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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格斯堡、纽伦堡、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城市当中，成功的商人成为金融企业家。他们提供借款，创建融资公司，经营信贷和年金业务，也开始经营外汇和保险投机生意。只要人们不过于依赖年金，而且不像美因茨那样由同一批人发行和领取年金，那么对于城市来说，年金业务是可观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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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从25岁左右开始自称亨内·古登堡，他至少领取三份年金，也可能更多。年金业源于人们未雨绸缪的需求：先进行投资，之后就能依靠利息生活。阿尔布雷希特·丟勒在16世纪初也从他的家乡纽伦堡领取年金，这样的操作在当时很是常见。年金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与其他金融贸易不同，不会遭到教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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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金发行方的城市不能回购年金，只有年金领取人才能转卖年金，后一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规避中世纪时伴随各种贷款出现的受人唾弃的高额利息。年金因而成为无须顾忌道德问题的投机对象。中世纪时，高利贷者大概是最受鄙视的身份。除了道德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世界观。如果有人提供借款并收取利息，那么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钱为他“工作”。但是中世纪时人们的看法与此不同：不是钱为他“工作”，而是时间本身在为他“工作”；时间过去得越久，高利贷者获利得越多，创造利益的是时间的变化，所以高利贷者是通过时间这一不属于他的事物获取利益。但时间归谁所有？谁因此受到了损害？答案简单得令人害怕：受到欺骗或者损害的是时间的主人——上帝，因为只有永恒者才可能掌控时间。利用时间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人无异于对上帝进行偷窃。马丁·路德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想通过出借来收回更好或更多的，就是公开的卑鄙的高利贷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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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一个人自己不用做任何事就能变得更加富裕，那么这也违背了上帝设立的秩序。金钱可以是财富源泉的想法根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因为跟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决定了人们对金钱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金钱不能带来收益和生产力，不能创造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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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如前文所提，获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人的，一种是家主的。后者事属必要，值得赞扬，而前者基于交易，理应受到谴责，因为这不符合自然（作者强调），而是通过别人使自己致富。放贷者的方式是第三种方式，最让人憎恶，因为它从金钱本身中获利，而不是从金钱为之发明的事物中获利。金钱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利息却使得钱通过自己增值。利息也在我们这里获得了“tokos”（幼崽）这个名称，因为子（tiktomenon）肖其亲，而利息是钱生的钱。因此这种获利方式最为违反自然规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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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学史上首次出现“异化”的观念。金钱只应作为用于交换货物的等价物和支付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金钱不再被用作（支付）手段，而是成为目的，甚至是最终目的，那么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不仅是功能的异化，也是金钱的彻底堕落。亚里士多德充满厌恶地把不将金钱用于交换而是用于累积金钱的行为定义为“货殖术”：“因为金钱就是销售的起点和终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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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13世纪时，一位名为彼得·约翰内斯·奥利维（Petrus Johannes Olivi）的方济各会神学家在不触及利息禁令的情况下区分了金钱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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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某种程度上可能的盈利（probabile lucrum），而将金钱或者财产投资到所有者的某个可靠的生意中，那么这些金钱或者物品所拥有的不仅是金钱或者物品的简单力量（simplex ratio），而且还拥有种子般的能够产生利润的力量（seminalis ratio lucrosi），这种力量我们通常称为资本（capitale）。因此，所有者得回的不仅是单一的价值（simplex valor），还有增加的价值（valor superadjunctus）。