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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根斯弗莱施家族与斯瓦尔巴赫家族之间的渊源，古登堡与格雷特根·斯瓦尔巴赫（Gretgen Swalbach）有着良好的关系。古登堡作为城市贵族的态度一贯保守，在这方面他与市长斯瓦尔巴赫十分相似；古登堡在孩童时期就认识了斯瓦尔巴赫，后者在与行会的激烈争端中的表现可能给古登堡留下了深刻印象。古登堡在其一生中都属于城市贵族中的保守派，绝不进行任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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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主教的调停下，争端双方做出让步，亨内与他的家庭回到了美因茨。但短短一年之后，动乱再次爆发。这次动乱在1412—1413年之间的冬天伴随着饥荒达到了高潮，1413年，弗里勒不得不带领他的家庭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在此期间，双方的斗争有所减弱，弗里勒和家人得以重返古登堡宅院，但不久后被迫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最后，城市中的争端和不时出现的无政府状态让德意志的国王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不得不介入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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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417年，弗里勒家是每次都一起往返于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之间，还是只有弗里勒独自往返，而母亲与孩子们留在埃尔特维勒，我们无从得知。恰好在那几年中，亨内外祖母的娘家菲尔斯滕贝格家族数次对圣彼得教堂进行捐赠，该教堂有一所颇有名气的拉丁语学校，亨内可能就在那里上学。无论如何，城市中的动荡、混乱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力之争对亨内的童年和少年早期造成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行会的目的在于使城市贵族“行会化”，也就是要求城市贵族像行会成员一样缴交税费。城市贵族拒绝了，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增加议会中行会成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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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陷入混乱的不止美因茨。基督教世界也不再统一，基督徒之间产生了分歧，欧洲随之开始分裂。1378年，以法国人为主的枢机团宣布废黜教皇，并推选了一个新的耶稣代言人入驻阿维尼翁教廷。这造成了两个教会并存的局面——两个教会各有一个教皇，并且都声称只有自己才是合法的。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要被逐出教会的不仅是另一个教皇，还有对方的所有支持者。真正的教皇只有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因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是否要因此受到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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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分裂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对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怀疑。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们都知道这种情形不能持续下去了，但选择任何一方教皇都将牵涉政治利益问题，因此似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最终人们灵光一现，试图废黜这两位教皇并另选一位新教皇，但是这个主意彻底失败了——基督教中不再同时存在两个教皇，而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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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混乱，不仅是教会的地位和人们对教会的信任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连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都开始动摇。西方教会大分裂（das Große Abendlndische Schisma）导致了深重的危机。即使美因茨人支持的是罗马教皇而非阿维尼翁教皇，成长中的亨内还是意识到了教会内部跟美因茨一样存在巨大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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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母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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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外祖母恩讷辛在丈夫耶克尔·菲尔斯滕贝格去世后再婚，嫁给了没有城市贵族身份的富裕商人维尔纳·维利希。在这段婚姻中，埃尔泽·维利希作为贵族和商人的女儿出生了。她可能学过读写，但肯定不是拉丁语。尽管如此，她完全可能对教育抱有开放的心态。她看向自己的三个孩子[29]，意识到女儿和长子的未来不言而喻：女儿埃尔泽会结婚，这在1414年成为现实；弗里勒则会追随父亲的足迹。但是亨内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自然，他会继承一部分遗产，家里也为他安排了终身年金；但因他才思敏捷，母亲可能产生了让他接受全面的教育，从而在未来有机会成为神职人员或法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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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仅有来自大臣世家菲尔斯滕贝格家族的亲戚，也与其他贵族大臣和生活在城市的乡村贵族有所交往，因此，她可能对教育的好处及教育通往的职业道路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也可能打算引导自己的儿子朝这个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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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低等级的贵族因为革命和战争技术的发展失去了重要性。康拉德·策尔蒂斯接连在两首颂歌中对印刷术和火药加以赞美，称它们为同样重要的发明，这一观点曾获得诸多共鸣。两个多世纪后，启蒙运动者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用一句话瓦解了两者并驾齐驱的局面：“比起弹丸中的铅，排字盒中的铅更多地改变了世界”，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为儿子谋划未来的埃尔泽·维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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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地位下降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减少的现实，许多骑士和小贵族成为强盗骑士，但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这种做法。他们当中的聪明人意识到，全面的教育可以为他们带来新的工作和收入，例如可以在正在形成的国家政权中成为法官，成为正逐渐转变为公务员的大臣。通过接受教育，亨内有可能成为神职人员、医学家或法官。结合古登堡之后的发展道路，至少可以大胆推测法学是当时的首选。在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家族中和其个人少得可怜的记录中，完全看不见高雅的艺术爱好，可见的是精明冷静的商人头脑和经商方面的兴趣。就算家族中没有法官，起码有商人、城市贵族、议会成员和教会大臣，如果算上菲尔斯滕贝格家族，那么还有帝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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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拉丁语的全面掌握，古登堡不可能完成他的印刷作品。但在拉丁语的学习者中需要准确区分两种不同情况：或是从实用角度出发，学习这门中世纪的通用学术语言；或是出于对拉丁语文化、历史文明和哲学的人文主义热情进行学习。