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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没有蛛丝马迹能显示出亨内与父亲是否关系亲近，父亲的逝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但这应该加速了他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迫使他思考自己想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职业道路通常由家族长安排。一般而言无须对此多加思考，因为长子理应接手父亲的生意或手艺，相应地继承宅院或工场，其他的儿子则在父亲那里接受培训，然后开始学徒漫游（gesellenwanderung）[6]，父母也希望他们能与工匠的女儿结合，让儿子能拥有一个不论远近的工场。中世纪晚期的特征是人口的高流动性，特别是在军工、手工和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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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逝者家属们来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存在争议的遗产继承问题。对古登堡研究来说，这一诉诸法庭的遗产争端是一笔财富，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明确地出现在文献资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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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写成的一份文件涉及若干紧张关系和谬误，一方为弗里勒·拉登、其弟弟亨显和克劳斯·维茨图姆，另一方为帕策，即皮特·布拉斯霍夫（Peter Blashoff）的遗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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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传世的只有一份总结式的抄录，原档已不复存在，无法得知诉讼的细节，否则诸多难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但无论如何，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父亲弗里勒第二段婚姻中的孩子小弗里勒、亨内（文书中所称的“亨显”）和代表埃尔泽的克劳斯·维茨图姆，与第一段婚姻中的已经孀居的女儿之间存在遗产继承纠纷。这份文件表明，亨内·拉登在1420年时身处美因茨，这与父亲的死亡日期和关于其在1418—1420年上大学的推测相符。我们不应该因为在文件中用指小形式[7]来称呼亨内就错误地认为他当时是个孩子，在名单中第二的排位和指小形式只是表明亨内是兄弟两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克劳斯·维茨图姆代表排在第三位的姐姐埃尔泽。在这场纠纷中，兄弟二人立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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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亨内不仅已经成年，而且也取得了学位，他不需要监护人，可以直接与他的兄长讨论自己的未来。根据当时的习俗，他也会与教父进行探讨，此外母亲自然也是他谈话的对象。可以想象的是，父亲与母亲一致做出了送亨内上大学的决定；同样可以想象的是，父亲还在世时，夫妇俩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为儿子铺垫通往法学家生涯的道路，如果儿子能成为法学家，整个家族都将因此受益。当时常见的做法是，长子弗里勒被指派接手父亲的生意，小儿子则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到王侯手下或者城市的管理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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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也流淌着大主教大臣的血液，拥有服务教会领袖的特权，因此教会文书处应该向亨内敞开了大门。不仅如此，兼任帝国掌玺大臣的美因茨主教在那几年间试图扩大自己在帝国中的影响力，致力于与国王西吉斯蒙德一起进行帝国改革，这意味着他特别需要法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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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亨内似乎对法学和管理兴趣寥寥。虽然他的学位符合要求，但他从未申请过任何相关职位。可以想象，父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必继续学业，对他自己来说，学士学位就足够了。对亨内有着照顾义务的兄长或许对弟弟的这个决定并不满意，但尚在人世的母亲可能阻止了他提出反对意见。由于缺乏资料，这只能算是一个符合当时整体情况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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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家庭富足，而且通过年金保障了他的生计，因此，这个年轻人似乎在职业选择上拥有相当高的自由度，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方向和进行尝试。由于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之后的生活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金，择业和就业并没有给他造成压力，这样一来，他得以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尝试。常见的一种推测是，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被拒绝加入铸币会，这一拒绝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二等城市贵族，证明自己与其他城市贵族平等的决心激发了他创造伟业的斗志。但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支持古登堡社会地位降级的观点。首先，我们对铸币会了解不足，无法确认入会限制是否严格落实、是否存在例外。其次，即使这一降级存在，也并不那么严重——他的哥哥弗里勒不仅是市议会成员，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四位市长之一。因此，不应过分解读古登堡对城市贵族身份的自傲，也不应将其过多地上升到心理层面，而是要将他的一些个性，例如骄傲或者顽固理解为一种沟通工具。城市贵族在公共场合以自傲这一形式宣扬自己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维护了这些权利。