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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于面临经济窘境的维利希家族而言，城堡伯爵的女儿和意大利金融专家奥蒂尼的结合是件好事。维尔纳·维利希迎娶了容克贵族耶克尔·罗德·菲尔斯滕贝格（Jekel Rode zum Fürstenberg）的遗孀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Ennechin zum Fürstenberg）。菲尔斯滕贝格家族属于城市贵族，同时家族成员作为大臣在市议会和主教管区中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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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其父亲不属于城市贵族这点不足的话，埃尔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她既聪明又有执行力，在她的身体中流动的是商人、金融专家、大臣和城市贵族的血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本身在他家乡中也称得上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实干家。当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向圣坛时，弗里勒已经是个成熟老练的人物。他一边继续经营家族传统的织品生意，一边从事信贷生意，同时也是铸币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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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会是美因茨当时最高雅的俱乐部和最核心的社团，其成员均来自大臣家庭。根据自由特权，铸币权归大主教所有，由他下令让他的部下们铸造硬币。铸币会成员负责采购贵金属。在美因茨，贵金属贸易这一利益丰厚的特权只对他们开放，只有他们有权兑换货币。与此相反，外人既不能在这座城市中买进贵金属，也不能将它们带出城市。当时明确规定，只可由铸币会成员进行金银交易。[27]可以说，铸币会成员不仅是私人银行家，实际上也相当于拥有了货币发行权。此外，似乎成员们也通过铸币会统一运营兑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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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亨内父亲这样的美因茨城市贵族，其生活资金来源于织品生意的盈利、铸币会的商业活动和所购买或继承的年金。亨内也被安排好了过这样的生活，即使母亲肯定也为她的小儿子规划了一条宗教道路。不能确定的是，弗里勒是亲自经营织物生意，还是进行租赁经营，也就是将他的织物店铺出租赚取租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收入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大的一部分源于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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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需要占用他时间的收入让他有机会担任公职，当时的公职虽然没有酬劳，但可以促进他的生意。富有的人将变得更加富有——只有能够零酬劳地付出大量时间的人才会选择担任公职。在风起云涌的1410—1411年，弗里勒·根斯弗莱施甚至作为四大算术师（rechenmeister）之一掌管着美因茨的财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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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勒的儿子亨内·拉登——古登堡——出生时，美因茨早已过了繁盛的顶点。亨内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感受到的是城市的逐渐衰弱和传统世家权力的丧失，他的家族也不例外。他从小亲身经历了城市贵族与日益强大的行会之间的对抗，深刻体会到了城市贵族是如何维持自身地位、捍卫自身权利和特权的。城市贵族的地位不再可靠，阶层成员不得不出手捍卫自身特权，古登堡正是在这样的动荡中认识了自己的阶层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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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初，这座城市还以2.5万的人口位居欧洲大城市之列，到亨内出生时，人口已不足1万。黑死病在1348年席卷欧洲，1349年开始在美因茨引发多场瘟疫并最终导致人口减半，它与发生在1328—1332年的美因茨大主教之争一起造成了美因茨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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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统世家的贪婪也使得城市的财政雪上加霜。一方面，他们无须向城市缴税；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他们支付年金。然而，购买年金的价格与城市实际支付的数目在经济关系上并不匹配。如果领取年金的人寿命较长，对于城市来说将会出现难以承受的亏损。至于年金协定为何会设置得对城市财政如此不利，简单来讲，是因为享受年金的人同时也是决定如何发售和设置年金的人。即使早已存在由行会组成的新议会，但决定如何发放年金的仍是由传统城市贵族世家组成的旧议会，而享受年金的也正是世家成员。没有意外的话，亨内今后也会依靠年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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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不同的是，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并不热衷于长途贸易，并且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他们不再有扩张经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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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大权的城市贵族在政治上并非无可指摘，他们最终在财政上给城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城市贵族的统治在为此买单的行会那里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和抗拒。为了扩大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行会与传统世家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争斗并不是美因茨的特有现象，而是遍及帝国的所有城市。其中的关键在于利益平衡，实现的途径包括使行会参与城市统治，或者像纽伦堡那样干脆禁止行会的存在。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之所以能够解散行会，是因为议会成员的聪明才智足以让他们在兼顾手工业者利益的同时进行均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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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332年时城市贵族不得不同意行会参与美因茨的城市管理，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改善状况，反而让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在议会中的工作没有酬劳，有能力做议会成员的只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一来，议会内形成了由手工业者精英组成的团体。作为上位者，他们与普通行会手工业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也不再以行会利益为首，而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新的不满情绪在城市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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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认为古登堡早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阶层下降，并试图将其视为古登堡人生轨迹的特别之处——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他不能像父亲一样成为铸币会成员，因而不能进入城市中最有权势、最核心的圈子。因为选择与商人之女埃尔泽·维利希结合，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剥夺了儿子们进入这个高雅而重要的协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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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古登堡既霸道又叛逆的性格归咎于他被排除在城市最高雅的圈子之外这个事实。[28]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当时的情况，以免主观地编造传说。亨内的哥哥弗里勒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但这没有妨碍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和为孩子们留下可观的遗产。