虽然沦陷，但依旧全力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二来，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事情的进度，要知道，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经由日方审核过的。如果能够得到最真实的情报，最好是好的情报，那么师生们的士气也许不会这样低落。幸运的是，我带回的都是好消息。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大学的沦陷情况，这些都是我带给教育部的常规性报告。不管哪一次，这样的旅行都是激动人心的，与政府官员甚至是委员长见面、会谈都是经常性的，也会举办集会，召集传教士、燕大的校友等等。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地安排与他人见面。而第一次在重庆开会时，某一个下午我又一次经历了恐怖的空袭。在那之前，我约定了与委员长及其夫人共进晚餐，正在我等车时，忽然天空飞过27架轰炸机，这些轰炸机排成了V字形。而当天的轰炸极为惨烈，在第二天早上清查时，道路两旁的建筑全被炸毁，长度达到1英里半，路上布满了烧焦的尸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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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69]是我的老朋友，在我第一次从重庆回来后，我将见闻说与他听。当时，王克敏是日军北方傀儡政权的领导。在此之前，他一直举棋不定，一直在斟酌是否接受这个卖国的职位，为日本人效劳。我对他说，在蒋介石委员长的带领下，全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誓死坚决抵抗日本人的入侵。他知道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向我询问，是否可以由他来安排，让我去和日本人说这番话。当然，日本人早就知道我在全国各处走动的事情，可因为我的身份是中立国的公民，日本人无法阻止。王克敏提出的是一个危险的提议，但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傅泾波和勇敢的翻译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去见了日本人。这件事情导致的结果是，每次去重庆之前，我都极为大胆地对日本当局喊话，问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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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让审判官感兴趣的是，我走访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回答，蒋委员长是一位洋溢着激情的爱国志士，他会义无反顾地保护祖国抵抗入侵者。我还提醒，日本人既然号称自己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么就请你们一定要尊敬蒋介石先生。同时，我向他们解释，中日在经济文化友好交流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也是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看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中日能够保持良好关系。可是非常不幸，日本领导采取的策略截然相反。虽然如此，就我和委员长以及其他所有中国人的关系，我真心期盼事情可以好转。可我也懂得，蒋介石和其他人提倡反日，其实是在提倡反对暴力和入侵。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他们，尽管他们声称自己的意图被世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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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位燕大的日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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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日本人和平努力的关系是第四个问题。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日军深陷泥潭，胜利的曙光遥不可及，很多人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这其中也包括很多有影响力的官员甚至军队领导人。我与很多日本人有过接触，而我的秘书甚至还去过两次东京。当然，这主要是他自己的意愿，只是得到了我的准许而已。我的回复十分笼统，没有任何名字和具体细节的提供，只告诉他们去的是我从前的秘书。我心里明白，他一定能够保护自己。后来我去重庆，我和委员长得到日本国内和平人士的口信，他们想知道委员长答应和解的条件是什么，最后，我带回了答案（但不是官方态度）。委员长开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还是非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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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四次审讯，负责的官员始终都是小心翼翼、彬彬有礼的。在这之前，我听说被审问者通常会被对方恐吓，这种事情并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每次审问之前，他们都会叫我一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待一两个小时。经历过一次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引起人恐慌的心理技巧，我只有强迫自己放松对待。那些审讯桌上摞着的厚厚的日文卷宗都是关于我的。在对我的问话里，这些档案常常被涉及到。审问的最后一天，我们友好地道别，管理此事的官员告诉我，他非常尊重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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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攻占北京不久，我得到了一个又一个日本人的忠告，他们建议我聘请一位日本老师来燕大教书，这位老师由日本政府指定，其所有的费用也由日本政府一并承担。在那些建议此事的人里，有些是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提出的，但这些人的话语中多少都有些威胁的味道。当时，日本人势力强大，这让我感到非常棘手。不过，我已经有了答案，就算关掉燕京大学，也要保持其独立性。等日本人彻底死心后，我才向同事提起了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学者这件事，这样，就没有人怀疑我们政治上的不纯动机了。同事们也接受了这个提议，中方人员也没有反对，并且还认为这样的举动才能体现基督教的高尚情怀和开放胸襟，还可以反驳日方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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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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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三四名日本知名学者中选中了鸟居龙藏[70]博士。他在中国进行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其学术论文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一年，他已经70岁高龄了，他安静地在日本生活，他对日本的军方活动非常反感。我向日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通报了学校的决定，而这位秘书声称我们不可能请到鸟居博士，我马上回复他，博士已经接受了邀请函。我们需要保护他免受军方压力，这是鸟居博士唯一的条件，我们保证，只要他在校园里待着就不会有任何事。他有两位助手，一个是英文助手，一个是法语助手，这两位助手都是他可爱的女儿，他太太和女儿们都协助他研究。鸟居博士还有一个独子，已经应征入伍在陆军服役。尽管反日情绪高涨，但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鸟居博士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让人欣慰万分。鸟居博士一家是日本人最高尚、最有修养阶层的代表，他们是真正拥有国际化视野和胸襟的人。他们自由地参加社交活动，但尽可能地避免尴尬场面。有时候，我们会允许优秀的同学同鸟居一家去实地考察，以此作为对学生的奖励，鸟居一家的崇高精神也让学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博士的一位女儿嫁给了一个学生。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居住在城里的鸟居博士家穷困潦倒，只能靠两个女儿来贴补家用。而鸟居博士却拒绝了来自日本国内的一切援助。他说：“一朝燕大，永世燕大。”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意开着自己的车载鸟居博士回到原先的居住地，许多人在那里欢迎他，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那时，战争对博士的神经造成了重创，我们决定按照他原来的指示为他养老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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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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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德[71]博士在某一天前来拜访。他是传教医生，活动范围通常在山西省内。他无法忍受日军在山西的残酷暴行，他不愿意逆来顺受——跟着中国信徒和他所在的教区，要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抵抗，甚至都不敢发出反抗的声音，他知道，美国的战略物资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这期间的微妙不言而喻。他必须要对美国人民说，美国是帮凶，因为他们邪恶地进行军火交易。只要日本人还占领中国一天，他就必须辞职，离开传教委员会，并且身无分文地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没有把握让民众听他诉说，并且资金也是严峻的问题。公共演讲在他的学生时代还算拿手，心中燃起的信念是他唯一的支持，他要救赎自己的心灵，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他效仿希伯来的先知，忍受着艰难困苦，怀揣着信念踏上旅程。他愤然地和我说起日军的暴行，并且担心，这样下去中国迟早会亡国。他向我咨询建议，我只能和他说，别把精力浪费在我的身上，这种激情演说应该在美国进行，让美国的民众听到。果然，他回到美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他进入了国会，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人庆幸的是，当时美国建立起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和周以德的想法吻合。他回到美国时，正好遇到委员会在四处寻找演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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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避难所——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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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年里，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中，我们努力守住了这片不大的自由绿洲。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我们不被逆境击垮的信心，是为了巩固学校的宗旨。不仅仅是对紧急事件的处理上需要体现这一点，长期的发展更要受到这一点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的招生对象是全国各省和海外，但在日军入侵的这4年中，我们的招生范围被缩小到京津地区。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文化控制，很多人投奔到了燕大。燕大尽可能地接纳这些学生，导致宿舍满员，卫生条件明显恶化。可总体来说，虽然这4年生活艰苦，但是大家都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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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17055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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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八章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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