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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上海，想看看新政权是如何控制它的，也想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上海沦陷后，交通系统陷入了混乱。这次为了去上海，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并请黄华告知我去上海所需准备的手续。黄华告诉我，我现在只是普通的美国公民，不过我的事情可以被“特殊”处理。摆正我“特殊公民”的位置后，黄华帮我安排了上海之行，除了我之外，同行的还有使馆护卫、傅泾波、使馆工作人员和黄华的三位特别助理。抵达上海后，黄华派代理人接待了我，不管我走在上海的哪条街上，身边都有两卡车的便衣护卫跟着。据说原因是：上海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担心国民党会在我身上制造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样会让新政权难堪。于是，事情就演变成了这样：我无法自由行动，整天躲在总领事的官邸内，没有社交活动，只能眼巴巴地盼着有人来看我。由于我过于引人注目，很有可能引来其他特务机构的拜访者，特别是中国的拜访者。上海刚刚被接管，精力旺盛、高效率和廉政是新政府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帝国主义成了他们政治宣传的新矛头，他们维护底层大众的利益。另外，这个城市里还有个巨大的冲击，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市民？这一切都让上海成了一座“城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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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上海的经历为外交同僚所效仿。为了躲避行李搜检程序，我决定在外交豁免权上大做文章。但共产党明确表明，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是普通的外国公民，毫无疑问这又成了观念冲突的一大证明。还好，事态并未扩大。可我的特别通行证上却印着“美国前大使”，我若是想引起哄堂大笑，只需要将这通行证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就可以达到效果。我的一位欧洲同行也得到了这样的通行证，这让他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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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时，明显地体会到，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这也是因为英美国际地位变化所引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它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它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下试运行。《字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对于最早来华的英国“先锋队”来说，上海是非常靠北的地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们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这份报纸的编辑部在外滩滨水区，那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英国企业与它相伴。这些年来，它被人戏谑地称为“外滩老妪”，那是因为它的编辑方针受到英国国内保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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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字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字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一封用英文书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了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字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中国当局随时都有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是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而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报纸的这种做法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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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德是《大美晚报》的编辑，他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业务经理的电话。业务经理告诉高尔德，他被关押了，关押他的是要求涨工资的员工。这种事情已经在中外雇主身上屡见不鲜了，都是拜激进宣传所赐。高尔德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也会遭受这样对待的情况下，他还是赶回了办公室。争论告一段落，是因为工会代表赶赴了现场，提出了更加合理的方案。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人建议政府进行干预，而中国人却怎么也不肯。直到午夜，才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人发现高尔德写了一篇关于此事的真实报道后，罢工又开始了。对于高尔德来说，工人这样的行为干涉了自己的编辑权，他无法忍受，宁可关门大吉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对于那些身份卑微的工人来说，高尔德这样的态度没给他们脸面。所以，从那开始，《大美晚报》虽然还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但是内容却不再自由和诚实。于是，高尔德决定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固执，正如《字林西报》所体现的英国人的现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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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一则“长三角布满水雷”的谣言击败，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了关闭共产党控制的所有港口的决定。他们没有使用“封锁”这类字眼，要知道他们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哪里还能理会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的抗议呢？关闭港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扼杀了城市的经济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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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务，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棘手。有时候是外国人无意间触犯了新的法律法规，通常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劳工中的不安情绪所引起的。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社会学家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当作案例来研究。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吉卜林[99]提出的传统和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而“上海思维”早已经臭名远扬。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傲慢自大进行反抗，是随着港口发展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出现的，不过整个过程并没有大肆声张。上海在经历了日本人的占领、投降后，总算回到了中国人的手里。虽然如此，外滩上还是弥漫着民族主义仇恨，并且这种情绪逐渐恶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援助等得望眼欲穿，这使得高层领导多次指示要优待在中国的美国人，这也使得很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种族歧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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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等候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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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我开始为自己的撤离做准备，当时有一些事情还没能得到顺利解决，比如，如何安排奉天的同事先撤退。另外，我还得等一位高官回来，他去了北平与共产党谈判，他认为两党应该以国际大局为重，进行合作。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及其幕僚盛情邀请他到北平去访问。我知道，他一定能带回第一手资料，并且能够知晓中共的真实意图。因为通信条件差，我定在7月18日再见他一面后离开中国。飞机进行了修缮和试飞，这一切都非常顺利。而当局对我不理不睬，说明他们也希望我早点离开。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局势有所好转，当地公安局（警察局）为了防止那些尚未偿还完在华债务或者未了结官司而逃跑的外国人离境，在“出国许可表”后面附上了一个“商号担保”条款，想要离境的外国人必须有两家商铺做担保。也正是因为这样，冲突又一次爆发了。既然，共产党声称对所有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一视同仁”，那么就应该让所有人都去填写这个表格，而并不应该只对外交官豁免。当然，“豁免权”这个词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存在过。规矩制定了就不能反悔，否则就丢了颜面。共产党凭借他们的教条鼓舞士气，并且不容许任何人怀疑他们的教条。他们不会认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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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决定严肃对待这件事，免得开了不良的先河。