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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教中未被授予圣职的成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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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gasus，长有双翼的马，希腊神话中的奇幻生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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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日耳曼尼亚志》记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布情况，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记载日耳曼人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1455年重新被发现之前，该书遗逸已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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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帝权转移”的概念可回溯到圣哲罗姆对《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的注解：帝权从巴比伦依次转移到了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被认为是世间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永恒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用“帝权转移”的概念来巩固自身作为罗马帝国继承者的合法性。下文的“学识转移”也类似，指文化精华从某时某地向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空间进行的线性转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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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第一章 岌岌可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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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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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也就是古登堡，他的一生被限定在1420年与1468年2月3日这两组数字之间，乍看之下，这令人惊讶。[15]关于其去世时间没有争议，但前一个数字给人的第一感觉则是出乎意料的。然而，进一步思考后很快可以确定，“1420”并不像一般情况中那样表示出生年份，而是指亨内·拉登首次出现在文书记录中的时间，这也显示出古登堡研究面临的困境：至少，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缺少直接记录。如此一来，只有像研究史前史的考古学家一样深入挖掘，利用类比法和年代学进行研究才能有所帮助。因此，如果想要探寻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人生轨迹，就不要过分纠结于单个细节，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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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的一份有关继承事项的文书提到亨内当时已经成年，这意味着，1420年前后他至少已经15周岁。由于至今人们连古登堡的受洗记录都没能找到，其具体出生日期也就成了古登堡研究中没有定论的难题。也正因如此，1900年时，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古登堡出生于1400年[16]的结论，该结论的好处是，人们可以立即大举庆祝古登堡的500周年诞辰，同时为这位美因茨之子、了不起的文化英雄建起一座博物馆——1901年，古登堡博物馆建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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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随父亲名为弗里勒（Friele），这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在当地的变体。如果父母不是随随便便地为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取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名字约翰内斯——在当地的变体为亨内、亨显或亨金——那么根据当时的习俗，亨内应该在圣约翰日这天接受了洗礼，也就是1400年6月24日，他的出生日期可能是6月22日或23日。这一日期仍然存疑，但如果加上前后五年的误差，应该可以算是对其生日的合理推测，以下将以这个推断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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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因茨有一项特殊习俗，它让人们在研究中不断得出错误结论，也让检索资料变得更加困难。13、14世纪时，城市中普遍以外号作为姓氏。人们通常用职业、某个身体特征、出生月份或者家乡来区分数不胜数的约翰内斯和弗里德里希。在美因茨，城市贵族用对方居住的城市宅院（stadthof）互相称呼。文献中因此出现了让人困惑的现象——看似毫无关联的不同家庭具有相同的称呼，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家庭在不同时期住过同一处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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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也出生在中世纪的一座城市宅院中。一般情况下，城市宅院至少包含两栋多层房屋，房屋和围墙环绕着一个或者多个庭院。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喜欢在街道角落建造自己的宅院，这样就有两至三面可以朝向街道。在当时，城市宅院不仅为生活和经济服务，而且也用于展示。城市贵族向外展示的一切体现着家族地位，这能保护他们不受侵犯。一个家族在社会上的声誉并不属于道德的范畴，而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冒犯城市贵族家庭，意味着对这个毫不妥协地保卫自身特权的、不可侵犯的群体提出挑战。但当后来城市贵族的权势和地位下降时，他们的特权也走向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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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的宅院与低等级乡村贵族的城堡的相似并非巧合。与意大利城市贵族的塔楼类似，由石头搭建而成的城堡同样也用于防御和保护。在当时，低等级乡村贵族与城市贵族进行联姻。乡村贵族在城市里也拥有房产，而城市贵族在乡下也有土地和宅院，两者的生活方式相互适应。