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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茵河地区，从事信贷和货币兑换生意的多是犹太人和来自意大利北部——尤其是伦巴第——的金融专家，因此在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欧洲，人们也以“伦巴第人”来称呼货币兑换商和放贷者。随着长途贸易路线逐步拓展为从意大利到德意志再到勃艮第、法国北部和英国的路线，这些货币兑换商和放贷者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沿贸易路线从事金融生意。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年轻人涌向阿维尼翁、那不勒斯、巴塞罗那、巴黎、勃艮第、香槟、莱茵河及摩泽尔河沿岸赚取他们的第一桶金。为了能赚到钱，他们勇敢地离开家乡，在外勤奋工作。除了勇气、洞察力、毫无顾虑的冲劲和对生意的灵敏嗅觉，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阿斯蒂和基耶里的商行和银行在他们所知的每个地方——从巴塞罗那到君士坦丁堡，从伦敦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再到黑海边的特拉布宗——都拥有分号，每个分号都需要“fattori”，即管理者，更确切地说是代理人，而且必须是意大利本国人。由于各个城市都征收关税，市场上产生了兑换货币的必要性。兑换货币是复杂的营生，需要掌握关于发行者、含金量或含银量等各种关于货币的知识，此外还要有检测金、银含量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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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价值的升降由硬币中金属成分的增减决定。为了填满自己永远填不满的钱箱，拥有造币权的国王、主教和王侯从不会因自己悄悄地减少金属含量或者将硬币尺寸缩小而感到羞愧。兑换商不该放过这当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从根本上说，欧洲甚至东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也是兑换商必须掌握的知识。货币兑换商和织品商是欧洲最早的现代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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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因茨等城市还行使了堆货权——商船必须卸下货品，在码头边的仓库存放三天，以供出售。这为美因茨人创造了购买这些产品的机会。美因茨位于大型交通和贸易路线的交接点上，包括从英国经阿姆斯特丹、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伯尔尼到意大利的南北向连接线，以及从香槟地区经特里尔、美因茨和莱比锡到布雷斯劳的东西向连接线。这一地理位置为美因茨带来了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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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槟地区的博览会是中世纪盛期重要的经济活动。自11世纪末起，香槟地区每年举办六次贸易博览会，起初以织品和羊毛贸易为主。随着织品和羊毛贸易的发展，货币生意也逐渐增加，从业者主要是伦巴第人和托斯卡纳人，其中又以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主，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从织品和羊毛贸易起家。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里生动地描述了博览会的氛围。随着香槟博览会的兴盛，城市贵族也变得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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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佛罗伦萨人拓展与英国的羊毛贸易并成为英国国王的国家级投资者时，香槟博览会却因不稳定的政治关系和英、法之间持续百年的战争而失去了重要性。随着香槟博览会在14世纪末走向终结，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这对美因茨十分不利。纽伦堡等城市对长途贸易进行了投资并与威尼斯等城市结成紧密的关系，因此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贸易路线。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却没有纽伦堡人或者奥格斯堡人那样的能量和勇气来参与国际贸易与信贷生意，这成为这座城市的劣势。想要在美因茨找到像富格尔（Fugger）、韦尔泽（Welser）、施特罗默（Stromer）、伊姆霍夫（Imhoff）、图赫尔（Tucher）、霍尔茨舒尔（Holzschuher）这样将儿子送往威尼斯学习的家族，结果只能是徒劳无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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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于面临经济窘境的维利希家族而言，城堡伯爵的女儿和意大利金融专家奥蒂尼的结合是件好事。维尔纳·维利希迎娶了容克贵族耶克尔·罗德·菲尔斯滕贝格（Jekel Rode zum Fürstenberg）的遗孀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Ennechin zum Fürstenberg）。菲尔斯滕贝格家族属于城市贵族，同时家族成员作为大臣在市议会和主教管区中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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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其父亲不属于城市贵族这点不足的话，埃尔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她既聪明又有执行力，在她的身体中流动的是商人、金融专家、大臣和城市贵族的血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本身在他家乡中也称得上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实干家。当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向圣坛时，弗里勒已经是个成熟老练的人物。他一边继续经营家族传统的织品生意，一边从事信贷生意，同时也是铸币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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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会是美因茨当时最高雅的俱乐部和最核心的社团，其成员均来自大臣家庭。根据自由特权，铸币权归大主教所有，由他下令让他的部下们铸造硬币。铸币会成员负责采购贵金属。在美因茨，贵金属贸易这一利益丰厚的特权只对他们开放，只有他们有权兑换货币。与此相反，外人既不能在这座城市中买进贵金属，也不能将它们带出城市。当时明确规定，只可由铸币会成员进行金银交易。[27]可以说，铸币会成员不仅是私人银行家，实际上也相当于拥有了货币发行权。此外，似乎成员们也通过铸币会统一运营兑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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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亨内父亲这样的美因茨城市贵族，其生活资金来源于织品生意的盈利、铸币会的商业活动和所购买或继承的年金。亨内也被安排好了过这样的生活，即使母亲肯定也为她的小儿子规划了一条宗教道路。不能确定的是，弗里勒是亲自经营织物生意，还是进行租赁经营，也就是将他的织物店铺出租赚取租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收入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大的一部分源于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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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需要占用他时间的收入让他有机会担任公职，当时的公职虽然没有酬劳，但可以促进他的生意。富有的人将变得更加富有——只有能够零酬劳地付出大量时间的人才会选择担任公职。在风起云涌的1410—1411年，弗里勒·根斯弗莱施甚至作为四大算术师（rechenmeister）之一掌管着美因茨的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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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勒的儿子亨内·拉登——古登堡——出生时，美因茨早已过了繁盛的顶点。亨内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感受到的是城市的逐渐衰弱和传统世家权力的丧失，他的家族也不例外。他从小亲身经历了城市贵族与日益强大的行会之间的对抗，深刻体会到了城市贵族是如何维持自身地位、捍卫自身权利和特权的。城市贵族的地位不再可靠，阶层成员不得不出手捍卫自身特权，古登堡正是在这样的动荡中认识了自己的阶层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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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初，这座城市还以2.5万的人口位居欧洲大城市之列，到亨内出生时，人口已不足1万。黑死病在1348年席卷欧洲，1349年开始在美因茨引发多场瘟疫并最终导致人口减半，它与发生在1328—1332年的美因茨大主教之争一起造成了美因茨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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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统世家的贪婪也使得城市的财政雪上加霜。一方面，他们无须向城市缴税；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他们支付年金。然而，购买年金的价格与城市实际支付的数目在经济关系上并不匹配。如果领取年金的人寿命较长，对于城市来说将会出现难以承受的亏损。