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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死亡的艺术（ars vivendi）比生活的艺术（ars moriendi）更重要。人们认为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结束后的地狱或天堂才是永恒。深刻的忏悔、痛苦的自我折磨与最严重的罪行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替上演。如同个体所体现的那样，整个社会只有极端，没有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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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想一直伴随着亨内的成长：一是原罪观念，认为每个人出生时都带有罪孽；二是尘世苦海有终的观念，认为人生在世只会经受有限的历练。人们每时每刻都要设法救赎灵魂，但这是可以通过行善和忏悔实现的。伴随亨内成长的信念是，上帝创造了世间的秩序，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中扮演好上天给他安排的角色。城市贵族们捍卫自己的特权，这也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那他们是从何处得到这些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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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父母在古登堡宅院的住所应该也分为展示区和日常生活区。在住所中与亨内一起玩耍的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撇开很早就由母亲带着一起操持家庭事务不谈，如果姐姐埃尔泽（Else）是在1414年嫁给城市贵族克劳斯·菲茨图姆（Claus Vitzthum）的，那么她至少比亨内年长六岁。文献中对她的最后一次记载是1443年，她可能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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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弗里勒的出生日期不明，去世则是在1447年8月。在遗产继承调解中，弗里勒的终身年金继承权被转给了亨内，同时每次可领取的金额减少。基于这点，可以推测出弗里勒年长于亨内——因为如果年金继承权转移到了更年轻的人那里，后者领取年金的时间将会更长，而单笔金额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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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勒娶了城市贵族耶克尔·希尔茨（Jeckel Hirtz）的同样名为埃尔泽的女儿，自1434年起与她一同居住在埃尔特维勒。[21]关于兄弟之间关系的资料很少，但如果通过遗产继承调解就得出两人不和的结论，未免是进行了过度解读。与此相反，兄弟间似乎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亨内与侄女——弗里勒的女儿奥迪尔根（Odilgen）及其丈夫约翰·佐根罗赫（Johann Sorgenloch）一向关系良好。可惜我们不知道亨内是否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在那个高夭折率的时代，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当时半数孩子都活不到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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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父亲很晚才与埃尔泽·维利希（Else Wirich）结婚。他当时已超过50岁，已经算得上是个老人。在埃尔泽活下来的孩子当中，亨内是最小的，可能也是最受她疼爱的，这体现在她之后为亨内处理终身年金事宜，以及就遗产继承协定和继承调解为他上庭辩护等事务上。古登堡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和退出美因茨城市贵族圈的行为都显示出，母亲为自己最年幼的孩子规划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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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在今天的舒斯特街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当时，这条街道因附近的圣昆汀教堂（Quintinskirche）而被称为昆汀巷（Quintinsgasse）。圣昆汀教堂是美因茨最古老的教区教堂，早在774年就出现在了文献记录中；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圣昆汀教堂具有了晚期哥特式厅堂式教堂的形态。但亨内受洗的地方不是圣昆汀教堂，而是圣克里斯托弗教堂，那是一座简朴的哥特式拱顶巴西利卡（Basilica）教堂。小亨内受洗的石质洗礼盆出自14世纪，下方由狮子雕像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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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拜仪式中，年幼的亨内是否经常看向圣克里斯托弗背负耶稣假扮的孩童的壁画？或许画家在这个城市贵族之子受洗时已完成了壁画，或许是亨内的父母因为儿子出生而向教堂捐献了这幅壁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幅画诞生于14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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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古登堡宅院，亨内就来到了昆汀巷，这里遍布手工艺人的小屋，其中包括刀剑制造师、编篮工和制壶匠。如果他走向另一个方向，穿过当时还叫亚麻店下巷（Unter den Leinengaden）[22]的克里斯托弗前巷（Vordere Christofsgasse），那么他将被不同的亚麻纺织工场环绕。他会对这些纺织工投以友善的目光，因为他们的勤奋增加了他家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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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年，大主教授予城市贵族商店经营权。这项权利能保障他们在织物生意中的收益，因为这样一来，只有城市贵族才有资格出售织物或者授权他人出售织物，后一种情况指的是他们也可以通过出租织物商店来获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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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从小就对城市贵族的传统耳濡目染，父亲告诉他城市贵族眼中的美因茨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城市贵族骄傲的资本是什么，以及城市贵族可以运用和同时要捍卫的权利有哪些——这些权利并不总是可靠。人们常批评的阶层傲慢，归根结底是关乎生存的行为习惯，是保障自我认识、从而保障城市贵族权利合法性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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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绝不会让自己与行会混为一谈，因为这将使他失去自己拥有而行会成员不具备的税收特权。税收特权的基础在于行会成员与城市贵族身份的区分，后者用历史来强调这一区分的合法性：美因茨这座城市之所以能获得自由，城市贵族功不可没。这也是他们在与行会的争端中唯一可拿来为自己辩解的。因此越发重要的是，不要因不与行会区分而让自己的身份遭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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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美因茨城市贵族如何产生，以及他们为何将自己视为城市自由的保证和载体，有必要在此简短地介绍一下美因茨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小亨内耳熟能详的。