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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校长到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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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被偷袭之前，有那么几个星期，焦急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件大事的发生，以此来打破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的国际局势走向谁也说不清楚。秋天的华北气候宜人、秋高气爽，可校园上空却像是笼罩了一层阴霾。天津校友会邀请我去做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断地向后延迟日期，潜意识里总是担心会出事。而最后，在12月7日，那是个周末，我还是决定去天津做短暂访问，并且在内心里不断安抚自己，不会在路上出事。到了周一清晨，准备回京的我却发现局势突然改变，日本人已经迅速控制局势。日军很快发现了我，他们命两名军警护送我回京。虽然二人非常有礼貌，可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我一步都不能走出他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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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坐着火车被押回北京的，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担心一下火车就会被枪决，或者面临严刑拷打。北京南大门（前门）矗立着火车站，而美国领事馆就在附近。我离开火车站走向领事馆，在这段路程里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一进领事馆，我就被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军营的大门。这座主楼里，当时关押了将近200名海军陆战队员。走到三楼时，我见到了一些老友，这让我松了一口气。50名英美人士被关在这座楼里，他们被一道墙分开了，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可以进行往来。而这群人十分混杂，什么人都有。我看到了亨利·霍顿[72]医生，斯奈珀医生和特雷弗·鲍文先生，他们都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谁都无法想到，这三个人陪我走完了漫长的囚徒生涯。也许人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因为我选了一个距离他们很近的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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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的美国人里，有一两个记者和一名孤独的传教士，我还发现了几名海军陆战队的前成员，他们是瘾君子，同时也是毒品贩子。剩下的其他人无须形容了，要知道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初，我感到十分不适，被褥不够用，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不过，在饮食上还是幸运的，我们和海军陆战队员一起吃饭，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出手干预。我们得到的食物越来越少，并且质量越来越差。而这也是我对生命的一次体验，让我看到在极度的饥饿来临时，一个成年的美国人是怎样丢弃礼义廉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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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囚禁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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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战争如何爆发的谣言在囚犯中弥漫着，这些谣言要多夸张有多夸张，最开始我们拒绝睁开眼睛，珍珠港事件、在马来西亚海岸两艘英军战舰被击沉，以及后来那些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消息，我们都拒绝相信。在我意识到珍珠港惨剧的真相后，心里却对日军这种懦弱的行为叫好。这些年来，我一直暗中将机密情报发送给燕大董事会，提醒他们要尽快处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否则他们一定会后悔。这些报告流传在一些重要领导之间，可不管我如何警告，这些人都无动于衷，对此我十分失望。所以我认为，珍珠港事件的出现是一个转机，它能够打醒美国人。事实上，我十分放心，只要美国人行动起来，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美国人的脾性日本人了解得太少，在历史书里，珍珠港事件将会被记录成最得不偿失的胜利。用中国人的谚语来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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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监禁生活足足过了一个月，幸而还算舒适。我们需要干活，其中一些同伴与日本人发生了摩擦。接二连三的都是坏消息，不过圣诞节时有人来探望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节。第四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其他人被释放了，而前面那三个人和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家聚在一起，一个军官在致告别辞。我们四个非常疑惑，为什么我们会被留下？留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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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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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稍晚一些，我们四个人来到了霍顿大夫的官邸。霍顿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他把家安置在一座清代的王爷府内，那里景色优美。而屋子的内部已经装上了现代管道等设施，他使用着一群训练有素的用人。在后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鸟笼，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居住在单独的、配有卫生间的房间里，还有巨大的天井可以休息。偶尔，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门外老朋友的身影。霍顿大夫的生日甚至还有人上门祝寿。能做这样的囚犯，也称得上是享清福了。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坏消息不断，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丝希望。我们幻想着一切都能够变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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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3.1500夜，拼字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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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守卫通知我们要搬家了。日本人能够同意我们去新的囚禁地，是我们三番四次理论的结果。那里是一个英国商人府邸荒凉的后院。我们被允许可以带走霍顿大夫的家具。在新的囚禁地里，有7名守卫驻扎在前院，并霸占了唯一的卫生间。