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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发明为新世界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这具体体现在印刷书籍和传单创造的新的信息沟通形式。在这之前，他必然要先接触书籍的世界，只有自己先接触了沟通发生地、沟通者和沟通媒介，才有可能认识到这种沟通形式也可以成为全新的、巨大的市场。大学集合了上述要素，那里有教授、学者、学生，还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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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相比，当时的书籍更多的是纯粹的知识载体。大学学习让亨内认识蕴含在书籍中的世界。通过课本中丰富的插图和各种精美的手写字体，书籍带来的美学享受毋庸置疑。然而，大学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字体的艺术性再强，也只是知识内涵奢侈的外在形式，就像精美的圣骨匣为了圣骨而存在，是圣骨赋予了圣骨匣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应局限于今天对于知识的理解，在当时，知识更多地被理解为可定性而非可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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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年初，亨内·拉登沿着古贸易干道王者之路（Via Regia）[1]，穿过布吕尔门（Brühler Tor）来到埃尔福特，此时的埃尔福特已不再像100年前时那样是德意志的第三大城市，但因为埃克哈特大师曾在这里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为见习修士做著名的教诲演讲[32]，埃尔福特仍可跻身帝国大都市的行列。亨内不会对这里感到陌生，因为与美因茨一样，埃尔福特的一切都充满商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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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应该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充足的现金，以免因注册费、住宿费、书本费、服装费而捉襟见肘。由于亨内的堂兄弗里勒·拉登和鲁勒曼·拉登已经在埃尔福特开始学业，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得以提前了解关于费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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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桥（Krämerbrücke）西侧的广场因旁边的教堂而被当时的埃尔福特人称为“圣本笃旁”（bei St. Benedicti）。从这里出发，有一条通往阿姆普罗尼亚纳（Amploniana）——其所在的宅院当时被称为“天堂之门”（Zur Himmelspforte）——的长长的街道。如果美因茨圣维克多教堂的教区主教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真的向亨内推荐了埃尔福特大学，那么后者毫无疑问会选择在这位主教捐赠和管辖的阿姆普罗尼亚纳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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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普罗尼亚纳此时已发展成了一处集学生和教师宿舍、图书馆、练习室、教室、经营场所于一体的校园。除了一些必备的神学书籍，图书馆还藏有医学和哲学书籍，此外还有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包括彼特拉克的伦理学著作《幸运与不幸之药方》（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论僧侣的休闲》（De otio religiosorum）及其自传作品《孤独人生》（De vitasolitaria）。亨内还能读到乔瓦尼·薄伽丘的《论名人命运》（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体会名人们曲折的人生，此外还有知名女性的传记合集《论名女人》（De mulieribus c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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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中收录了众多当时常见的神学和哲学作品，例如彼得·伦巴德（Petrus Lombardus）的语录、埃吉狄乌斯·罗马努斯（緈gidius Romanus）的《定理》（Theorema）、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 philosophiae）、亚里士多德的传世之作、米歇尔·斯科特斯（Michael Scotus）的《基督教信仰》（De arte fidei catholicae），此外还有诸多来自奥古斯丁（Augustinus）、圣维克托的雨果（Hugo von St. Viktor）、里拉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Lyra）、坎特伯雷的安塞尔姆（Anselm von Canterbury）、尊者比德（Beda Venerabilis）、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hard von Clairvaux）、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让·热尔松（Jean Gerson）的作品，当然，这座图书馆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的大作[33]。这里仅举几例，实际馆藏远不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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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大学新生一样，亨内首先要完成基础的博雅教育，取得“自由七艺大师”（magister in artibus）的头衔，然后才能开始真正的专业学习，即神学、医学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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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福特大学由不同学系组成，而非民族团[2]。在进入神学系、医学系或法学系进行专业学习之前，学生必须先在人文系完成基础课程，成为自由七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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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七艺可进一步划分为三艺和四艺（quadrivium）。三艺中除文法和修辞外还包括辩证，即论证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Organon）是辩证的基础，它为辩证提供了科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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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时，人们用“哲学家”称呼亚里士多德，视其为哲学上的权威。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伊本·路西德（Ibn Ruschd）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大家，他的译介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拉丁语世界对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认识。在拉丁语世界中，伊本·路西德也以其拉丁语化的名称“阿威罗伊”（Averroës）闻名，人们称他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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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柏拉图思想复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哲学才进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对此我们不进一步展开，但不容忽视的是以下事实：正是古登堡的印刷术让柏拉图作品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例如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将柏拉图作品翻译成了拉丁语，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以希腊语原文印刷出版了柏拉图作品。古登堡的创新是文艺复兴哲学、德意志人文主义以及宗教改革取得胜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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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查证亨内·拉登是否使用了阿姆普罗尼亚纳图书馆以及可能读了哪些书。或许不应对此产生过多幻想，因为学业本身——上课和练习——就已经占据许多时间，只有格外勤奋的学生才会在完成学习任务后继续在图书馆阅读。