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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从小就对城市贵族的传统耳濡目染，父亲告诉他城市贵族眼中的美因茨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城市贵族骄傲的资本是什么，以及城市贵族可以运用和同时要捍卫的权利有哪些——这些权利并不总是可靠。人们常批评的阶层傲慢，归根结底是关乎生存的行为习惯，是保障自我认识、从而保障城市贵族权利合法性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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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绝不会让自己与行会混为一谈，因为这将使他失去自己拥有而行会成员不具备的税收特权。税收特权的基础在于行会成员与城市贵族身份的区分，后者用历史来强调这一区分的合法性：美因茨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获得自由，城市贵族功不可没。这也是他们在与行会的争端中唯一可拿来为自己辩解的。因此越发重要的是，不要因不与行会区分而让自己的身份遭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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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美因茨城市贵族如何产生，以及他们为何将自己视为城市自由的保证和载体，有必要在此简短地介绍一下美因茨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小亨内耳熟能详的。他从小在这样的阶层意识形态中成长，这构成了他基本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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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隶属于大主教，但自1347年起，大主教的官邸位于附近的埃尔特维勒，而非美因茨城中。美因茨在11世纪末形成了由富裕市民组成的上层社会，主要由大主教大臣组成，他们也在市政府中任职，例如市长、司库大臣、警长[23]、法官、陪审员。通过罚金、手续费、售出商品的税费、不同监狱的收入、妓女税等，这些职务为他们带来了收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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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大主教辖区是德意志最大的教省，不仅如此，美因茨大主教还担任帝国掌玺大臣（kanzler）一职，同时也是七大选侯[2]之一，在帝国政治上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为美因茨大主教处理行政事务的大臣，城市贵族成员逐渐掌握了各种能带来收入的特权，例如商店经营权或者担任教省公职和进入铸币会（Münzerhausgenossenschaft）的特权。13世纪初，美因茨诞生了主要由市民和大臣组成的城市自治机构——市议会，成员共有24人，他们将终身维护这座城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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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帝国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在莱茵河两岸，还是在多瑙河、佩格尼茨河、阿尔诺河两岸，或者是在威尼斯，在意大利，这样的自治机构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大主教没有任命市议会成员的权力，而是由市议会在其成员去世后决定继任者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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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从大主教那里获得了对所有建造行为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在美因茨这样一座繁荣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城市中，城市贵族因此获得了通过地产投机来增加自身财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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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与来自斯陶芬家族（dem Staufer）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的斗争中，与帝国中的大多数城市相反，美因茨选择站在教皇这边，美因茨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大主教埃普施泰因的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 Ⅲ von Eppstein）在1244年11月13日宣布美因茨享有自由特权，美因茨自此成为自由市。虽然名义上其仍归大主教所有，但实际上权力落到了控制议会的城市贵族手里。但与此同时，城市贵族们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大主教大臣家族出身与大主教保持充分的往来，因为大主教能使美因茨成为教会会议和帝国议会的举办地，这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美因茨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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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家族虽是大臣世家，但祖上同样来自手工业和银行业。有人认为暴动者“红色的”阿诺尔德（Arnold der Rote）是古登堡的祖先，1160年，可能在6月24日圣约翰日这一天，作为城市中反对主教的带头人之一，他参与了对美因茨主教塞伦霍芬的阿诺尔德（Arnold von Selenhofen）的刺杀行动。虽然美因茨因发生刺杀主教的严重罪行而受到惩罚——城墙被拆除，以至于城市毫无保护地“暴露给了狼和狗、小偷和强盗”[25]——但“红色的”阿诺尔德并没有被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追究责任，正如在史料中可见的，他仍作为有声望的市民出庭为文书做证。虽然对“红色的”阿诺尔德的后代没有确凿的记录，但无论如何可以推测出的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出生于一个世代居住在美因茨、以市民身份为傲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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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来自传统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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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家在美因茨留下的最早痕迹是1330年关于弗里勒·拉夫特·根斯弗莱施（Friele Raft zum Gensfleisch）的记录。他的名字取自拉夫特和根斯弗莱施两处宅院。在弗里勒第一段婚姻中诞生的三个儿子——弗里勒、约翰和彼得曼（Petermann）——都可以算作城市贵族。其中，弗里勒后来成为圣彼得教堂的法政牧师（kanoniker），彼得曼则担任颇具影响力的陪审员一职，此外还经营两家织品商店。经营商店的前提是享有商店经营特权，这意味着彼得曼必然拥有城市贵族的身份。彼得曼与内泽·荣根（Nese zum Jungen）结为夫妻，他们的儿子弗里勒·根斯弗莱施（Friele zum Gensfleisch）在1368年7月搬进了拉登宅院，因此被称为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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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勒·拉登的第一段婚姻中，他娶的是格雷特·荣根·阿本（Grete zur jungen Aben）。从结婚对象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城市贵族世家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时，结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权势和财富，最起码要维持原有的权势和财富。荣根（zum Jungen）、埃泽尔维克（zum Eselweck）、荣根·阿本（zur jungen Aben）都是城市贵族的姓氏，源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宅院。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城市贵族只考虑城市贵族或传统贵族，如果对方非常富有，偶尔也将商人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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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勒·拉登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拉登大院，同样名为弗里勒[3]。