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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在奥彭海姆的皇冠酒馆集会商议对策，参加的既有像约翰内斯和弗里勒这样的“出走者”，也有在美因茨留下来的“城中人”。“城中人”的代表是海因里希·雷布斯托克（Heinrich Rebstock）和鲁道夫·洪布雷希特（Rudolf zum Humbrecht），“城外人”的代表则是赫尔曼·菲尔斯滕贝格（Hermann Fürstenberg）和彼得·荣根。虽然他们都不想使城市贵族的权利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他们的坚定程度和极端程度完全对立，最终也没能得出统一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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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中，1429年3月5日，弗里勒在斯特拉斯堡签收了一份26古尔登的年金。在他去世后，这份年金转移给了他的遗孀，而约翰内斯也有一份斯特拉斯堡的年金。有人由此得出了兄弟俩于1428—1430年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结论。[64]但事实上，在外流亡期间，兄弟俩更可能停留在奥芬堡，而比奥芬堡可能性更大的则是家族拥有房产的埃尔特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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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奥芬堡市议会及大主教的调解下，美因茨的这场纠纷终于在1430年告一段落，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弗里勒返回到美因茨的古登堡宅院，约翰内斯则拒绝做出让步。无须因兄弟俩的不同反应而认为他们发生了争执，因为两人的处境相当不同。作为一家之长，弗里勒背负的是接管家族生意的责任，亨内则可以无拘无束地闯荡天下。在重返美因茨之后，弗里勒甚至成为市议会成员和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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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美因茨的和早一步回来的城市贵族在和解文书中成功争取到的条件是，未参与协商和“不在城中”（nit inlendig sint）的“亨辛·古登堡”（Henchin zu Gutenberg）等城市贵族同样可以平安回乡，而不必遭受任何惩罚和制裁。但此时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并不考虑回到这座越来越多地被行会控制的城市。他最起码拥有三份年金，一份斯特拉斯堡的和两份美因茨的。1430年，母亲埃尔泽代他与市议会进行协商，结果是美因茨的一份年金从13古尔登减少到6.5古尔登，为了确保约翰内斯·古登堡能获得年金，在更为强势的行会议会面前，母亲不得不做出让步。而此时的古登堡已经将他的脚步迈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资料能为此提供线索，直到四年后的1434年，他才在斯特拉斯堡的文书中重新现身。1430—1434年他在何处，至今都是个谜，但或许我们能尝试稍微揭开这层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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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漫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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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年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已不在美因茨。他在1428年就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此期间没有再回到美因茨。虽然他在1428年12月参加了美因茨城市贵族在奥芬堡的协商，但没有参加美因茨方济各会修道院在1429年1月的集会。古登堡可能在埃尔特维勒等待家乡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但就像其他城市贵族一样，他不愿意接受大主教在旧议会与新议会、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调解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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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有年金收入的年轻人，没有成家，也不用承担家族生意的责任，因此完全可以摆出这样的姿态。对于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而言，小城埃尔特维勒几乎没有任何能让他提起兴趣的机会，不值得多加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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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434年的一份文书才又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未来发明家的足迹。他最晚在这一年来到了斯特拉斯堡，也可能早在1429年3月时，他就陪哥哥来到了这里。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不是就此留在这座大都市，那么应该是在3月的这次停留中做出了决定，在不久之后又回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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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约翰内斯·古登堡正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定位和任务。如果他稍加节约，那么他的几份终身年金足够他养老生活的开销，但是他的进取精神、对事业的紧迫感、果敢和不可动摇的自信心推动着他前进。谦逊并不属于他，他无法在法学家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毕德迈耶尔[9]式沉默的钻营者形象也不适用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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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古登堡或许当过商人，但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对技术的兴趣。他注意到了市场的存在，而只有以低成本量产商品，同时保持商品质量稳定，才能征服这个市场并从中盈利。古登堡可能在美因茨或漫游途中学习了宝石抛光和金器加工技术。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手工业在市场上存在天然的局限性，能确保市场地位的不是成为市场的供应商，而是成为市场的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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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在1430年初从埃尔特维勒出发，途经纽伦堡和巴塞尔来到斯特拉斯堡，那么纽伦堡的金属线作坊、造纸坊或者武器等金属制品作坊都是能让他学习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绝佳场所。他可能在法兰克福的贸易博览会上产生了前往纽伦堡的想法。此外，纽伦堡的金器业也享有盛誉。虽然在手工业上入了门，但他还是害怕自己会失去城市贵族的地位，不愿沦为不起眼的手工业者。他不可能在纽伦堡成为成功的商人、城市贵族或企业主，因为纽伦堡的城市贵族阶层远比美因茨的更加成功、更加活络，他们并不期待一个出走的美因茨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此外，由城市贵族控制的纽伦堡议会禁止了行会的存在，这里的手工业者因此比美因茨的更为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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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年7月23日，大公会议在巴塞尔召开。尚在康斯坦茨时，参会者们就做出了今后必须定期召开大公会议的决议，以免再次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马丁五世在自己辞世前不久召开了大会，具体执行则完全留给了他不幸的继任者加布里埃尔·孔杜尔默（Gabriele Condulmer），后者虽是一个虔诚的僧侣，但作为威尼斯城市贵族家的公子，他从不肯做出任何让步。这次大公会议的失败开启了通往宗教改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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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教皇之后，加布里埃尔为自己取名为尤金四世（Eugen Ⅳ）。