黄华[100]和章汉夫[101]与北平上司保持着联系，并试图对当地同僚们施加影响。因为我是黄华的老校务长，所以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免得有人说他因为感情而牺牲党性原则。在他的帮忙下，我成功逃脱了“担保”和“行李检查”这些程序。我将那些积攒了三个月的高度机密政府文件以及全部员工的信息全部带在身上，并得以逃过检查。[102]黄华告诉我，之所以能够获准乘坐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也是有特别关照的。要知道，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海面的封锁一天不解除，就不可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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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我的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员在内，一共有4名机组人员。驻沪总领事卞宝德先生、领事馆工作人员恒德大先生、威廉·奥列佛夫妇和傅泾波先生，这些人都是同行者。他们能够离开中国，是托了医生的福。奥列佛先生甚至在此前惨遭上海警方殴打，他的心灵和身体严重受创，所以，他必须要回国接受治疗。在离开前，我们拜访了两家中国私有银行和几家公司，我们想知道他们能否为我们提供商业担保，可随后我们意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在这里得到了不信任的对待，他们拒绝涉险。我们只好向中共当局汇报此事，中共当局给出了答案：可以找美国公司担保。这件事在我们看来极为滑稽，美国公民竟然要为本国外交官担保。而美国国务院曾经有规定，包括大使馆成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任何他人的商业担保。可这件事如果僵持不去解决，那么大家谁都别想走了，我们几乎被逼疯。南京的酷暑将日子切割，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逝。原本我应该乘坐飞机迅速回家，而此刻却只能和同僚朋友会面、去教堂参加聚会，以这些事情打发空虚的日子。[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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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其内容是回顾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演变，用以应对国会和其他部门的批评。我得知国务院希望在“白皮书”发表之前我能够回到美国，很明显，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在书中得到太好的评价。7月23日是原定的发表日期，而选择这个日期也是为了给我留出充足的撤退时间。可是，由于印刷时间错后，发表日期也顺延至了8月2日。而缓慢的交洽还在我和华盛顿、黄华和北京之间进行着。我认为，“白皮书”发表的时间是否错后，与我能否解决困难毫不相干，不过国务院方面却有意押后发表日期，大概是担心发表后引起的恶果。而我担心的问题却是，如果白皮书发表引来共产党的勃然大怒，我那微妙的回国问题协商恐怕就要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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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急等候撤退的日期时，我还得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向国务院建议：中共控制区内的美国侨民需要撤退，最好是从上海地区撤退。共产党方面反美的宣传越来越激烈，对外企业和私人企业也遭到了白眼。私人企业国有化的过程逐渐开始。一些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决心留下，哪怕是前途渺茫，他们也会恪守当初将自己引入传教事业的奉献精神。忠诚的品格，在他们的身上得以体现。可是，商人的前途却显得非常暗淡。就算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人也不免需要面对现实。美国和英国的商人情况大不相同。在中国的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你都能遇到倾家荡产来做生意的英国人。如果他们撤离，就意味着一无所有。英国商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那些能够赚到钱的生意。美国商人比他们要幸运多了。美国对华贸易仅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三，就算放弃了在华的利益，美国商人在其他地方重整旗鼓也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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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称禁止外国人干涉内政，这就是我们多虑的原因。而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曾经支持过它的敌人国民党。黄华对我说过，任何中国人，不管是农民也好，商人也罢，又或者是学生，他们都会赞成当局的决定，禁止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他对我倒是可以坦诚相对的。可是，我们过去对于中国的帮助，共产党领导层心知肚明。经济和工业复兴的重任是他们眼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单凭着苏联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简直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是共产党最好的选择，不过，他们绝对不会为此而放弃自己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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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剧烈的思想斗争后，同意我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担保同行者。不过，他们还是收到了我奉命提出的强烈抗议。而这一回得到了他们强硬的态度，我外交官的身份甚至被他们否认。关于侨民问题，我向当局多次提交抗议书，而这一切都是奉命执行的，毫无疑问，当局驳回了我的抗议。黄华这一次不顾自己的党派原则，听完了我那一大通言论。而我亦知，他是因为念及师生旧情才如此谦逊的。在他的心里，我不是美国大使，而是他的老教务长。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在我去上海之时，有位加拿大同行也跟着去了。当局接到了他的警卫因为一项严苛的规定而提出的抗议。他向当局发出质问，这样的规定为何美国大使没有遇到？而他却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里没什么美国大使。加拿大人非常气愤，立即说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员用冷冷的语气回答了他：司徒雷登是我们接待的一位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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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是我们重新确定撤离的日期，我们终于离开了。而这个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周，相信“白皮书”会在我们走后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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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十三章 梦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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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到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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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日，我乘坐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较旧的那一架离开了南京，飞回美国。傅泾波、卞宝德、奥列佛夫妇和恒德大他们与我同行，飞机由使馆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驾驶，事后我才知道，那架小飞机上挤了这么多人已经超重。可是，归家心切，我们早就将一切抛在了脑后。这几个星期是我在中国最后的日子，这段日子极为不舒服，整日担惊受怕、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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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万里，飞机掠过海平面，不久后我们顺利到达冲绳群岛。驻地美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换乘全新的B-72飞机，那是一架更大的大使馆飞机，是政府派来专门给驻中国大使使用的。在离开冲绳之前，我们先去游了一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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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旅途，我们是在舒适的B-72中度过的。抵达关岛后，我们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我又一次去畅游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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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凌晨2点，飞机在檀香山机场降落。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携着夫人和迷人的女儿苏珊娜来迎接我们。而后的两天非常愉快，我们受到了穆芮夫妇热情的招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上将夫妇为我举行了盛大晚宴，另外我还参加了檀香山燕京大学校友会专门为我举办的招待会。当然，我没忘记在瓦胡岛上游泳，并尽情地享受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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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特刊——1944年—1949年大事记》，这本由国务院撰写的刚刚发表的白皮书，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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