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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年前后，一股新的风潮在席卷意大利之后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纸牌成为赌博游戏的新宠，开始动摇此前人们经常使用、常常承受恶名的骰子的地位。禁令成为纸牌游戏蓬勃发展的佐证，例如1379年在康斯坦茨和1381年在纽伦堡颁布的禁令。史料中对于最早一批职业纸牌画师的记录包括1392年在美因河畔（莱茵河的一条支流）的法兰克福和1414年在纽伦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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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和大学生中很快就出现了狂热的纸牌玩家。或在酒馆，或在宿舍，亨内可能也曾参与过基督徒本不应参加的纸牌赌博游戏，就算他不是赢家，但他可能因此接触到了通过木版印刷批量生产的纸牌。印刷的纸牌清楚地显示出，用同样的方法复制书籍已指日可待，只是木刻虽然适用于图片，却不适用于较长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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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对亨内的大学生活进行过于丰富的想象，因为埃尔维特的约翰内斯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大学生，他在两年后，即1420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以学士（baccalaureus）的身份离开了大学。对于不走学术道路，不想成为法学家、医学家或神学家的人来说，这个最低学位就已足够，他们可以凭借这个学位到商业办事处、王侯的管理机构或市政府工作，也可以到拉丁语学校教书。七成的大学生以学士的身份离开大学，亨内跟他们一样满足于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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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约翰内斯·古登堡不曾在埃尔福特上大学，那么他上过大学、掌握拉丁语和图书复制的知识、在字体上具有专业技能仍然是必须成立的事实。否则就只能假设，他只是印刷术这一发明的出资人，在所有的领域都依靠雇用的专业人士。他在一项发明上全心投入了十几年，如果说这只是一个让他不断投入金钱、需要为此不断寻找专家的执念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复杂的局面，这让我们迫切地再次将手伸向“奥卡姆的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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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美因茨的脱轨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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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还在埃尔福特上大学时，国王西吉斯蒙德于1418年的一项决定使美因茨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对他家的经济情况造成了直接的损害。这位来自卢森堡的国王重新振兴了位于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贵金属贸易和货币兑换业随之集中到了法兰克福，美因茨铸币会因此遭受重创。虽然在讷德林根和巴塞尔也有帝国铸币厂，但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对美因茨作为贸易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带来了格外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紧邻美因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展会使法兰克福成为繁华的贸易大都市。不仅如此，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斗争让美因茨陷入动荡，城市负债也达到了惊人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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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因素相互加强，加快了城市的衰败。负债使城市作为贸易地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城市财政因为缺少收入而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这个地区的商业价值，形成了典型的恶性循环。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绝望的气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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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逃避债务的王侯们不同，自由市的居民们组成作为法人的合作社，这意味着每个市民都要以自己的财产为城市的债务担保。如果一个商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商品偿还城市的对外债务，这足以让他陷入绝境。但在奥彭海姆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生意就能规避这一风险。为了帮助美因茨消除债务，大主教甚至在1422年10月出面提供经济支援。驱使他迈出这慷慨一步的并不是基督的慈悲心，而仅仅是维稳的必要性。城市贵族的特权和过度发售的年金导致城市负债累累，引发了城市内部的严重动荡，这是因为市议会一如既往地将债务社会化视为出路。他们计划让行会为混乱局势和个人敛财造成的恶果买单。此外，不论是在城市贵族还是在行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身的经济利益强烈影响着每个人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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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即使他认为行会的抱怨不成立，即使他从未想过放弃作为城市贵族的任何特权，但他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美因茨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的脆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们开始寻求购买其他城市的年金，尽管其他城市的年金远不如美因茨的条件优越，但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预防措施，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险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内家也在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购买了终身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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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集散场所，贸易博览会对经济生活的节奏有着决定性影响，它成为支付、兑换货币、投保、贷款的场所，逐渐拥有了类似交易所的功能。正如庇护二世写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的信中所证实的，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应该也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对外介绍其发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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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踏上归途，等待他的是被内部斗争撕裂的、骚动不安的家乡。在莱茵河前，他望向对岸的美因茨，构成这座城市剪影的是数量众多的教堂尖塔、码头边的吊车，还有南边显眼的“德鲁苏斯石”（Drususstein）[5]，它提醒着美因茨人这座城市曾被罗马征服的历史。此时的他有何感想？哈特曼·舍德尔在描写一处虚构的城市风景时写道，“被德意志民族称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德鲁苏斯’”“显然增加了”美因茨的“赞誉和名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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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亨内回到了家乡？是对家乡城市的感情吗？是对大学毕业的喜悦吗？无论如何，父亲一年半前的离世给亨内的回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父子重逢的场面，父亲也不能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迎接他的是成为遗孀的母亲。这位自信的妇女没有再嫁，她似乎管理起了家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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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在什么时候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消息传来时他是否正在考试期？