他力争加强教皇的君主式权力，相应地就要削弱大公会议的权力。由于众多参会者对此表示拒绝，出现了教皇特权与大公会议至上主义针锋相对的局面，最终，双方的争论充斥了整个大公会议。年轻的库萨的尼古拉和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一开始都是大公会议至上的支持者，但之后都转而支持教皇。教皇之所以最终能够凌驾于大公会议之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支持者站队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最起码在1431年夏天，库萨和恩尼亚都还支持大公会议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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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大公会议刚召开时丝毫没有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影子。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参会者和工作人员众多，为了接待参会来客，城市扩建了从旅店到妓院的各种设施；相比于此，到巴塞尔参会的只有少数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士，就连大会主席——枢机主教塞萨里尼（Cesarini）都直到秋天才现身。由于参与者寥寥，尤金四世在中途解散了大会并试图将大会移到博洛尼亚召开。这是给已经奄奄一息的大公会议注入新生命的惊喜一步。一年半后，大公会议得以重新全力运转，巴塞尔因此成为欧洲教会的政治中心，大量人群涌向这个城市。最晚在1432年2月，库萨的尼古拉也作为特里尔枢机主教曼德谢德的乌尔里希（Ulrich von Manderscheid）的协商代表，以“领主库萨的尼古拉”（dominus Nycolaus de Cusa）的身份抵达巴塞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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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到的是，如此规模的盛事也吸引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注意力，此时的巴塞尔汇聚了所有大人物，成为值得前往的目的地。如果古登堡1424年时在美因茨认识了库萨的尼古拉，他们有可能在此重逢。巴塞尔拥有“天堂行会”，成员主要为在当时还被归类为手工业者的艺术家。来自罗特韦尔、同样出生于1400年的康拉德·维茨（Konrad Witz）为巴塞尔的一座教堂完成了“救赎之镜圣坛”（Heilsspiegelaltar），其名称源自中世纪时一本广受喜爱的宗教读物《拯救人类的镜子》（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这本以《圣经》人物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书在当时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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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早在康斯坦茨时，大公会议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主义者的聚集地，吸引了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等人。巴塞尔大公会议召开时，还有盎博罗削·特拉韦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和乌戈利诺·皮萨尼（Ugolino Pisani）等人的加入，年轻一代中包括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也就是之后的庇护二世。他们以书写员、秘书或者高级参会者随员的身份来到巴塞尔。此时欧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像巴塞尔一样汇集如此之多的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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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还不足以激发古登堡的兴趣，那么还有一种与他们紧密相关的设施能引起他的注意。人文主义者们涌入周围的修道院图书馆，寻找古代文本的手写原本或抄本。例如波焦就在一座德意志修道院里找到了卢克莱修的哲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的完整抄本。与寻书浪潮相伴而来的是，当地诞生了一批用来复制新发现文本的抄写工场，被称为“scoperti dei cod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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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尔产生的正规抄本市场让古登堡看到了图书贸易的可能性。但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与原稿供应商的关系，因此不会产生自己开设抄写工场的想法。但他在这里亲身感受到了市场正在扩张，可能因此意识到了，如果能更快、更廉价地生产图书，利润将会非常可观。然而，意大利人在当时被视为人文主义方面的大师，德意志人只能算作他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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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德意志年轻人到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意大利学习，博洛尼亚、帕多瓦、帕维亚等拥有著名大学的城市成为他们的目的地。意大利人对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高涨的热情也感染了这些德意志学生，他们将这种热情带回了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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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下定决心要拯救堕落的世界，驱除数百年来的黑暗，而革新世界和救赎世间罪孽的途径是重新发掘古代文化。想要进入古代，进入教育和文化的黄金时代进行探索，一方面要通过古老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之后的希伯来语；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文本，不光要找出这些文本，还要复制这些文本，使人们可以接触到这些文本。伴随人文主义者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以文本，或者说书籍为媒介的新的公众群体。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在这几年间到过巴塞尔，那么他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书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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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有迹可循的德意志首批人文主义者都是古登堡的同辈人，这点并非偶然。其中之一必然是库萨的尼古拉，他凭借1429年在科隆大教堂图书馆找到普劳图斯（Plautus）的12部喜剧而在人文主义者中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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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1430—1434年的漫游岁月中，约翰内斯·古登堡寻找着可以用来工业化生产的产品。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聪明的想法：通过发明——就像金属线作坊被改造成造纸作坊那样——比竞争者更低价地大批量生产有销售潜力的产品。只要他在巴塞尔城中漫步，用技术创新开启新生产形式的想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在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感受会更加深刻。在那里，大教堂建设进展顺利，教堂建筑大师们发明了用来将建筑材料吊到空中的新型起重机和绞盘。史无前例的机械化热潮来临了，技术创新成为一项全新的、独特的艺术，其中，以新型武器和攻城器械为代表的军工业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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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翰内斯·古登堡到达斯特拉斯堡时，他大概已经下定决心要通过发明对生产进行革新并以此致富，只是这个年轻人还不能确定自己应投身于哪个领域。带着对生产流程和机械解决方案的浓厚兴趣，他寻找着等待自己进一步钻研、能让自己名利双收的领域。因为对建筑业一无所知，他排除了自己在这条路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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