1444年，哥哥弗里勒甚至与妻子一起赞助了美因茨赤足教堂（Barfüßerkirche）的一场安魂弥撒，虽然当时他已经居住在埃尔特维勒，后来可能也安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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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阶层下降没有使亨内·拉登走上对抗铸币会的道路，与此相反，他是与行会的斗争中最激烈、最不愿妥协的城市贵族之一。至于父亲因为草率的婚姻让后辈无法走与自己相同的人生轨迹这个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父亲至少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避免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虽然有关古登堡生平的史料很少，但也应尽可能避免过度解读。与此相比，对他孩童和少年时期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城市贵族与行会和大教堂教会之间的斗争。亨内从孩童时期起就切身体会到了权力斗争，并从那时起就认为行会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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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一轮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动荡，亨内成为学生。可以推测出的是，城市贵族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的儿子就读的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这所优质的学校位于威森瑙附近的城门前，日常的上学路线使这个孩子被动地成为骚乱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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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商人的孩子们在德语学校学习读写和计算。世家之子与他们没有交集。城市贵族和贵族的孩子们或是由家庭教师授课，或是就读于三艺学校（Trivialsch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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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语学校相比，可以将三艺学校视为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仅凭用拉丁语教授基础知识这一点，三艺学校就为学生铺平了通往大学的道路。三艺学校教授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博雅教育）中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辩证，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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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教育也包含宗教的内容，但通常仅限于《历法口诀》（Cisiojanus）。中世纪时，人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用日和月来描述日期，而是使用教会历来联系重要的教会节庆。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教会历以各个教会节庆为基础，《历法口诀》可以帮助记忆。在《历法口诀》中，每月那行的音节数等于当月天数，整个《历法口诀》的音节数即一年的总天数。《历法口诀》得名于其第一行：“Cisio janus epi sibi vendicat oc feli mar an prisca fab…”1月1日为耶稣受割礼日，拉丁语是“circumcisio domini”，简称“Cisio”。“janus”的意思是1月，在此的作用是连接1月1日和1月6日主显节（Epiphanias），后者缩写为“epi”。“sibi”和“vendicat”为填充词，之后是1月13日“oc”，其完整形式为“octava epiphaniae”，即主显节后的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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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首先要学习的是拉丁语词汇和拉丁语读写，老师借助书写板（tabula）[4]以问答模式进行教学。接下来是用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的《语法书》（Artes grammaticae）学习拉丁语语法，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拉丁语教材，简称《多纳特》（Donat）。《多纳特》之所以权威，不仅因其本身质量突出，也因为编写者多纳图斯是圣哲罗姆〔原名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以圣哲罗姆（St. Jerome）知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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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亨内用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a Dei）在12世纪时编写的教材学习句法和格韵，结束了自己在三艺学校的时光。至于修辞学，亨内自然是以西塞罗的演讲为范例进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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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最早的印刷作品就包括《多纳特》和《历法口诀》，这不是因为他怀念早已逝去的校园时光，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教材市场的广阔前景。古登堡的目标并非生产单本，而是要以量产的方式复制出物美价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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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得以瞥见古登堡的思想甚至灵魂。他从一开始就看好量产，更准确地说是看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想要以此盈利。古登堡所印刷的都是具有庞大市场，特别是市场还有望继续扩大的作品。至于古登堡何时何故产生了工业化生产书籍的想法，我们将在之后进一步探究。除了具有看上去相当现代化的融资能力外，古登堡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于手工业的工业化视角：他的想法不再局限于家庭式的手工作坊，而是要建立分工式的工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简便的方式生产出最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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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他的少年时光——亨内此时还在上学，就读的是德意志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逃离美因茨、转学、还算舒适的逃亡生活都是这个男孩年少经历中的一部分，这些经历让他清晰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在父亲还位列议会四大算术师之一的那年，城市贵族与行会的争端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411年，117位城市贵族因此决定迁出美因茨，其中就包括亨内的父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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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约翰内斯·斯瓦尔巴赫（Johannes Swalbach）被旧议会选为市长，这引起了由行会成员组成的新议会的激烈反对。来自新议会成员的威胁愈演愈烈，他们甚至说要砍下斯瓦尔巴赫和其他一些旧议会成员的脑袋。行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斯瓦尔巴赫下台。由于城市贵族不接受这些要求，8月15日，美因茨发生公开暴动。美因茨城市贵族纷纷逃往奥彭海姆或埃尔特维勒，其中多是被点名威胁的城市贵族，另外还有一些出于团结而一起出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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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证据，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出逃时很有可能带上了他的家庭，因为妻子从她的母亲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那里继承了埃尔特维勒的一处靠近环形城墙的房产。斯瓦尔巴赫家的房子就在一旁，他们家在埃尔特维勒也有丰厚的财产。半个世纪后，在即将过完自己的一生时，古登堡将再次回到这里。亨内一家在埃尔特维勒的逃亡生活相当奢华，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埃尔特维勒也有拉丁语学校，亨内得以在逃亡中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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