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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缮写室和世俗的抄书坊在手抄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专业程度和效率，为书籍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直到出现机械化、分工化的复制方法，文本的获取才变得更加日常，这反过来也使得文本的生产，即文字信息的撰写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一方面，大学的数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对这些人而言，文字交流是日常行为。一切都被写了下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植物书籍到工艺教程，甚至还包括秘密。而在此之前，这一切几乎都依靠口述，很少记录在纸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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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洲社会越来越多地朝着知识社会发展，文字交流成为进步的工具，而这种交流是因为古登堡才成为可能。书籍不再是奢侈品，知识不再高不可攀，伴随着著作权概念的产生，学者和作家获得了作为作者的独立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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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创造了新的交流体系，改变了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相当于今天互联网对交流和对人的地位的改变。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工具”——不论是印刷术还是互联网——“被长期运用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变化”[4]。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他的一生是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缩影，从中探寻历史转折点的痕迹正是阅读其生平的精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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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运用新的交流技术也意味着舍弃旧技术，与一方的胜利相伴的是另一方的失利。古登堡的发明引发了其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文化战争，因为与我们这些后人相比，他那时的人们更多地认为自己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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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是我们现今所处社会的基础。如果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通过宗教信仰中的“我”找到了个体，那么古登堡的发明则确保了个体的存在。这个美因茨人对新世界的诞生所起到的作用远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多，也更为深远。与近东、中东和远东相比，欧洲实现了更为出色和先进的发展，欧洲因此在19世纪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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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学界说到古登堡时，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界，还是一个因古登堡而诞生的崭新星汉[5]。与此类似，互联网的出现让有些人认为“古登堡星汉”（Gutenberg-Galaxis）即将走向尽头。如果古登堡时代，即纸质书时代结束，那么由古登堡和马丁·路德开启的伟大的欧洲时代是否也将就此中止？古登堡经历了媒体和社会的巨大转变，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自己也对此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如今，我们的时代不也正面临着同样深刻的转变吗？要理解当今的转变，就必须梳理先例。因此，回溯古登堡的一生也必然是展望我们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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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登堡所处的世纪，意味着进入一个被根深蒂固的危机所笼罩的世界，意味着进入一个因变革而刹那间天摇地动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恶魔还未去神学化，是一股无比邪恶的强大力量。约翰内斯·古登堡也曾多次亲身遭遇恶魔和它的同伙。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被恶魔侵袭和附体，这样的不幸就如同遭遇冰雹或者暴风雪一般。如此一来，在恶劣天气中染上的疾病自然是恶魔的杰作，因为疾病来自恶魔和它的同伙，而痊愈和健康则被视为上帝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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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一个被荷兰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称为“中世纪之秋”（Herbst des Mittelalters）的时代，它充满了恶劣天气、冲突、变化和戏剧性。那是一个确定之事开始变得不再确定的时代——先前那些让人们坚信基督存在的确定之事，此时不再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生活的基础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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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统一帝国的皇帝是当时的两大权力中心，两者在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中相互消耗。诸侯扩张各自的领地，皇帝在帝国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落入诸侯之手；教皇则越来越像是意大利领主，而非基督代言人和基督教领袖。政治、法律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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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发明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关于古登堡个人则存在较多争议。在文献资料中，他以亨内·拉登（Henne zur Laden）、亨金（Hengin）或者亨显·根斯弗莱施（Henchen Gensfleisch）的名字出现，我们面临的关于古登堡生平经历的研究困境不仅清晰地体现在不同的名字中，同样也体现在“人”（Person）这个词的本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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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语中，“prosopon”指的是演员的面具，观众看到的是面具，并不是演员本身的样子。古罗马人用“personare”来表示用声音穿透某物，“persona”则是面具，同时也用来表示某人在其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流传下来的约翰内斯·古登堡这个人物是历史为他戴上的面具，是在他死亡的一瞬间就已写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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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就如此重大，而他的生平经历中能确定的事实却如此之少，似乎也找不到任何来自他本人的文字或图像信息。难道正是这个原因，亨内的声音才微弱到不足以穿透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面具，穿过历史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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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他的印刷机，还是他使用或发明的工具，例如手铸工具、铅字盒、排字角托、排字盘，都没有保留下来，只能参考后来的工具模拟再现。关于印刷场景的图像最早见于1500年前后的一幅以“死亡之舞”（Totentanz）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死亡之舞”是中世纪常见的艺术题材，表现的是死亡对生命的支配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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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样的资料情况，或许人们不应使用传记作家和历史学的惯用手段，而应当借助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这个充满谜团的人物。以这种方式走近古登堡的人，不会将其少得可怜的生平痕迹单纯地看作数据，而会将它们视为等待拼接的碎片。如此一来，有关古登堡的传说可以作为连接件代替那些未能找到的碎片，将已找到的碎片完整地组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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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稍加了解这位发明家，甚至解开其生平中的种种谜团，唯一的可能是穿过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面具，走向美因茨城市贵族亨内·拉登；穿过他的传说故事，走向他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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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这位德意志天才的传说不断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停止。