得以继承这个大院的是兄长，弗里勒后来搬到了古登堡宅院，这座宅院中有一部分属于他的远房亲戚亨内·荣根（Henne zum Jungen）和海因里希·荣根（Heinrich zum Jungen）兄弟。通过调解或者诉讼，弗里勒逐步拥有了整个大院。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诞生了一个名为帕萨（Patza）或帕策（Patze）的女儿，她嫁给了美因茨市长彼得·荣根（Peter zum Jungen），还出现在前文提及的1420年的遗产继承调解中，正是在这次调解中出现了对亨内·拉登的第一次文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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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6年前后，弗里勒进入了第二段婚姻。当时人们再婚的原因多是伴侣去世。婚姻主要是经济上的结合，同时，家庭中也需要一个女主人来掌管庞杂的家事安排，因此，有人“接任”家庭主妇这个“职位”是很有必要的。从监管女工到安排餐食，再到规划和确定家庭支出，负责儿子的学龄前教育和女儿的教育等，这些都是妻子的任务。简单地说，女主人要负责家中的一切，而男主人则负责政治和经济事务。骄傲的城市女贵族与她们的丈夫并肩而立，共同决定家族的命运，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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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女性甚至可以在家以外工作，她们可以经营自己的买卖，也有权在丈夫去世后接手他们的工场，但时间仅限于儿子们因尚未成年而不能继承遗产期间。从根本上说，我们之所以觉得当时的妇女受困于狭隘的家庭，毫无话语权，是因为将宗教改革和教派化时期投射到了中世纪，而实际上，中世纪在某些方面更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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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的圣卡泰丽娜（Katharina）或者圣女贞德（Jeanne d’Arc）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前者劝告教皇从阿维尼翁正式迁往罗马，后者甚至率领了法国国王的军队。毫无疑问，圣卡泰丽娜和圣女贞德是少数情况，但是作为各种可能性中最极端的例子，她们展现出了中世纪晚期女性角色极其多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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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弗里勒就有充分的再婚理由；至于其他需求，美因茨有众多浴场和妓院供他消遣。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尔泽并非城市贵族家的女儿，而是富裕商人维尔纳·维利希之女。这位富裕商人在美因茨拥有多处房产，他的女儿继承了他在商业上的才能；埃尔泽应当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领略。从母亲那里，埃尔泽至少继承了埃尔特维勒的一处房产。不论是对于家族，还是对于约翰内斯·古登堡个人的发展而言，宁静的埃尔特维勒都成为不平静的美因茨之外的重要备选方案。虽然埃尔泽是商人的女儿，但是追根溯源，她的家族并不平凡，其先祖维利希曾是美因茨大主教手下的城堡伯爵（Burgg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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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教布歇格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Buchegg）去世后，亲皇帝的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选择了皇帝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Ⅳ）推荐的候选人——特里尔大主教卢森堡的巴尔杜因（Balduin von Luxemburg）作为继任者。传统上，主教虽由教士会推举，但由教皇任命。当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annes ）不顾教士会的推举结果，任命科隆大主教维尔内堡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Virneburg）的同名侄子时，围绕美因茨大主教之位的斗争爆发了。准确地说，这场冲突不过是被称为“巴伐利亚人”的皇帝路德维希与律师出身、原名为雅克·杜埃兹（Jacques Duèse）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间权力之争的一个章节，最多也只能说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同一时间，这位科隆主教对14世纪初最重要的德意志哲学家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进行了异教徒审判，哲学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von Ockham）为此在慕尼黑用笔墨支持皇帝“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反对阿维尼翁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这场教皇权力与统一帝国的皇帝权力之间的中世纪大战迎来了最后一幕，结局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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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市议会选择支持教皇，承认了维尔内堡的海因里希作为主教的身份。美因茨的根本冲突——具体来说是市议会与大教堂教士会、城市的世俗统治力量与宗教统治力量之间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和收入展开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两位宗教大人物很不宗教地派出了军队。为抵御巴尔杜因，市议会下令拆毁周边的修道院和城堡，例如威森瑙的圣维克多教堂，以免巴尔杜因的军队借此修筑防御工事。此外，美因茨市民攻击大教堂教士会，摧毁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修道院。修士和神职人员逃出了城市。由于宗教人士遭受暴行，教皇不得不向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因茨下达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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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不得再进行礼拜、庆祝弥撒、分发圣体。这意味着不能进行洗礼，也不能缔结婚姻，临死之人踏上最后的旅程时也没有人可以宽恕他们的罪过。1331年末，皇帝开始对美因茨市进行帝国审判，1332年，皇帝判定美因茨要用其拥有的一切资产来赔偿损失，并剥夺帝国对该市的法律保护。最终的结果是，美因茨人必须认可巴尔杜因的大主教身份，赔偿损失并重建他们摧毁的所有住所、房屋和城堡。对于城市贵族和这座城市而言，即使他们从未完全实现、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些要求，这一结果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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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美因茨的司库大臣萨尔曼（Salmann）和议会成员对一项协定进行宣誓，根据这项协定，神职人员返回了城市，重获他们先前的财产和特权。两周之后，皇帝撤销了帝国对美因茨剥夺法律保护的命令。在美因茨市民向教皇承诺会将掠夺的所有修道院财产存放在玛利亚修道院，并在神职人员归来时归还这些财产之后，教皇提前一年解除了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禁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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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赔偿，城市贵族只能咽下权力之争的败果，这次失败意味着城市贵族不再能够独揽大权。城市贵族剩下的唯一一条道路是赢取行会的支持，毕竟缴交税费的终究还是行会。为此，城市贵族们最终接受了行会向市议会输送24位行会代表的要求。城市贵族的旧议会和行会的新议会虽然各自为政，但从这个时刻起，利益的平衡和讨价还价成为美因茨城市政治的一部分。城市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永远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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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端让上文提及的城堡伯爵陷入财政困境之中，把女儿嫁给住在宾根的银行家奥蒂尼（Ottini）似乎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之后人们也将在约翰内斯·古登堡身上看到他对新式金融业务的偏好。在对他的生平介绍中，他擅长金融的一面经常消失在他作为发明家的光环之中，金融正是他从母亲的家族那里继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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