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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样的资料情况，或许人们不应使用传记作家和历史学的惯用手段，而应当借助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这个充满谜团的人物。以这种方式走近古登堡的人，不会将其少得可怜的生平痕迹单纯地看作数据，而会将它们视为等待拼接的碎片。如此一来，有关古登堡的传说可以作为连接件代替那些未能找到的碎片，将已找到的碎片完整地组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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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稍加了解这位发明家，甚至解开其生平中的种种谜团，唯一的可能是穿过约翰内斯·古登堡的面具，走向美因茨城市贵族亨内·拉登；穿过他的传说故事，走向他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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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这位德意志天才的传说不断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停止。在当时，古登堡这一传奇人物成为德意志身份认同的关键。在经历了觉醒的15世纪，因宗教改革和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而天翻地覆的16世纪，战争不断的17世纪，革命的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近代国家得以建立的19世纪之后，如果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能代表德意志民族身份的人物，除了图伊斯托（Thuisto）[2]、阿米纽斯（Arminius）[3]、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4]，下一个这样的人物就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关于他的丰富传说甚至发展出了神话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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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进入了基督教世界的现代思想史和科技史，德意志从此开始自认为是诗人和思想家、科学家和天才专家的国度。在这个留着长胡子、戴着象征市民阶层的皮毛檐帽的男人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人们对于日耳曼人的刻板印象的原型，例如高效、固执和富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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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所谓的原型跟这些刻板印象一样都不是真的。直到今天都没能找到可勉强视为真实的古登堡肖像画。迄今为止，古登堡已知的最早画像出自1567年巴塞尔医学家、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潘塔莱翁（Heinrich Pantaleon）以德语出版的《德意志国家英雄录》（Teutscher Nation Heldenbuch）[6]第二卷。流行最广的古登堡画像则出自法国博物学家安德烈·泰韦的九卷本传记辞典《杰出希腊人、拉丁人和异教徒的真实画像和生平事迹，摘自其新旧绘画作品、书籍、徽章》[7]中的第三卷。只是这位法国作者与古登堡之间已相距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毋庸置疑，古登堡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这清晰地体现在传记中有关他的部分的前后几页里：在他之前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以及数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在他之后是人文主义者、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和人文主义者、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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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中叶前后，人们对当时刚刚诞生的印刷术的兴趣越发浓厚，我们之后将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时间。对这一创新成果的赞誉与发明的诞生是同步发生的吗？是知识水平的发展恰好导致了这项发明的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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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写于1454年底或1455年初，但迄今尚未找到原版的信中，当时身在罗马的西班牙枢机主教胡安·德·卡瓦哈尔（Juan de Carvajal）向他的同僚恩尼亚询问了印刷术的情况，从后者的回复中显然可以看出，这位主教对印刷术深感兴趣。至于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的消息是如何从美因茨传播到遥远的罗马，虽然美因茨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和关系错综复杂，但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消息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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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甘德·门克勒（Wigand Menckler）自1450年起为受俸圣职候选人，1452年起担任位于美因茨附近的圣维克多修道院（St.-Viktor-Stift）学校校长。正如在《兄弟会之书》（Liber fraternitatis）[8]中可见，古登堡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5]，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门克勒认识古登堡，两人之间有着联系。此外，门克勒不仅是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的幕僚，也与西班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关系密切，因此很有可能的是，门克勒将古登堡进行的工作告诉了卡瓦哈尔[9]，后者又就此询问了意大利的恩尼亚。恩尼亚在1454年10月5日至31日以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法兰克福帝国议会，虽然他看到的仅是几份《圣经》五页本（Quinternio），也就是将印刷晾干的页面以五页为单位装订成本的印刷物，但这足以让这位具有影响力、人脉极广的人文主义者激动不已，他在1455年3月12日——维也纳新城举行帝国议会期间——给胡安·德·卡瓦哈尔的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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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了不起的人，写给我的内容并没有错。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圣经》，而是看到了一些以最为整洁精准的字体印刷而成的（《圣经》）不同卷书的五页本，你不戴眼镜也可以轻松阅读。我从多个可靠人士那里了解到，一共印成了158册；有些人甚至说是180册。就数字而言我不是完全肯定，但如果可以相信这些（人），我并不怀疑《圣经》已经印成。若是我早些知道你的愿望，我肯定（为你）买一册。有一些五页本是带给皇帝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试着买一本能买得到的《圣经》给你并为你付款。但我担心这行不通，既是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有人说，这些书在印成之前就有了买家。但从你让一个比珀伽索斯[6]还快的信使来通知我这一点中我可以看出，你是多么希望了解这件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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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我们跨越数百年看到了亨内·拉登。他当时就已经被称为古登堡，原因是他住在父母的名为古登堡的宅院里；这是他作为逃难者的临时住所，也是足以激动人心的经历和传奇的开始。德意志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与恩尼亚也是朋友，前者的秘书乔瓦尼·安德烈亚·迪·布西（Giovanni Andrea di Bussi）在印刷术诞生不久后就称之为“ars sacra”，即神圣的艺术，并且自己在罗马对此进行了尝试。对于意大利的大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而言，这项发明甚至成了人们生活在黄金时代的证明。德意志人则庆幸恰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成功创造了这一神圣艺术。1455年，意大利人阿斯科利的艾诺克（Enoch von Ascoli）在赫尔斯菲尔德修道院的图书馆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7]手稿并将其带回罗马，使当时的德意志人蒙羞。几乎与此同时出版的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则将德意志人的创造精神传播到了全世界，大大减轻了这一屈辱。对于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仅这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对这个美因茨人大加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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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30年后，被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poeta laureatus）的人文主义大学者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在其颂歌第三卷中赞美约翰内斯·古登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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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不逊于代达罗斯（Dädalus）或者发明了字母表的凯克洛普斯（Kekrops），出身于美因茨市民的这个人是我们名字的荣誉。