屈从和谦逊对他们无益，只有落实自己的权利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落实权利的前提便是在公共场合强硬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从这个方面来说，约翰内斯·古登堡并非例外，他的行为与同阶层的其他人无异，完全符合他在中世纪晚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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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众多的宗教人士生活在美因茨，从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到教堂神父司铎，再到众多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因此对亨内来说，可以考虑的还有在教会的职业道路。他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不仅在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上过学，后来也参与了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兄弟会。他有亲戚为教会工作，阿姆普罗尼乌斯·德·贝尔卡等诸多反例表明，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意味着禁欲和告别身体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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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因茨后，古登堡可能在哥哥的安排下打理家族的货币生意，从他之后建立融资公司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精通当时的融资经济。中世纪晚期是一个闪光的时代，除了艺术、文学、技术和科学领域，其他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的工场式生产到高度创新的金融和货币贸易——也都实现了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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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格斯堡、纽伦堡、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城市当中，成功的商人成为金融企业家。他们提供借款，创建融资公司，经营信贷和年金业务，也开始经营外汇和保险投机生意。只要人们不过于依赖年金，而且不像美因茨那样由同一批人发行和领取年金，那么对于城市来说，年金业务是可观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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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从25岁左右开始自称亨内·古登堡，他至少领取三份年金，也可能更多。年金业源于人们未雨绸缪的需求：先进行投资，之后就能依靠利息生活。阿尔布雷希特·丟勒在16世纪初也从他的家乡纽伦堡领取年金，这样的操作在当时很是常见。年金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与其他金融贸易不同，不会遭到教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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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金发行方的城市不能回购年金，只有年金领取人才能转卖年金，后一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规避中世纪时伴随各种贷款出现的受人唾弃的高额利息。年金因而成为无须顾忌道德问题的投机对象。中世纪时，高利贷者大概是最受鄙视的身份。除了道德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世界观。如果有人提供借款并收取利息，那么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钱为他“工作”。但是中世纪时人们的看法与此不同：不是钱为他“工作”，而是时间本身在为他“工作”；时间过去得越久，高利贷者获利得越多，创造利益的是时间的变化，所以高利贷者是通过时间这一不属于他的事物获取利益。但时间归谁所有？谁因此受到了损害？答案简单得令人害怕：受到欺骗或者损害的是时间的主人——上帝，因为只有永恒者才可能掌控时间。利用时间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人无异于对上帝进行偷窃。马丁·路德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想通过出借来收回更好或更多的，就是公开的卑鄙的高利贷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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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一个人自己不用做任何事就能变得更加富裕，那么这也违背了上帝设立的秩序。金钱可以是财富源泉的想法根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因为跟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决定了人们对金钱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金钱不能带来收益和生产力，不能创造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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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如前文所提，获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人的，一种是家主的。后者事属必要，值得赞扬，而前者基于交易，理应受到谴责，因为这不符合自然（作者强调），而是通过别人使自己致富。放贷者的方式是第三种方式，最让人憎恶，因为它从金钱本身中获利，而不是从金钱为之发明的事物中获利。金钱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利息却使得钱通过自己增值。利息也在我们这里获得了“tokos”（幼崽）这个名称，因为子（tiktomenon）肖其亲，而利息是钱生的钱。因此这种获利方式最为违反自然规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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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学史上首次出现“异化”的观念。