至于年金协定为何会设置得对城市财政如此不利，简单来讲，是因为享受年金的人同时也是决定如何发售和设置年金的人。即使早已存在由行会组成的新议会，但决定如何发放年金的仍是由传统城市贵族世家组成的旧议会，而享受年金的也正是世家成员。没有意外的话，亨内今后也会依靠年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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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不同的是，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并不热衷于长途贸易，并且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他们不再有扩张经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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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大权的城市贵族在政治上并非无可指摘，他们最终在财政上给城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城市贵族的统治在为此买单的行会那里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和抗拒。为了扩大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行会与传统世家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争斗并不是美因茨的特有现象，而是遍及帝国的所有城市。其中的关键在于利益平衡，实现的途径包括使行会参与城市统治，或者像纽伦堡那样干脆禁止行会的存在。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之所以能够解散行会，是因为议会成员的聪明才智足以让他们在兼顾手工业者利益的同时进行均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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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332年时城市贵族不得不同意行会参与美因茨的城市管理，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改善状况，反而让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在议会中的工作没有酬劳，有能力做议会成员的只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一来，议会内形成了由手工业者精英组成的团体。作为上位者，他们与普通行会手工业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也不再以行会利益为首，而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新的不满情绪在城市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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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认为古登堡早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阶层下降，并试图将其视为古登堡人生轨迹的特别之处——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他不能像父亲一样成为铸币会成员，因而不能进入城市中最有权势、最核心的圈子。因为选择与商人之女埃尔泽·维利希结合，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剥夺了儿子们进入这个高雅而重要的协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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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古登堡既霸道又叛逆的性格归咎于他被排除在城市最高雅的圈子之外这个事实。[28]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当时的情况，以免主观地编造传说。亨内的哥哥弗里勒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但这没有妨碍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和为孩子们留下可观的遗产。1444年，哥哥弗里勒甚至与妻子一起赞助了美因茨赤足教堂（Barfüßerkirche）的一场安魂弥撒，虽然当时他已经居住在埃尔特维勒，后来可能也安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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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阶层下降没有使亨内·拉登走上对抗铸币会的道路，与此相反，他是与行会的斗争中最激烈、最不愿妥协的城市贵族之一。至于父亲因为草率的婚姻让后辈无法走与自己相同的人生轨迹这个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父亲至少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避免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虽然有关古登堡生平的史料很少，但也应尽可能避免过度解读。与此相比，对他孩童和少年时期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城市贵族与行会和大教堂教会之间的斗争。亨内从孩童时期起就切身体会到了权力斗争，并从那时起就认为行会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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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一轮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动荡，亨内成为学生。可以推测出的是，城市贵族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的儿子就读的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这所优质的学校位于威森瑙附近的城门前，日常的上学路线使这个孩子被动地成为骚乱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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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商人的孩子们在德语学校学习读写和计算。世家之子与他们没有交集。城市贵族和贵族的孩子们或是由家庭教师授课，或是就读于三艺学校（Trivialsch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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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语学校相比，可以将三艺学校视为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仅凭用拉丁语教授基础知识这一点，三艺学校就为学生铺平了通往大学的道路。三艺学校教授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博雅教育）中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辩证，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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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教育也包含宗教的内容，但通常仅限于《历法口诀》（Cisiojanus）。中世纪时，人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用日和月来描述日期，而是使用教会历来联系重要的教会节庆。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教会历以各个教会节庆为基础，《历法口诀》可以帮助记忆。在《历法口诀》中，每月那行的音节数等于当月天数，整个《历法口诀》的音节数即一年的总天数。《历法口诀》得名于其第一行：“Cisio janus epi sibi vendicat oc feli mar an prisca fab…”1月1日为耶稣受割礼日，拉丁语是“circumcisio domini”，简称“Cisio”。“janus”的意思是1月，在此的作用是连接1月1日和1月6日主显节（Epiphanias），后者缩写为“epi”。“sibi”和“vendicat”为填充词，之后是1月13日“oc”，其完整形式为“octava epiphaniae”，即主显节后的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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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首先要学习的是拉丁语词汇和拉丁语读写，老师借助书写板（tabula）[4]以问答模式进行教学。接下来是用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的《语法书》（Artes grammaticae）学习拉丁语语法，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拉丁语教材，简称《多纳特》（Donat）。《多纳特》之所以权威，不仅因其本身质量突出，也因为编写者多纳图斯是圣哲罗姆〔原名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以圣哲罗姆（St. Jerome）知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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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亨内用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a Dei）在12世纪时编写的教材学习句法和格韵，结束了自己在三艺学校的时光。至于修辞学，亨内自然是以西塞罗的演讲为范例进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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