在当时，古登堡这一传奇人物成为德意志身份认同的关键。在经历了觉醒的15世纪，因宗教改革和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而天翻地覆的16世纪，战争不断的17世纪，革命的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近代国家得以建立的19世纪之后，如果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能代表德意志民族身份的人物，除了图伊斯托（Thuisto）[2]、阿米纽斯（Arminius）[3]、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4]，下一个这样的人物就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关于他的丰富传说甚至发展出了神话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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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进入了基督教世界的现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德意志从此开始自认为是诗人和思想家、科学家和天才专家的国度。在这个留着长胡子、戴着象征市民阶层的皮毛檐帽的男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人们对于日耳曼人的刻板印象的原型，例如高效、固执和富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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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所谓的原型跟这些刻板印象一样都不是真的。直到今天都没能找到可勉强视为真实的古登堡肖像画。迄今为止，古登堡已知的最早画像出自1567年巴塞尔医学家、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潘塔莱翁（Heinrich Pantaleon）以德语出版的《德意志国家英雄录》（Teutscher Nation Heldenbuch）[6]第二卷。流行最广的古登堡画像则出自法国博物学家安德烈·泰韦的九卷本传记辞典《杰出希腊人、拉丁人和异教徒的真实画像和生平事迹，摘自其新旧绘画作品、书籍、徽章》[7]中的第三卷。只是这位法国作者与古登堡之间已相距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毋庸置疑，古登堡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这清晰地体现在传记中有关他的部分的前后几页里：在他之前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以及数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在他之后是人文主义者、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和人文主义者、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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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中叶前后，人们对当时刚刚诞生的印刷术的兴趣越发浓厚，我们之后将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时间。对这一创新成果的赞誉与发明的诞生是同步发生的吗？是知识水平的发展恰好导致了这项发明的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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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写于1454年底或1455年初，但迄今尚未找到原版的信中，当时身在罗马的西班牙枢机主教胡安·德·卡瓦哈尔（Juan de Carvajal）向他的同僚恩尼亚询问了印刷术的情况，从后者的回复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位主教对印刷术深感兴趣。至于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的消息是如何从美因茨传播到遥远的罗马，虽然美因茨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和关系错综复杂，但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消息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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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甘德·门克勒（Wigand Menckler）自1450年起为受俸圣职候选人，1452年起担任位于美因茨附近的圣维克多修道院（St.-Viktor-Stift）学校校长。正如在《兄弟会之书》（Liber fraternitatis）[8]中可见，古登堡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5]，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门克勒认识古登堡，两人之间有着联系。此外，门克勒不仅是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的幕僚，也与西班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关系密切，因此很有可能的是，门克勒将古登堡进行的工作告诉了卡瓦哈尔[9]，后者又就此询问了意大利的恩尼亚。恩尼亚在1454年10月5日至31日以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法兰克福帝国议会，虽然他看到的仅是几份《圣经》五页本（Quinternio），也就是将印刷晾干的页面以五页为单位装订成本的印刷物，但这足以让这位具有影响力、人脉极广的人文主义者激动不已，他在1455年3月12日——维也纳新城举行帝国议会期间——给胡安·德·卡瓦哈尔的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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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了不起的人，写给我的内容并没有错。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圣经》，而是看到了一些以最为整洁精准的字体印刷而成的（《圣经》）不同卷书的五页本，你不戴眼镜也可以轻松阅读。我从多个可靠人士那里了解到，一共印成了158册；有些人甚至说是180册。就数字而言我不是完全肯定，但如果可以相信这些（人），我并不怀疑《圣经》已经印成。若是我早些知道你的愿望，我肯定（为你）买一册。有一些五页本是带给皇帝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试着买一本能买得到的《圣经》给你并为你付款。但我担心这行不通，既是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有人说，这些书在印成之前就有了买家。但从你让一个比珀伽索斯[6]还快的信使来通知我这一点中我可以看出，你是多么希望了解这件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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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我们跨越数百年看到了亨内·拉登。他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古登堡，原因是他住在父母的名为古登堡的宅院里；这是他作为逃难者的临时住所，也是足以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传奇的开始。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与恩尼亚也是朋友，前者的秘书乔瓦尼·安德烈亚·迪·布西（Giovanni Andrea di Bussi）在印刷术诞生不久后就称之为“ars sacra”，即神圣的艺术，并且自己在罗马对此进行了尝试。对于意大利的大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而言，这项发明甚至成了人们生活在黄金时代的证明。德意志人则庆幸恰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成功创造了这一神圣艺术。1455年，意大利人阿斯科利的艾诺克（Enoch von Ascoli）在赫尔斯菲尔德修道院的图书馆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7]手稿并将其带回罗马，使当时的德意志人蒙羞。几乎与此同时出版的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则将德意志人的创造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大大减轻了这一屈辱。对于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仅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对这个美因茨人大加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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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30年后，被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poeta laureatus）的人文主义大学者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在其颂歌第三卷中赞美约翰内斯·古登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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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不逊于代达罗斯（Dädalus）或者发明了字母表的凯克洛普斯（Kekrops），出身于美因茨市民的这个人是我们名字的荣誉。他在短时间内铸造出坚固的合金字母，他教会人们用活字进行印刷。相信我，不论何时，都没有比此更有用的发明！现在意大利人终于不会再指责德意志人迟钝懒散，因为他们看到，通过我们的工艺，古罗马文学将增加好几百年的寿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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