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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也推动了帝国的改革和帝国管理的现代化，这对约翰内斯·古登堡本身及其印刷术的发明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大公会议，古登堡是否还会发明活字印刷术？虽然从资料情况看，这是个纯推测性的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可以做出“大概不会”的回答。西吉斯蒙德开始了帝国改革，之后腓特烈三世试图继续这项事业。在最开始时，这个大学生对此还一无所知，但几年后，他将对帝国改革进行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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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合称为“胡斯战争”（Hussitenkriege）的一系列冲突很快发展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亨内虽然远在埃尔福特，但也觉得这些冲突似乎近在眼前。1415年，传道士、布拉格大学教授扬·胡斯（Jan Hus）在康斯坦茨被处以火刑。一年后，布拉格的杰罗姆（Hieronymus von Prag）也被处以火刑，他是胡斯的好友，曾向胡斯介绍了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思想。胡斯原本已经得到了国王关于其人身安全的承诺，却还是被判处火刑，这激起了拥护其宗教思想的捷克人的不满和反抗。埃尔福特神学家、奥斯定会成员约翰内斯·察哈里埃（Johannes Zachariae）在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与扬·胡斯展开论战。据说他证明了胡斯是异端，国王西吉斯蒙德因此赐予他“胡斯之鞭”（Hussomastrix）的尊称。在亨内到达埃尔福特的同时，西吉斯蒙德意志王授予约翰内斯·察哈里埃黄金美德玫瑰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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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埃尔福特的亨内·拉登在多个方面受到了布拉格系列事件的间接影响。埃尔福特大学的创始学者和最早的一批教授都来自布拉格。他们亲身经历了在那里发生的神学斗争。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本人也在布拉格上过大学。1418—1419年，亨内在埃尔福特大学就读时的校长是鲁道夫·迈斯特曼（Ludolph Meistermann），他曾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并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15世纪初，捷克人想加强自身在布拉格大学领导层的影响力，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而这首先体现在关于约翰·威克里夫的学说的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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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学教授之间的斗争以及关于威克里夫学说的争论中，迈斯特曼扮演了德意志教授代言人的角色，但他最终在与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 von Znaim）和扬·胡斯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大主教布拉格的斯宾科（Zbynko von Prag）一开始支持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和扬·胡斯，但不久后就转而采取行动反对约翰·威克里夫的支持者。在这些斗争中，迈斯特曼受到了严重的攻击和伤害。德意志的教授们和学生们最终在1409年离开了布拉格。他们中的许多人去往刚成立了新大学的莱比锡，但也有一些来到了埃尔福特。一年之后，鲁道夫·迈斯特曼逐渐康复，他与布拉格大学校友海因里希·盖斯马尔（Heinrich Geismar）一样选择来到埃尔福特大学，成为人文系中重要且具影响力的一员。这场斗争在布拉格大学激起了轩然大波，其特别之处在于混合了民族目标、宗教观点和哲学基础。第一点对于亨内·拉登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埃尔福特与布拉格相距甚远；第二点最多对他稍有触及；但是第三点则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些哲学基础所塑造的认识方式和思考方式促使他做出了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决定，至少是潜在地影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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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探究最终使活字印刷术得以发明的基本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就应该了解当时的思想环境和大学课程内容。在对布拉格的威克里夫派之首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进行思想审判的文章中，在深入的神学讨论后，鲁道夫·迈斯特曼将话题引向了哲学基础。威克里夫派以唯实论为哲学基础，布拉格大学的德意志哲学家们则拒绝唯实论，称自己为唯名论者，他们排斥古代路线，追随现代路线。布拉格的德意志学者们将这种哲学带到了埃尔福特，旗帜鲜明地使唯名论成为埃尔福特大学的方法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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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人”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在“天堂之门”的规章中要求学生们使用唯名论的方法：“我希望他们认真努力地阅读，并在阅读时采用以下方法：就像现代人常做的那样，首先分析文章，从中得出结论……”[34]“现代人”（moderni）指的是唯名论者，他们追随的是现代路线。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学习自由七艺时使用的是现代路线的方法。他的课程中也包括以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为基础的逻辑学，其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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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唯实论和唯名论争论的问题在于，人类、动物、植物、行星或恒星等普遍的概念（共相，universalien）是否有实体存在，抑或它们只是方便人们讨论和认识的概括实体或个体的名称，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具备实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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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论者认为共相属于实体，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共相是符号。近一个世纪后，唯名论成为正统思想，发展开始僵化，当时在埃尔福特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约多库斯·特鲁夫特（Jodokus Trutfetter）对唯名论提出了清晰而权威的定义：“共相是名称或者说法，但不是实体。”[35]这也正是亨内学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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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普罗尼乌斯将唯实论者与胡斯派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扬·胡斯、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追随威克里夫的唯实论，鲁道夫·迈斯特曼也在控诉书中指出了这点。[36]亨内·拉登也是这样被告知的，在他必须牢记的学院守则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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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同样规定并命令，不准在课堂上公开或者私下里讨论拥护异教或胡斯派异端思想的材料，无论它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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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对异教徒和胡斯派思想提出警示并禁止教授相应内容的段落中，阿姆普罗尼乌斯还规定，为“真实存在的共相”辩护或者传播“关于真实事物多样性的观点”的学生将被当作异教徒开除，他坚决否定这两种思想。