[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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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济各会神学家得出这一认识的并非《圣经》，而是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亨内·拉登曾在佛罗伦萨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长途贸易的繁荣，佛罗伦萨成为贸易和金融大都市，银行业发展迅猛。[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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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有现实意义的《富格尔家族时代》（Das Zeitalter der Fugger）一书中，理查德·艾伦伯格（Richard Ehrenberg）写道：“有息借款在中世纪末的几百年里是日常的合法行为，尽管它被教会禁止并且被视为严重的罪孽。”[56]购买年金则是允许的，因为它不被视为信贷交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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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的出身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当时的金融交易。此外，古登堡宅院中还生活着铸币会成员克雷泽·赖泽（Cleese Reise）一家。在文书记录中可以看到，克雷泽·赖泽不仅是铸币会成员，还是铸币师傅。压铸硬币的前提是制造铸模以及压机或冲压机。年轻的亨内似乎对手工艺有兴趣，这让他有机会对一定程度上的工业化生产加以思考。他似乎被生产流程所吸引，研究起了批量制造硬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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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他后来在斯特拉斯堡有偿授课，他自己必然在1421—1434年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对他这段时间中的活动了解甚少，他很有可能在美因茨从事过宝石抛光、硬币压制或织物印花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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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有着什么样的想象、希望和计划，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得知——他是否想成为铸币师傅、宝石抛光专家或者印刷技师？他是否曾在其他领域进行过尝试？他活动中的哪一项符合他的心意？由于他城市贵族的身份，美因茨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大门都为他敞开，例如从他之后的葡萄酒消费情况中可以看出，他常去城市贵族的酒馆——除了玩乐聚会，城市贵族们也在那里相互交流，商谈政治和生意。行会成员无法进入动物园旁的城市贵族酒馆，但是他们在蒙姆巴泽利尔有自己的酒馆。[58]人以群分，至少1420年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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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不厌恶玩乐的年轻城市贵族而言，向他敞开大门的不仅有酒馆和亚麻市场（Flachsmarkt）旁的赌场，还有严格按照社会地位划分的浴场。城市贵族在穆尔门（Mühltor）旁的浴场中享乐，而行会成员们则在猪粪堆后面的浴场消遣。浴场姑娘当时名声不佳，因为她们提供所有形式的服务，而且就像丟勒在一幅生动的素描中所描绘的，浴场姑娘常常除帽子之外一丝不挂。在中世纪晚期，人们完全不知道从16世纪时开始、在19世纪引发神经症的羞耻感为何物。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埃贝斯泰因伯爵将威斯巴登人在浴场享乐的场景绘制成壁画，画中的场景也可以套用到美因茨，如果在这样放浪而混乱的场景中见到约翰内斯·古登堡，大概也并非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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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能给城市贵族带来的欢乐远不止于此。不容忽视的是数量繁多的教会节日和与此相伴的巡游、集市和处决，这导致中世纪晚期时一年中基本上有半年都在过节。在与美因茨类似的纽伦堡，几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个使全城沸腾的节日游行——圣彼得御座（2月）、圣母领报（3月）、圣周五和复活节前夕（3月/4月）、圣马克日（4月）、基督圣体圣血节（5月/6月）、耶稣升天节前的祈祷日（5月）、圣彼得和圣保罗日（6月）、戴镣铐的圣彼得日（8月）、圣劳伦丘斯节（8月）、诸灵节（11月）、献圣母于圣殿日（11月）等。[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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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日巡游队伍中，古登堡所在的位置紧跟在神职人员之后，对古登堡来说，这既是享受也是义务，因为巡游队伍的顺序也体现了不同人群在城市中的等级地位。行会内部常常为哪个手工业应该位于哪个位置而产生争执，甚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在这样一个符号化和象征化的时代，荣誉、地位、财富和自我认识也都反映在巡游队伍的站位中：一个人展现出什么，那么他就是什么，外在就是存在，没有外在就没有存在。出于多种原因，巡游不再是简单的节日游行，而是戏剧表演和活人画表演（真人扮演静态画面）的场所，表演的主题主要出自《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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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波猛烈的瘟疫浪潮席卷了欧洲，它们动摇了人们的自我认识，释放出人们几乎歇斯底里的信仰，信徒中产生了忏悔者、鞭笞派[8]和朝圣者，巡游中也出现了死亡之舞的主题。对生命易逝的警告构成了巡游中既热闹又惊悚的部分，其形式会让今天的我们毛骨悚然。