联系到亨内之后的人生道路，很难认为他对深入学习和对理论本身具有强烈的兴趣，与此相反，他之后展现出的是非常现实的头脑，正是这点带他走上了从商、建立企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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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之后要学习的是四艺，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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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对拉丁语有一定了解，基本上就满足了大学的入学条件。当时的孩子一般在十三四岁时注册入学，甚至还有12岁的大学生。如果亨内在17或18岁时到埃尔福特上大学，也在正常年龄范围之内。因为学生们中多数还都只是小男孩或者少年，有必要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和持续监督，这项任务由居住在学院的教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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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部管理严格，但官方的纪律规范几乎无法在这里得到落实。作为大学生的亨内不归城市司法机关管辖，而是由大学司法机关管辖。这在中世纪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当时对不同的人群设有不同的法庭：宗教界人士只能被宗教法庭传唤；与大学有关的人只能由大学法庭传唤；在美因茨，铸币会成员也有自己的法庭，就设立在铸币会楼里，由铸币会会长管辖，其他人没有权力对他们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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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deposition）是埃尔福特大学新生开启大学生活的一种习俗。在这之前，亨内要向院长发誓，表示顺从。对于新生而言，“脱落”是一项花费不菲的仪式，同时也是怪异却又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人们丢给亨内一件罩衫，为他戴上一张既像驴又像猪的面具。高年级学生辱骂他，然后像洗礼一般反复往他身上浇冷水。水洗净了罩衫，也使面具慢慢变软。在软化溶解的面具下，他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在当时的学者眼中，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只是动物。相反，只有那些学习了三艺和四艺，甚至读了博士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人，才能称得上有文化。当时人们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习俗，其基础似乎源于对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著名长篇小说《金驴记》（Der goldene Esel）流于表面的理解。在这个身体中甚至流动着贵族血液的城市贵族身上，除了城市贵族的骄傲，现在又加上了大学生的极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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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五点钟，亨内被叫醒。进行礼拜后，六点钟开始上课。他在十点钟吃第一餐。下午五点钟，晚餐摆上了食堂餐桌。两餐之间是他上讲座课的时间——教师不是自由地讲课，而是朗读书上的内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德语中“讲座课”（Vorlesung）这个词的本义是“朗读”。晚上八点钟，守卫锁上宿舍大门，但学生们知道哪里有通往夜生活的秘密通道，他们不仅知道，也亲身使用着这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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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亨内来说，找到进出校园的秘密通道完全可能比找到去图书馆的路更加容易。当时的埃尔福特并不是无趣的德意志小城市，而是一座大都市，就像一个世纪后的马丁·路德说的，整个城市是一个大酒店和大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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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内·拉登在1418年初踏进这座属于美因茨选侯国的城市时，全新的篇章开始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新篇章，也是整个帝国甚至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新篇章。从1414年开始，基督教会在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3]，希望以此结束欧洲教会大分裂。教会几年前在比萨的第一次尝试不仅没有成功，实际上反而扩大了问题，因为对于1409年在那里选举出的教皇，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都不满意。在那次教皇选举之后，“可耻的双教皇”变成了“可憎的三教皇”。与此同时，欧洲的世俗统治者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教会权威的丧失也会动摇他们自己的权力。如果要避免自己被教会的失败波及，就必须结束这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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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自1411年起成为德意志的国王，他自认为是教会保护人并推行了多项倡议。强健的体魄让他得以多次考察整个欧洲，同各地当权者们共同商议，力求结束教会的分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人们想到的是使得早期基督教得以形成、相当于教会议会的大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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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会议成功的前提是，世俗领袖们和多数王侯支持这个大会并认可其产生的结果，国王的旅行外交对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不论是教士、主教、修会领导人，还是世俗王侯，都表示会将接下来的大公会议视为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普世的大公会议。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只有教皇有权召集大公会议，但三个教皇——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二世、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以及在比萨选出的约翰二十三世都不想冒被罢黜的风险。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通过拒绝行使召集权来阻止大公会议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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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斯蒙德成功迫使约翰二十三世同意在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1414年11月5日，大公会议开幕，在经历之前的不愉快之后，参会者重新坐在了一起，以求解决现存的问题。通过这次大公会议，基督的新代言人诞生了：无可挑剔的奥多·科隆纳（Oddo Colonna）。他来自历史悠久的罗马贵族家庭，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谦逊和虔诚为他赢得了好感。从此刻开始，阿维尼翁作为教皇所在地的日子永远地结束了。奥多·科隆纳为自己选了“马丁五世”这个称号，原因或许不只是他在1417年11月11日圣马丁节这天当选，而也是希望以此与特别崇尚圣马丁的法国人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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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不仅重新统一了基督教，而且规定教皇必须定期召开大公会议。相较于基督代言人，大公会议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大公会议本来还应该成为修正和制衡教皇君主式强权的力量，这一作用因教皇们的阻挠而无法实现，但他们最终也为此付出了宗教改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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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新教皇的消息传到了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人们得知现在只有一个教皇了，没有人会再因选错教皇、选择成为教会分立论者而无法得到救赎，此时包括亨内在内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对教会而言，最大的罪孽是攻击教会的统一性，是分裂教会，而最歹毒的罪人便是造成和推动教会分裂的人，即教会分立论者；追随教会分立论者的人，意味着在末日审判时会跟他落得一样的下场，要跟他遭受同样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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