他从小在这样的阶层意识形态中成长，这构成了他基本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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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隶属于大主教，但自1347年起，大主教的官邸位于附近的埃尔特维勒，而非美因茨城中。美因茨在11世纪末形成了由富裕市民组成的上层社会，主要由大主教大臣组成，他们也在市政府中任职，例如市长、司库大臣、警长[23]、法官、陪审员。通过罚金、手续费、售出商品的税费、不同监狱的收入、妓女税等，这些职务为他们带来了收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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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大主教辖区是德意志最大的教省，不仅如此，美因茨大主教还担任帝国掌玺大臣（kanzler）一职，同时也是七大选侯[2]之一，在帝国政治上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为美因茨大主教处理行政事务的大臣，城市贵族成员逐渐掌握了各种能带来收入的特权，例如商店经营权或者担任教省公职和进入铸币会（Münzerhausgenossenschaft）的特权。13世纪初，美因茨诞生了主要由市民和大臣组成的城市自治机构——市议会，成员共有24人，他们将终身维护这座城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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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帝国中都出现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在莱茵河两岸，还是在多瑙河、佩格尼茨河、阿尔诺河两岸，或者是在威尼斯，在意大利，这样的自治机构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大主教没有任命市议会成员的权力，而是由市议会在其成员去世后决定继任者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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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从大主教那里获得了对所有建造行为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在美因茨这样一座繁荣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城市中，城市贵族因此获得了通过地产投机来增加自身财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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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与来自斯陶芬家族（dem Staufer）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的斗争中，与帝国中的大多数城市相反，美因茨选择站在教皇这边，美因茨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大主教埃普施泰因的西格弗里德三世（Siegfried Ⅲ von Eppstein）在1244年11月13日宣布美因茨享有自由特权，美因茨自此成为自由市。虽然名义上其仍归大主教所有，但实际上权力落到了控制议会的城市贵族手里。但与此同时，城市贵族们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大主教大臣家族出身与大主教保持充分的往来，因为大主教能使美因茨成为教会会议和帝国议会的举办地，这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美因茨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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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家族虽是大臣世家，但祖上同样来自手工业和银行业。有人认为暴动者“红色的”阿诺尔德（Arnold der Rote）是古登堡的祖先，1160年，可能在6月24日圣约翰日这一天，作为城市中反对主教的带头人之一，他参与了对美因茨主教塞伦霍芬的阿诺尔德（Arnold von Selenhofen）的刺杀行动。虽然美因茨因发生刺杀主教的严重罪行而受到惩罚——城墙被拆除，以至于城市毫无保护地“暴露给了狼和狗、小偷和强盗”[25]——但“红色的”阿诺尔德并没有被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追究责任，正如在史料中可见的，他仍作为有声望的市民出庭为文书做证。虽然对“红色的”阿诺尔德的后代没有确凿的记录，但无论如何可以推测出的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出生于一个世代居住在美因茨、以市民身份为傲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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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来自传统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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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家在美因茨留下的最早痕迹是1330年关于弗里勒·拉夫特·根斯弗莱施（Friele Raft zum Gensfleisch）的记录。他的名字取自拉夫特和根斯弗莱施两处宅院。在弗里勒第一段婚姻中诞生的三个儿子——弗里勒、约翰和彼得曼（Petermann）——都可以算作城市贵族。其中，弗里勒后来成为圣彼得教堂的法政牧师（kanoniker），彼得曼则担任颇具影响力的陪审员一职，此外还经营两家织品商店。经营商店的前提是享有商店经营特权，这意味着彼得曼必然拥有城市贵族的身份。彼得曼与内泽·荣根（Nese zum Jungen）结为夫妻，他们的儿子弗里勒·根斯弗莱施（Friele zum Gensfleisch）在1368年7月搬进了拉登宅院，因此被称为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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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勒·拉登的第一段婚姻中，他娶的是格雷特·荣根·阿本（Grete zur jungen Aben）。从结婚对象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城市贵族世家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时，结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权势和财富，最起码要维持原有的权势和财富。荣根（zum Jungen）、埃泽尔维克（zum Eselweck）、荣根·阿本（zur jungen Aben）都是城市贵族的姓氏，源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宅院。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城市贵族只考虑城市贵族或传统贵族，如果对方非常富有，偶尔也将商人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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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勒·拉登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拉登大院，同样名为弗里勒[3]。得以继承这个大院的是兄长，弗里勒后来搬到了古登堡宅院，这座宅院中有一部分属于他的远房亲戚亨内·荣根（Henne zum Jungen）和海因里希·荣根（Heinrich zum Jungen）兄弟。通过调解或者诉讼，弗里勒逐步拥有了整个大院。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诞生了一个名为帕萨（Patza）或帕策（Patze）的女儿，她嫁给了美因茨市长彼得·荣根（Peter zum Jungen），还出现在前文提及的1420年的遗产继承调解中，正是在这次调解中出现了对亨内·拉登的第一次文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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