例如在巡游队伍经过墓地时，演员和音乐家扮作死神、尸体和骷髅在坟头上舞蹈，仿佛他们恰好在那里降临。他们边跳边唱着“quod fuimusestis quod sumusvos eritis”（我们的过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的现在是你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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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三个荣耀体面的活人遇到了三个死去的国王，后者向前者诉说了自己的罪孽，并警告他们美好的事物终有尽头。在中世纪晚期又重新兴起的“memento mori”（勿忘你终有一死）可以回溯到罗马时代。在罗马帝国，当军队凯旋时，将军身后往往站着一个奴隶，他在路途中向将军耳语：“记住，你必将死亡，记住，你是‘会死的’人，看看周围，记住就算你也只是人。”（Memento moriendum esse, mementote hominem esse, respicepostte, hominem te esse memento.）对于古登堡来说，公众节庆活动构成了他生活的基准点。此外，酒馆中的盛宴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正是在酒馆中可能发生了一次对他影响深远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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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刚获得学位的教会法博士可能于1424年下半年时曾在美因茨逗留。1424年7月6日，库萨的尼古拉在帕多瓦大学获得了教会法博士学位，此前不久他曾到过罗马。1425年时他已经在特里尔为大主教服务。[60]但在1424年8月至12月，他可能为了一桩法律事务而在美因茨停留。[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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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古登堡与库萨的尼古拉之间有圣维克多修道院这层关系；另一方面，一位了解罗马的帕多瓦大学教会法博士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触到城市显贵家族。美因茨是一座相对较小的城市，城市贵族互相认识，这不仅是因为城市贵族家庭之间结成姻亲，也是因为城市贵族的人数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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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401年出生的库萨与古登堡年龄相仿，同为年轻人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在酒馆相识的。他们甚至有可能在古登堡的家乡一起玩乐。先不论那个时代不太看重对圣职人员的禁欲要求，此时的库萨并不受相关限制，因为他到15世纪30年代才被授予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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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萨的尼古拉从美因茨出发来到了特里尔，短暂停留后继续前往科隆，在那里的大学教授教会法。在科隆，他与哲学家海梅里库斯·德·坎波（Heymericus de Campo）结交。如果要把海梅里库斯看作人文主义者，肯定过于牵强，但他突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与人文主义有共通之处。结识海梅里库斯后，年轻的库萨在心中燃起了对于柏拉图和拉蒙·柳利（Raimundus Lullus）的兴趣，他从科隆来到巴黎，对柳利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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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古登堡见证着家乡中愈演愈烈的骚乱。1428年，行会不再对城市日趋崩溃的财政状况袖手旁观。在埃伯哈德·温德克（Eberhard Windecke）的带领下，行会成员组成了相当于行会领导机构的委员会，名为“十人议会”。温德克本身是一个富裕的商人，他与国王——后来成为皇帝的西吉斯蒙德——关系紧密，成为在全欧洲都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为家乡中的政治关系写了一首纲领性诗作[62]。无独有偶，10年后他为帝国起草了一篇政治纲领性的文章《皇帝西吉斯蒙德之书》（Das Buch von Kaiser Sigismund）。[63]简而言之，美因茨城市贵族所面对的温德克是一个经验丰富且交际广泛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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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亨内和弗里勒在年少时经历过的大危机一样，包括他们兄弟俩在内的许多城市贵族再次离开了美因茨。十人议会做出决议，在未来10年中，城市财政的负责权归十人议会所有，同时他们还决定增加税收，要求离开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为货物缴交税费。温德克公开表示，城市贵族应为美因茨破败的财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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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世家与行会议会之间的协商进展缓慢，似乎永远没有尽头。1428年12月22日，十人议会以作为领导机构的市议会过于庞大为由，要求城市贵族辞去他们在美因茨市议会的职务。城市贵族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和行会的说辞。在城市贵族看来，行会成员也是议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同样要为城市的财政状况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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