人文主义世界的拉丁语与教会、管理者和学者的通用语在语言使用的完美程度上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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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圣彼得教堂圣十字圣坛的拉丁语教会学校在埃尔特维勒有口皆碑[30]，其影响力超出了这座城市的边界。流亡的生活虽然至少没有导致亨内失学，却让他的童年和少年变得动荡不安。相比于哥哥和姐姐，他受到的影响更大，母爱也没能弥补这种不安定对他造成的影响。他性格中的不羁，以及他将阶层特权看得比家乡生活的观念可能由此而来。在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之间的往返让他无法在两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扎根，他很早就坚信，城市贵族只有在被所有人尊重的情况下才可以并且应该生活在美因茨。从孩童时期起，亨内就切身体会到的是，比起交出特权，更好的做法是进行抗议，同时声势浩大地搬出美因茨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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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权利的减少，出走是更好的选择——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先学到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重要一课。他在城市贵族的骄傲中成长，同时还有源自母亲——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的女儿——的贵族的骄傲，他的血管中流着近乎传奇的城堡伯爵维利希的贵族血液，此外，他自然也有资格说自己在思想上受到了菲尔斯滕贝格家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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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亨内·拉登与家人居住在美因茨时曾就读于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那么他在那里会遇见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要么激发了他上大学的想法，要么坚定了他对此的决定。1417年，就在弗里勒和埃尔泽·根斯弗莱施·拉登与他们的儿子一起对未来的人生道路进行思考时，医学家和教士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Amplonius Rating de Berka）成为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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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阿姆普罗尼乌斯已经十分有名，他是科隆大主教的私人医生，虚荣自负，学识丰富，执行力强，还有不可估量的财富。他特别爱他的家庭，虽然这是他作为教士本不该拥有的，但丝毫不妨碍他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对自己的家庭大加赞美。他敬重妻子哈根的库尼贡德（Kunigunde von Haghen），称她为“famula”，意为女管家——尽管他的身份不允许他们缔结婚姻。他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在公共场合无比自信地表达对他们的骄傲之情，虽然他们其实是他罪孽的见证。这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的松懈无关，或者说完全不是文艺复兴带来的现象。因为此时“文艺复兴”尚未来到布拉格，在埃尔福特和美因茨同样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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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普罗尼乌斯安排他的两个儿子阿姆普罗尼乌斯和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到科隆上大学，为他们铺平了继续到埃尔福特大学深造的道路。这两个任性的男孩让埃尔福特大学头疼不已，但因为他们富裕的父亲曾为大学慷慨解囊，他们还是顺利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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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普罗尼乌斯1365年前后出生于莱茵河左畔的莱茵贝格，因此也被称为德·贝尔卡，意为来自莱茵贝格。他先在苏斯特上学，后来到布拉格接受了高等教育，最后师从尼古拉斯·胡恩罗伊尔（Nikolaus Hunleue），在新成立的埃尔福特大学取得了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因此成为在这所年轻的大学中第一个以医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同时在首批学生名册上位列第四。阿姆普罗尼乌斯在这座格拉河畔的城市开启了学术生涯并成为该校最早的硕士和博士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就算埃尔福特大学经历了起起落落，他仍始终对这所大学抱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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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年时他住在科隆，但决定在埃尔福特大学创建一处带有图书馆和宿舍的学院。为此他捐赠了一处价值2400古尔登[5]的房产。他原本计划在自己逝世后将635册藏书捐赠给大学，但是埃尔福特人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说服他立即用这批珍藏来为埃尔福特大学增添光彩。为了妥善存放这批藏书，市议会买下了圣米迦勒教堂对面的“天堂之门”（Porta Coeli）宅院和隔壁的犹太教会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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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亨内确实是在1400年出生的，那么17岁的他已经在拉丁语学校上了10年学，正面临未来何去何从的选择。考虑到弗里勒和埃尔泽的家族与教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可想而知的是，他们至少间接地认识这位新的教区主教。后者可能建议亨内的父母将这个机灵的男孩送往大学，而当时声誉最好的正是埃尔福特大学。埃尔福特也由美因茨大主教管辖，这为父母选择埃尔福特大学又增加了一个有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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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内曾就读于埃尔福特大学的唯一直接证据并非确凿无疑。1418年夏季学期学生花名册上登记有“Johannes de alta villa”，即“埃尔特维勒的约翰内斯”。一种虽然合理但常被反驳的推测是，纯粹的同名巧合愚弄我们至今，花名册上的也可能是来自埃尔特维勒的另一位约翰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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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接证据模糊，但仍存在一系列认为古登堡极有可能在埃尔福特上了大学的理由。第一，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埃尔特维勒度过了童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在他的家庭不得不离开美因茨时，埃尔特维勒接纳了他们，这让他与之产生了紧密联系。因此，在表述家乡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Alta villa”（埃尔特维勒）这个说法。整个过程或许相当平淡。在亨内把注册费15格罗申[6]放到桌上后，办公人员询问了他的姓名。“约翰内斯。”他用标准的说法回答，而非口语中的昵称亨内。“来自哪里？”因为叫约翰内斯的人很多，办公人员继续问道。亨内用拉丁语回答：“Alta 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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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知识和对拉丁语的掌握是印刷书籍的前提，也是上大学的前提。早期的印刷师都是学者，他们掌握拉丁语，也上过大学。古登堡后来在美因茨的员工彼得·舍费尔也曾就读于埃尔福特大学，时间为1444—1448年。尽管是循环论证，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完成了大学学业，就只可能是在隶属于美因茨选侯国的埃尔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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