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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学校的时代即将过去，修会的学校或是发展成了大学，或是走向衰弱。新型高校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医生和哲学家，阅读是这些新型世俗知识分子深层需求中的一部分，同时，他们用信件来维持远距离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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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关于书籍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因属于经济史范畴而常被低估或者忽视的因素。随着贸易，特别是远途贸易繁荣发展和金融经济的形成，簿记和结算等书面记录变得必不可少。大型的贸易企业和银行需要办事处和办事员。账簿被装订存档，沟通也被记录在册。在法兰克福等地的经济博览会上，账簿成为贸易商品的固定组成部分，其生产和销售成为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之后活字印刷术快速扎根的地方，都有大型贸易博览会或强大的商业。修道院缮写室与商业抄书坊的分离使手抄本的生产几乎具备了工业化的规模。在商业抄书坊中，书写员根据口授进行听写，这种工作方式提升了效率，但也造成了复制本质量的下降，与僧侣对着范本一页一页抄写而成的作品相比，听写得来的复制品中错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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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写复制的书籍生产方式尚可满足市场需求，但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也显而易见，同时，由于生产成本高昂，书籍的售价居高不下。缮写室中发展出了分工式的生产方式。在制作书籍的过程中完成各个工作步骤的不是印刷师和排字师，而是抄写员、红字师（在书中用红色标出起首字母、标题和重点）和画师（负责书本的美术装饰）。分工式生产书籍和销售的整体网络已经存在，但技术问题尚待解决——手工抄写文本极其不便，必须改为机械复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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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很可能为了赚钱而在大学期间为商业缮写室抄书，因此亲身体验过这种书籍生产方式。城市贵族子弟的身份让他认识了文字沟通的必要性；拉丁语学校学生和大学生的身份让他接触到了书籍；而在缮写室中，他学习了生产书籍的技术步骤，特别是作为抄写员学习了如何与文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同字体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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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造纸术在欧洲取得了突破，这对书籍贸易的蓬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之前，人们在皮纸上书写，包括牛皮、绵羊皮和山羊皮，其中备受推崇的是小牛皮制成的皮纸（velin）。无数的动物为中世纪的书籍献出了生命。人们通常无法大量购得皮纸，这不仅是因为皮纸非常昂贵，更是因为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批动物皮。与此相反，由汉麻、亚麻或者旧布制成的纸张可以大量生产。而莎草纸只适用于温暖，特别是干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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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明纸张的是中国人，之后，穆斯林将纸张带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1231年，出于对纸张持久性的怀疑，来自斯陶芬家族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下令禁止皇帝文书处将文书写在纸张上，他规定用皮纸作为书写文书的载体。1150年前后，欧洲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在西班牙的克萨蒂瓦建成。1154年，公证员乔瓦尼·斯克里巴（Giovanni Scriba）在热那亚使用了纸张，1223年起，威尼斯人也开始用纸张作为存档载体。安科纳省的法布里亚诺于1276年建成当地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它与之后诞生的不同造纸作坊一起成为该地区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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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造纸业蓬勃发展，不仅向欧洲，甚至也向东方供应纸张。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意识到了纸张的市场潜力。当时纽伦堡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帕多瓦、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几乎是共生关系，施特罗默因此得以从意大利请来专家，在1389年将纽伦堡的一座金属丝作坊改造成造纸作坊。但他没能成功为技术保密，1393年时，雷根斯堡就出现了他的竞争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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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纸张在持久性上胜过中国和阿拉伯的纸张，因为欧洲在造纸时使用的不是植物纤维制成的筛网，而是金属丝筛网。施特罗默不仅为缮写室和商业办事处生产纸张，也生产针、金属环、钉子等物的包装纸。当时纽伦堡在金属工业上享有盛名，产品从军事装备到金属丝和其他金属日用品一应俱全，这些金属制品不仅在国内销量良好，也销售到法国、波兰和俄国。在亨内·拉登眼中，纸张既是包装材料，也是商业记录的载体和书籍的材料，他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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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埃尔福特时，这位美因茨城市贵族子弟就已经接触到了发明印刷术的重要前提：第一，将纸张用作存储载体；第二，与字体和字母打交道；第三，在技术方面参与制作书籍；第四，了解分工式生产；第五，了解销售市场；第六，了解书籍贸易的组织结构；第七，掌握拉丁语；第八，通过学习奥卡姆的哲学和现代路线掌握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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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必然见过圣像木刻版画。最早的印刷机在此时已经开始进行工作。在宗教法庭档案中可见对美因茨印刷师的早期记录，例如1356年前后提到了“印刷师哈特维希”（drucker Hartwich）， 1409年提到了“印刷师小阿诺尔德”（Arnold den Jungen, Drucker）[45]。当时不只在纸张上印刷，也由“织物印刷师”（zeugdrucker）印刷织物。织物的生产与贸易在美因茨具有重要地位，织物印刷机因此在美因茨被广泛应用。图案印刷品（pilddruck）或者说图案织品（bildtücher）[46]通过印刷来模仿夹银线或夹金线的锦缎，从而使布料增值。早在14世纪末，意大利的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就在他的美术教材里描写了印刷布料的技术，即织物印刷术（zeugdruck）。[47]因此，亨内早在孩童时代就接触到了印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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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年前后，一股新的风潮在席卷意大利之后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纸牌成为赌博游戏的新宠，开始动摇此前人们经常使用、常常承受恶名的骰子的地位。禁令成为纸牌游戏蓬勃发展的佐证，例如1379年在康斯坦茨和1381年在纽伦堡颁布的禁令。史料中对于最早一批职业纸牌画师的记录包括1392年在美因河畔（莱茵河的一条支流）的法兰克福和1414年在纽伦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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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和大学生中很快就出现了狂热的纸牌玩家。或在酒馆，或在宿舍，亨内可能也曾参与过基督徒本不应参加的纸牌赌博游戏，就算他不是赢家，但他可能因此接触到了通过木版印刷批量生产的纸牌。