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19—1420年冬季学期的一条记录是“Baccalarii prius intitulati addiderunt Conradus Swerym Ⅱ boh … Johannes de Altavilla Ⅱ bohn et Ⅱ simpl”[49]。意思是，埃尔特维勒的约翰内斯，或者说亨内·拉登，缴付了毕业费，可以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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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没有蛛丝马迹能显示出亨内与父亲是否关系亲近，父亲的逝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但这应该加速了他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迫使他思考自己想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职业道路通常由家族长安排。一般而言无须对此多加思考，因为长子理应接手父亲的生意或手艺，相应地继承宅院或工场，其他的儿子则在父亲那里接受培训，然后开始学徒漫游（gesellenwanderung）[6]，父母也希望他们能与工匠的女儿结合，让儿子能拥有一个不论远近的工场。中世纪晚期的特征是人口的高流动性，特别是在军工、手工和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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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逝者家属们来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存在争议的遗产继承问题。对古登堡研究来说，这一诉诸法庭的遗产争端是一笔财富，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明确地出现在文献资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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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写成的一份文件涉及若干紧张关系和谬误，一方为弗里勒·拉登、其弟弟亨显和克劳斯·维茨图姆，另一方为帕策，即皮特·布拉斯霍夫（Peter Blashoff）的遗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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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传世的只有一份总结式的抄录，原档已不复存在，无法得知诉讼的细节，否则诸多难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但无论如何，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父亲弗里勒第二段婚姻中的孩子小弗里勒、亨内（文书中所称的“亨显”）和代表埃尔泽的克劳斯·维茨图姆，与第一段婚姻中的已经孀居的女儿之间存在遗产继承纠纷。这份文件表明，亨内·拉登在1420年时身处美因茨，这与父亲的死亡日期和关于其在1418—1420年上大学的推测相符。我们不应该因为在文件中用指小形式[7]来称呼亨内就错误地认为他当时是个孩子，在名单中第二的排位和指小形式只是表明亨内是兄弟两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克劳斯·维茨图姆代表排在第三位的姐姐埃尔泽。在这场纠纷中，兄弟二人立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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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亨内不仅已经成年，而且也取得了学位，他不需要监护人，可以直接与他的兄长讨论自己的未来。根据当时的习俗，他也会与教父进行探讨，此外母亲自然也是他谈话的对象。可以想象的是，父亲与母亲一致做出了送亨内上大学的决定；同样可以想象的是，父亲还在世时，夫妇俩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为儿子铺垫通往法学家生涯的道路，如果儿子能成为法学家，整个家族都将因此受益。当时常见的做法是，长子弗里勒被指派接手父亲的生意，小儿子则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到王侯手下或者城市的管理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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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也流淌着大主教大臣的血液，拥有服务教会领袖的特权，因此教会文书处应该向亨内敞开了大门。不仅如此，兼任帝国掌玺大臣的美因茨主教在那几年间试图扩大自己在帝国中的影响力，致力于与国王西吉斯蒙德一起进行帝国改革，这意味着他特别需要法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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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亨内似乎对法学和管理兴趣寥寥。虽然他的学位符合要求，但他从未申请过任何相关职位。可以想象，父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必继续学业，对他自己来说，学士学位就足够了。对亨内有着照顾义务的兄长或许对弟弟的这个决定并不满意，但尚在人世的母亲可能阻止了他提出反对意见。由于缺乏资料，这只能算是一个符合当时整体情况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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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家庭富足，而且通过年金保障了他的生计，因此，这个年轻人似乎在职业选择上拥有相当高的自由度，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方向和进行尝试。由于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之后的生活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金，择业和就业并没有给他造成压力，这样一来，他得以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尝试。常见的一种推测是，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被拒绝加入铸币会，这一拒绝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二等城市贵族，证明自己与其他城市贵族平等的决心激发了他创造伟业的斗志。但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支持古登堡社会地位降级的观点。首先，我们对铸币会了解不足，无法确认入会限制是否严格落实、是否存在例外。其次，即使这一降级存在，也并不那么严重——他的哥哥弗里勒不仅是市议会成员，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四位市长之一。因此，不应过分解读古登堡对城市贵族身份的自傲，也不应将其过多地上升到心理层面，而是要将他的一些个性，例如骄傲或者顽固理解为一种沟通工具。城市贵族在公共场合以自傲这一形式宣扬自己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维护了这些权利。屈从和谦逊对他们无益，只有落实自己的权利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落实权利的前提便是在公共场合强硬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从这个方面来说，约翰内斯·古登堡并非例外，他的行为与同阶层的其他人无异，完全符合他在中世纪晚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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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众多的宗教人士生活在美因茨，从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到教堂神父司铎，再到众多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因此对亨内来说，可以考虑的还有在教会的职业道路。他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不仅在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上过学，后来也参与了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兄弟会。他有亲戚为教会工作，阿姆普罗尼乌斯·德·贝尔卡等诸多反例表明，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意味着禁欲和告别身体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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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因茨后，古登堡可能在哥哥的安排下打理家族的货币生意，从他之后建立融资公司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精通当时的融资经济。中世纪晚期是一个闪光的时代，除了艺术、文学、技术和科学领域，其他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的工场式生产到高度创新的金融和货币贸易——也都实现了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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