他在短时间内铸造出坚固的合金字母，他教会人们用活字进行印刷。相信我，不论何时，都没有比此更有用的发明！现在意大利人终于不会再指责德意志人迟钝懒散，因为他们看到，通过我们的工艺，古罗马文学将增加好几百年的寿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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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的帝权通过帝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8]交给了德意志皇帝，那么通过印刷术这项来自德意志的发明，德意志人不再需要意大利人，甚至可以比意大利人更快地通往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如此一来，古人的智慧和知识通过伟大的学识转移（translatio studii）直接转入德意志人之手。在这个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看来，意大利人没有任何可以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媲美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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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尔蒂斯将这一出色创造直接归到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中，例如将古登堡与雅典的英雄、传奇国王凯克洛普斯相提并论。传说凯克洛普斯创造了字母表；除了使用字母表和推行一夫一妻制，人们还认为他颁布了法律并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在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国家所属时，他选择了雅典娜。没有什么比与凯克洛普斯相提并论更加神圣庄严的了。在颂歌开头提到的代达罗斯则是手工艺者、技师和发明家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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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古登堡的颂歌中，这位人文主义者颇有预见性地强调了文字与印刷、知识与媒介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的目的在于赞颂德意志民族的非凡创造力——感谢古登堡的发明，德意志人不用再对自诩为古罗马人后代和古代文化合法继承人的意大利人忍气吞声，也不用再对他们的成就自愧不如。策尔蒂斯将古登堡与技术大师代达洛斯、文化英雄凯克洛普斯置于同等地位，为的是强调信息与媒介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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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位桂冠诗人来说，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宣传帝国思想和意识形态，将祖国德意志的诞生等同于罗马帝国的再生。这样一来，因为上帝将罗马人的统治转移给了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就成为欧洲秩序的掌管者。转移体现在三个方面：帝权转移给了德意志国王，学识转移给了古登堡，艺术转移给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在中世纪的大危机中，以康拉德·策尔蒂斯和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者们对建立统一帝国进行了纲领性的表述，就如人们早在但丁（Dante）[12]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13]的描述中所能看到的：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成为该帝国的秩序维护者。至于这一帝国愿景的主角，他们推崇的是在历史上被称为“最后的骑士”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更为重要的、能为他们的计划奠定基础的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天才创造。然而，他们无视德意志的现实情况，整个计划如同空中楼阁，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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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德意志正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则慢慢形成民族国家；除了皇帝和一些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没有人对统一帝国感兴趣——它是正在消失的中世纪的一部分，已无可挽回。但是因为这个梦想已经脱离了实际，反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其中一大体现就是对约翰内斯·古登堡的推崇，他自此完全成为德意志人的象征。最晚从策尔蒂斯这首颂歌开始，亨内·拉登成为德意志的文化英雄约翰内斯·古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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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这位印刷术发明者人生的过程中，如果仅因为历史发展出的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倾向就将这首来自人文主义者的颂歌置于一旁，那么就是过犹不及。与此相反，策尔蒂斯的颂歌值得仔细阅读，因为其明确指出，古登堡集技术专家和艺术家的身份于一体。正因我们对这个美因茨人的了解甚少，更应该严肃看待这位人文主义者颇具洞见的提示。在《四十二行圣经》中，古登堡的美学见地一览无遗。虽然人们经常认可和赞扬这部作品具有非比寻常的美，却很少将这种美作为创造者个人方面的证据进行解读。这本传记将对此进行尝试，将古登堡同时也视为艺术家，使“艺”（ars）这个概念的双重意义——手艺与艺术——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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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尔蒂斯之所以将古登堡与凯克洛普斯直接进行比较，是因为后者发明了字母表，它以单个字母而非象形符号为基础，而单个字母恰恰构成了古登堡复杂创新的核心。凯克洛普斯和古登堡都以单个字母为基础，这是分析式思考方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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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是古登堡呢？为什么是这个美因茨人呢？从今天的角度看，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它的出现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和逻辑，但这个逻辑恰是通过印刷术的发明才实现的。从15世纪早期的角度看，情况完全不同，否则当时就会爆发关于这一发明的竞赛，大概也会有很多人争相表示自己才是印刷术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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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既不是纯粹的手工艺人，也算不上学者或人文主义者。在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因阶层出身而自满的花花公子。[14]这个美因茨城市贵族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实现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当时的文化科学中心——例如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帕维亚、帕多瓦或博洛尼亚，而是在美因茨这样一座当时连大学都没有的城市？康拉德·策尔蒂斯的颂歌虽然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归根结底，他的看法是不是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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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济各会及下文提到的多明我会、本笃会、耶稣会等均为基督教修会。修会亦作“教团”，是在修道院规则下生活的团体，其成员有纪律地工作、祈祷和研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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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话人物。根据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记载，图伊斯托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也写作Tuisto。——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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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战役（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中，阿米纽斯带领日耳曼人击退罗马人，从而抵御了罗马人的入侵。塔西佗称其为“日耳曼的解放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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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称大阿尔伯特（约1206—1280），中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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