印刷的纸牌清楚地显示出，用同样的方法复制书籍已指日可待，只是木刻虽然适用于图片，却不适用于较长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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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对亨内的大学生活进行过于丰富的想象，因为埃尔维特的约翰内斯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大学生，他在两年后，即1420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以学士（baccalaureus）的身份离开了大学。对于不走学术道路，不想成为法学家、医学家或神学家的人来说，这个最低学位就已足够，他们可以凭借这个学位到商业办事处、王侯的管理机构或市政府工作，也可以到拉丁语学校教书。七成的大学生以学士的身份离开大学，亨内跟他们一样满足于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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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约翰内斯·古登堡不曾在埃尔福特上大学，那么他上过大学、掌握拉丁语和图书复制的知识、在字体上具有专业技能仍然是必须成立的事实。否则就只能假设，他只是印刷术这一发明的出资人，在所有的领域都依靠雇用的专业人士。他在一项发明上全心投入了十几年，如果说这只是一个让他不断投入金钱、需要为此不断寻找专家的执念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复杂的局面，这让我们迫切地再次将手伸向“奥卡姆的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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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美因茨的脱轨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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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还在埃尔福特上大学时，国王西吉斯蒙德于1418年的一项决定使美因茨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对他家的经济情况造成了直接的损害。这位来自卢森堡的国王重新振兴了位于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贵金属贸易和货币兑换业随之集中到了法兰克福，美因茨铸币会因此遭受重创。虽然在讷德林根和巴塞尔也有帝国铸币厂，但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对美因茨作为贸易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带来了格外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紧邻美因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展会使法兰克福成为繁华的贸易大都市。不仅如此，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斗争让美因茨陷入动荡，城市负债也达到了惊人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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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因素相互加强，加快了城市的衰败。负债使城市作为贸易地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城市财政因为缺少收入而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这个地区的商业价值，形成了典型的恶性循环。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绝望的气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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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逃避债务的王侯们不同，自由市的居民们组成作为法人的合作社，这意味着每个市民都要以自己的财产为城市的债务担保。如果一个商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商品偿还城市的对外债务，这足以让他陷入绝境。但在奥彭海姆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生意就能规避这一风险。为了帮助美因茨消除债务，大主教甚至在1422年10月出面提供经济支援。驱使他迈出这慷慨一步的并不是基督的慈悲心，而仅仅是维稳的必要性。城市贵族的特权和过度发售的年金导致城市负债累累，引发了城市内部的严重动荡，这是因为市议会一如既往地将债务社会化视为出路。他们计划让行会为混乱局势和个人敛财造成的恶果买单。此外，不论是在城市贵族还是在行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身的经济利益强烈影响着每个人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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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即使他认为行会的抱怨不成立，即使他从未想过放弃作为城市贵族的任何特权，但他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美因茨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的脆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们开始寻求购买其他城市的年金，尽管其他城市的年金远不如美因茨的条件优越，但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预防措施，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险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内家也在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购买了终身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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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集散场所，贸易博览会对经济生活的节奏有着决定性影响，它成为支付、兑换货币、投保、贷款的场所，逐渐拥有了类似交易所的功能。正如庇护二世写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的信中所证实的，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应该也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对外介绍其发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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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踏上归途，等待他的是被内部斗争撕裂的、骚动不安的家乡。在莱茵河前，他望向对岸的美因茨，构成这座城市剪影的是数量众多的教堂尖塔、码头边的吊车，还有南边显眼的“德鲁苏斯石”（Drususstein）[5]，它提醒着美因茨人这座城市曾被罗马征服的历史。此时的他有何感想？哈特曼·舍德尔在描写一处虚构的城市风景时写道，“被德意志民族称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德鲁苏斯’”“显然增加了”美因茨的“赞誉和名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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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亨内回到了家乡？是对家乡城市的感情吗？是对大学毕业的喜悦吗？无论如何，父亲一年半前的离世给亨内的回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父子重逢的场面，父亲也不能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迎接他的是成为遗孀的母亲。这位自信的妇女没有再嫁，她似乎管理起了家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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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在什么时候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消息传来时他是否正在考试期？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19—1420年冬季学期的一条记录是“Baccalarii prius intitulati addiderunt Conradus Swerym Ⅱ boh … Johannes de Altavilla Ⅱ bohn et Ⅱ simpl”[49]。意思是，埃尔特维勒的约翰内斯，或者说亨内·拉登，缴付了毕业费，可以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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