因此很容易将古登堡错误地归为骄傲的容克贵族阶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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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花园也是城市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花园或是建在第一个庭院的后方，作为第二个庭院；或是建在住处附近，主要用作休闲场所。人们在这里举办铺张的节日庆典和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美因茨曾以花园闻名。除了居住区域，城市宅院中还有经营区、粮仓、库房、工场和自己的水井。田地和花园中种植了可作为食材的植物，同时还包括香料植物，这类植物由于种类繁多，在当时被用作调味品和药材，因而被广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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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依靠特权生活，经济上可与莱茵河中游的乡村小贵族相媲美。城市贵族通常来自大主教大臣家庭，因此他们在出身上也与低等级贵族相似。不同的是，乡村贵族的亲属不只在美因茨大主教那里工作，作为国家大臣的他们同时还为国王或皇帝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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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亨内·拉登而言，出生在富裕的城市上层阶层家庭是他的幸运。在童年时期，他不知贫穷为何物，但他知道在一个极不安全和极不稳定的社会中人们所需的权利、尊严、骄傲和身份，他切身了解到他家族的财产和地位有多么岌岌可危。不仅如此，从第一次呼吸开始，生命就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就连一次不幸的牙齿发炎都能致命。人们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上帝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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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出生的这栋两层建筑位于今天的舒斯特街（Schusterstraβe）与克里斯托弗街（Christofstraβe）的交叉处。美因茨最古老的居住区围绕着市场、鱼门（Fischtor）、克里斯托弗街和加尔默罗街（Karmeliterstraβe）分布，这栋建筑就在其中，他应该在那里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居住在城市中心也是城市贵族地位的体现，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亨内在其社会阶层的地理中心出生、长大，同阶层的伙伴就住在步行距离内，他们可能在各种情境中相遇：在去教堂的路上、在弥撒时，或者在每年一次的宣誓日——美因茨市民结成合作社，所有成员每年重新宣誓。宅院的面积和位于中心且朝向街道的位置都体现了亨内家在城市阶层结构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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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内的孩童时期，古登堡宅院只有一部分属于他家。当他在家里跑来跑去玩耍时，如果是在普通的日子里或是独自一人时，他不被允许踏入身为城市贵族的父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的会客室或会客厅。可以想象，这个华丽的房间或者大厅装饰有壁画，因为莫尔斯贝格（Molsberg）家族也是如此——在他们位于科尔布巷（Korbgasse）的宅子中，莫尔斯贝格的族徽和其姻亲家族的族徽装点着大厅窗户之间的立柱。科尔布巷在文献中被记录为“versus curia zu Korbe”，后来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öffer）也在这里拥有了一处房屋，他的印刷工场分布在科尔布巷的科尔布宅（Haus zum Korb）和舒斯特街的洪布雷希特宅院（Hof zum Humbrech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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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壁画装饰住所并以此展示自己在城市阶层中的地位、财富和权势，这似乎是当时的习俗。在曾经的柯尼希施泰因宅院（Königsteiner Hof）中，就连塔楼的祈祷室都装饰有壁画。文献记录了美因茨市的司库大臣、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埃贝斯泰因的约翰（Johann von Eberstein）伯爵家中异常放纵的壁画[18]。宗教人士的身份丝毫不妨碍他欣赏细节丰富的威斯巴登浴场画面——当时的人们在浴场庆祝节日和进行古希腊式的狂欢。就像造物主创造他们时那样，男女共浴、舞蹈、狂欢酒宴、怪诞的人物装扮、性角色互换和变身游戏等画面让他赏心悦目；画面上也展现了竞技场景。他不但没有对这些露骨的画面遮遮掩掩，反而大方地让他的客人们参与这场视觉盛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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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教授朗恩斯坦因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Langenstein）在拜访了这位宗教人士之后，看似批判、实则享受地在论文《关于肉欲》（De voluptate carnali）的第五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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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尘世中所有让人走上歧途的不道德行为可以分为三种：肉欲、随时间消逝的贪欲和对毫无价值的名声的自傲。有什么能比表现威斯巴登浴场狂欢的绘画更好地展现肉欲？画面上是放荡不羁的肉体，人们嬉水享受，这种愉悦像泡沫一样无法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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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伴随音乐在盛宴中纵情狂欢，对花费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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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来就会找到同好，要求有女性相伴，然后进入浴池，虽然身体得到了清洁，灵魂却被玷污了。小号和笛子奏响音乐，人们迈出步子，跳起了圆圈舞。男女丝毫不知廉耻，不加遮掩地在观众贞洁的眼睛前共同上演堕落的表演。人们看到的是女性裸露的胸脯和男性不加遮掩的臀部，每个角落都在侮辱纯洁的思想和纯洁的生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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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恩斯坦因看不到任何“美德”，能看到的只有“对上帝的忘却”。当然，城市贵族家里的图像不会如此过分。埃贝斯泰因的约翰身为宗教人士，却可以公开展示这些画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世纪晚期越发自由的精神。那是个羞耻和内敛落于下风的时代。看到这点，我们就能理解亨内·拉登在什么环境中成长——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强烈的色彩和赤裸裸的痛苦构成了街道和广场的景象，张扬且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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