一个边长20英尺的正方形小院子位于后面，该处地面的水泥都已经裂开。环绕院子的小办公室是我们的居住地。它将记录下我们未来3年零8个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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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的访问教授斯奈珀大夫是荷兰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过去我们在霍顿家时，他太太常常来探访他。而搬迁后，他需要做出选择，要么他太太进来和我们一起囚禁，要么他再也不能见到她。他选择了前者，我们的空间也因此变得更加拥挤，不过我们大家的生活也因为他太太的入住而增添了几分色彩。一些小道消息时不时传来，据说我们可能跟着“康脱凡弟”号轮船离开，被送到“格瑞普效”号上。而“康脱凡弟”号却一直在推迟，直到最后据说6月才能从上海出发。每天，我们都兴奋地等着救兵，看到希望后这样的囚禁生活才有些幸福。可当到了约定的时间时，我们谁都没有被接走，远航的旅途上只有轮船自己。到9月份时，斯奈珀夫妇被一艘英国人质交换船接走了。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还好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听到传言，“格瑞普效”号一年后将会第二次起航将我们接走。可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枯燥的囚徒生活已经将我们折磨得心力憔悴。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为了解救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燕京董事会及其他朋友已经竭尽全力，而我们也是美国国务院设定的重点抢救名单的第一位，国务院声称，如果日本人想要交换人质，那么必须把我们交出来，否则就别想！最后，我们的命运在东京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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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北京方面的日军接到协议后，竟然将它撕毁了。我们立即心灰意冷了，看来我们要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了。直到获释前，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鲍文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就算在轮船离港前，他认定哪怕是最后一秒，我们也一定会被送上去。我们劝他，他说得虽然有理，可现实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担心他弄懂了无法获释的真相后崩溃。但是第二天早上，鲍文显得很平静，他十分淡定地告诉大家，虽然在此之前他对中文并没有兴趣，不过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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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开始，这位出身纽约金融街的会计真的认真学起了中文，一直到了被释放的那一天，他也没有放下。这倒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消遣，我可以给他做中文老师了。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启示：在被囚禁的3年多里，只要有一个人精神受到了刺激，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我们被迫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挤在狭小的屋檐下，只要有一个人做出古怪的行为，那么三个人都无法相处。幸而，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都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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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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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抓起来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事。在中国北方，其他敌国的公民还自由一些，到了一年后才被关押到战俘收容站。而我们三个人为何被如此重视？我用了一辈子来探寻答案，可惜都没找到。我们的健康一直是负责看管的军警最担心的，他们常常会询问我们是否舒适。对于他们来说的头等大事，是我们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对于这一切，当时的我只找到了一种解释：日军无法理解我们这种私人机构，燕大、协和医学院为何仅凭着私人捐款和对宗教的热忱就可以发展教育业。如果想要燕大、协和的影响力分崩离析，就必须把我们这些负责人隔离起来。而事实上，如果日军将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悄悄地放了，可能连同大学的名字都会被大家遗忘。如果我们被送到战俘收容所里，很快也将淹没在人海里。可他们如此神秘地囚禁我们，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成了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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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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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的食物和看守吃的一样。眼前的饭菜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西餐的人，根本无法下咽。亏得有外人帮助，不然我和霍顿大夫恐怕都无法活下去了。在北平有一个瑞士驻上海领事馆的支部，他们为来中国水土不服的西方人提供膳食，而其负责人刚好是燕大和协和的教授，他们和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他们终日奔波于为我们改善生活条件这件事上，他们劝说日本宪兵队由领事馆来提供我们三人的伙食，一位中国的银行家包揽了所有的费用。城里有位年轻的修女，她是瑞典人，因为轴心国占领了瑞典，所以她被日本人当成了自己人，我们的生活用品由她负责运送。一个星期，她来这里两三次，她就是我们心里慈祥的天使。她经常给我们写信、给我们一些小礼物，到了周六她还会给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挪威晚餐。每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翘首以盼，我们三个就像孩子一样。直到释放后，我们最先拜访的人中，就包括这位天使，尽管我们从未谋面，那时，我们谈天说地，那次会面也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搬离霍顿家时，他家的厨子和一位用人要誓死追随我们。到后来，厨子被迫离开，而用人陪我们走到了最后。日本人允许他每两个星期过来睡一晚，有时候，他还去探望傅泾波，尽管那需要绕很远的路。当时，傅泾波也被关押，不过他手里有一个收音机，那是他偷偷藏起来的，他能够收听到最新的消息，这也让我们欣喜若狂。只不过，这种举动实在是很危险。所以，当得知盟军已经开始反攻后，傅泾波就将收音机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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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和我会在天气好时打打羽毛球，尽管院子十分窄小，当然我们也做别的事情。可霍顿不参加这种活动，他只是每天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打扫房间，因此房间被他打扫得窗明几净。而我是个会打羽毛球而不会整理房间的人。每晚，我还会和霍顿玩拼字游戏，斯奈珀夫妇偶尔也会参加。到后来我们被释放了，《时代》杂志撰写了我们这段被监禁的日子，他们的标题是：《1500夜，拼字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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