[38]对于唯名论者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而言，刚刚在康斯坦茨被处决的扬·胡斯和古代路线一样都是异端，在他看来，威克里夫和扬·胡斯的学说都以异端的唯名论为基础。古代路线直接通往地狱——亨内也是被这样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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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贵族家的儿子，亨内在成长过程中对城市贵族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面对日常的、最真实的现实世界。对亨内而言，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易于接受，因为后者的哲学将现实写进了理论，让理论拥有扎实的基础，不再虚无缥缈；他的哲学不是用抽象化和不停地创造定义来逃避实体，而是回归到了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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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甚至可以在古登堡的实践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其构想和发明工作中看到威廉的三大原理。首先，奥卡姆的威廉要求不要将解释复杂化，要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就是“奥卡姆的剃刀”。如果要思考一篇文章最简单的形式是什么，那么文章就被拆分成了词语，最后成了字母。其次，这位哲学家强烈推荐人们探寻认识的本源，探寻是从哪里了解到的某事，也就是说，不放过任何细节，再次从源头开始检验一切；对于古登堡的创新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发明家从源头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和新的组合。最后，这位英格兰哲学家说：要保留组合，就要检验分离是否具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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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原理都指向个体，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库尔特·弗拉施（Kurt Flasch）用下面这句话点明了威廉的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世界在形而上学的光辉中所失去的，思想在激进性上、行动在自由度上弥补了回来。”[39]对于奥卡姆的威廉来说，存在的只有单独的个体，而非普遍的共性。对于亨内·拉登而言，当他思考如何通过印刷来准确无误、完全相同地复制出尽可能多的文本时，作为字母载体的单个活字就成为个体。奥卡姆的哲学“准确地指出了是什么开始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中被广泛采纳——个体的优先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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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福特大学所教授的正是这样的哲学，它增强了这位城市贵族子弟在自我负责行为、自由运营企业方面的观念。无独有偶，自由企业主曼斯菲尔德矿主汉斯·路德（Hans Luder）之子马丁·路德也有类似的经历，后者在一个世纪之后发掘了信仰中的个体地位，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登堡的发明，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为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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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点对亨内·拉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位英格兰哲学家看来，普遍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只是符号，它们表达某物，概括实体存在，代表它们所表达之物。这些符号可以通过声音或者文字体现。符号的文字形式显示出，符号也是由更小的单元个体所组成的物质组合。因此，印刷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复制组成文本的字母。“奥卡姆认为概念是符号，而不再像以前的抽象理论那样认为概念是图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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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复制在古登堡之前就已存在，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刻、上色并印刷。就像可以在木板上雕刻图片一样，也可以在木板上雕刻整张书页，但这意味着，要印刷一本100页的书就要雕刻100块木板。但如果从图像中抽离出来，将文本视为由符号组成的、可以互不矛盾地进行拆解的单元，那么将符号拆解为字母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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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亨内还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在最开始时或许通过金钱将他与字母联系到了一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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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在酒馆与缮写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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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大学期间使用的书籍是手抄书。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印刷的木刻书，但由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刻书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这种印刷书籍很可能是通往现代书籍印刷术之路上一条奇特的岔路。木刻书得名于其制作方式：在木板上刻下整张书页，将纸张放在刻好的木板上，然后按压上色。这种方法的劣势或者说最不便之处在于，预先在木板上刻下一整面书页的过程十分耗时耗力，限制了书籍页数。此外，为了避免墨水渗透到纸张的另一面，只能单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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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木刻书和木刻版画具有相同的制作和复制过程。木刻书中颇受欢迎的种类是用图画表现《圣经》选段的“穷人圣经”（biblia pauperum），图画让不识字的人也能了解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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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大分裂推动了基督教的虔敬转向，参加弥撒不再是虔敬的最主要体现，虔敬开始与在家庭等私人场合中进行的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变得更加个性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穷人圣经市场，或者说宗教文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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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教徒想加入集体，也不必依赖于教堂，而是可以参加平信徒组织，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14世纪末由格特·格罗特（Gert Groote）在荷兰创办的共同生活兄弟会（fratres vitae communis），简称兄弟会（fraterherren）。平信徒兄弟不对教会宣誓，也不处于教会的机构等级之中，他们在兄弟会之家共同生活，勤奋阅读《圣经》，努力过上一种让上帝满意的生活，复制图书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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