金钱只应作为用于交换货物的等价物和支付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金钱不再被用作（支付）手段，而是成为目的，甚至是最终目的，那么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不仅是功能的异化，也是金钱的彻底堕落。亚里士多德充满厌恶地把不将金钱用于交换而是用于累积金钱的行为定义为“货殖术”：“因为金钱就是销售的起点和终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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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13世纪时，一位名为彼得·约翰内斯·奥利维（Petrus Johannes Olivi）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在不触及利息禁令的情况下区分了金钱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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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某种程度上可能的盈利（probabile lucrum），而将金钱或者财产投资到所有者的某个可靠的生意中，那么这些金钱或者物品所拥有的不仅是金钱或者物品的简单力量（simplex ratio），而且还拥有种子般的能够产生利润的力量（seminalis ratio lucrosi），这种力量我们通常称为资本（capitale）。因此，所有者得回的不仅是单一的价值（simplex valor），还有增加的价值（valor superadjunctu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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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济各会神学家得出这一认识的并非《圣经》，而是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亨内·拉登曾在佛罗伦萨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长途贸易的繁荣，佛罗伦萨成为贸易和金融大都市，银行业发展迅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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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有现实意义的《富格尔家族时代》（Das Zeitalter der Fugger）一书中，理查德·艾伦伯格（Richard Ehrenberg）写道：“有息借款在中世纪末的几百年里是日常的合法行为，尽管它被教会禁止并且被视为严重的罪孽。”[56]购买年金则是允许的，因为它不被视为信贷交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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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的出身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当时的金融交易。此外，古登堡宅院中还生活着铸币会成员克雷泽·赖泽（Cleese Reise）一家。在文书记录中可以看到，克雷泽·赖泽不仅是铸币会成员，还是铸币师傅。压铸硬币的前提是制造铸模以及压机或冲压机。年轻的亨内似乎对手工艺有兴趣，这让他有机会对一定程度上的工业化生产加以思考。他似乎被生产流程所吸引，研究起了批量制造硬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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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他后来在斯特拉斯堡有偿授课，他自己必然在1421—1434年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对他这段时间中的活动了解甚少，他很有可能在美因茨从事过宝石抛光、硬币压制或织物印花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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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有着什么样的想象、希望和计划，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得知——他是否想成为铸币师傅、宝石抛光专家或者印刷技师？他是否曾在其他领域进行过尝试？他活动中的哪一项符合他的心意？由于他城市贵族的身份，美因茨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大门都为他敞开，例如从他之后的葡萄酒消费情况中可以看出，他常去城市贵族的酒馆——除了玩乐聚会，城市贵族们也在那里相互交流，商谈政治和生意。行会成员无法进入动物园旁的城市贵族酒馆，但是他们在蒙姆巴泽利尔有自己的酒馆。[58]人以群分，至少1420年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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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不厌恶玩乐的年轻城市贵族而言，向他敞开大门的不仅有酒馆和亚麻市场（Flachsmarkt）旁的赌场，还有严格按照社会地位划分的浴场。城市贵族在穆尔门（Mühltor）旁的浴场中享乐，而行会成员们则在猪粪堆后面的浴场消遣。浴场姑娘当时名声不佳，因为她们提供所有形式的服务，而且就像丟勒在一幅生动的素描中所描绘的，浴场姑娘常常除帽子之外一丝不挂。在中世纪晚期，人们完全不知道从16世纪时开始、在19世纪引发神经症的羞耻感为何物。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埃贝斯泰因伯爵将威斯巴登人在浴场享乐的场景绘制成壁画，画中的场景也可以套用到美因茨，如果在这样放浪而混乱的场景中见到约翰内斯·古登堡，大概也并非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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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能给城市贵族带来的欢乐远不止于此。不容忽视的是数量繁多的教会节日和与此相伴的巡游、集市和处决，这导致中世纪晚期时一年中基本上有半年都在过节。在与美因茨类似的纽伦堡，几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个使全城沸腾的节日游行——圣彼得御座（2月）、圣母领报（3月）、圣周五和复活节前夕（3月/4月）、圣马克日（4月）、基督圣体圣血节（5月/6月）、耶稣升天节前的祈祷日（5月）、圣彼得和圣保罗日（6月）、戴镣铐的圣彼得日（8月）、圣劳伦丘斯节（8月）、诸灵节（11月）、献圣母于圣殿日（11月）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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