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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亚琛朝圣的另一个理由是，第二重要的朝圣地科隆紧邻亚琛。自从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将原本存放在米兰的三王圣龛转交给科隆大主教达瑟尔的莱纳尔特（Rainald von Dassel），以及圣乌苏拉（Ursula）和1.1万名处女的遗骨被发现（人们发现了一处古罗马墓地）后，科隆便笼罩在重要圣物的光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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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朝圣期间，来自整个欧洲的朝圣者蜂拥而至，到亚琛瞻仰四大圣物并用在亚琛购得的徽章触碰圣物，确切地说，朝圣者主要来自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和弗兰德。据估计，有2万人前往这座古老的加冕之城朝圣，他们在城中的街道和广场以及城外的田野中过夜。只有匈牙利人携带帐篷，他们将帐篷搭建在城市附近的田野和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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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不断地触碰会损坏圣物，因此他们决定，朝圣者只能从远处观看珍贵的四大圣物。亚琛大教堂为此在西塔楼与八角形主堂之间建起了一座桥。在圣物展出期间，教士在这座桥上展示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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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规定导致朝圣者们不再有机会用朝圣徽章触碰圣物，也就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救赎的力量并将它带回家去。然而，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办法——朝圣徽章变得更长、更大，中间部分镶嵌有一面圆形的凸面镜，用来储存圣物散发出的圣光，人们认为这同样能够提供救赎和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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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集中现实的各个角度，并以此创造出自己的现实。它既可以捕捉救赎的神圣力量，也可以捕捉人的灵魂。朝圣者们涌向圣物，将面包或镜子举到高处收集神圣的力量，既是在此刻，也是永久的收藏。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这救赎的、驱除灾难的能量带回家，保护家庭和财产免遭瘟疫、火灾、歉收、失窃等种种不幸，神圣的能量将驱除撒旦为了折磨和毁灭人类而以可怕的勤奋不断创造出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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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狂热的民间虔敬形式引起了一些神学家的不满，他们批评这是迷信。但批评者只是少数，原因是，通过销售朝圣徽章和在大朝圣期间大量销售据说具有特别功效的赎罪券，教会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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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亚沃尔的大尼古拉斯（Nicolaus Magni de Jawor）在1405年的论文《关于迷信》（De superstitionibus）中批判了“在亚琛展出圣物时举起镜子和面包的行为”[72]。但在朝圣者高涨的迷信热情和叮当作响的投币声中，批评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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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徽章或者说朝圣镜只能在朝圣地购得。它们受到了朝圣者的强烈追捧，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现象。亚琛的神职人员因此不得不在严格规定的时间中有限地放松了垄断，开始允许其他的生产者——无论他们从何而来、家乡何在——在每七年一次的大朝圣期间售卖朝圣镜，具体的时间范围是从复活节开始到10月1日圣雷米日（St.-Remigius-Tag）结束。1426年，亚琛市政府建起了32座长6英尺（约1.8米）的斜顶木质售货亭，以便朝圣者直接购买相关生产者的商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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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坚定地认识到，朝圣镜的市场正在扩大，具有巨大的销售空间。他听说了朝圣镜供不应求的情况，意识到比其他人更便宜的生产方式将为他带来市场机遇。当然，没有人可以绝对肯定地预测供需是否平衡。此外，考虑到生产、运输、关税等各种费用，只有达到一定的销售数量才值得做这笔生意，而销售数量取决于古登堡能将多少朝圣镜投入市场。一个不小的困难在于，在售出商品之前，所有的开支都是在垫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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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充满信心地面对所有问题，他具有清晰的视野和独特的解决方案，坚定且果断。他首先想到的是，可以用机械方法进行量产，加上分工式的生产方式，必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在纽伦堡或是别的地方，与金匠的往来让他熟悉了浇铸和压制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金属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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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产刀、戟、头盔、铠甲等兵器，还是桌上喷泉，或是盘子、高脚杯、宴会桌的装饰器皿等豪华餐具，都会用到金属薄片。古登堡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将金属薄片放在两个模具（阴模和阳模）中进行压制就可以加工出朝圣镜。虽然压制后还需要进行手工加工，但压制法仍然可以极大地提升生产数量。压制后要手工挫去在压制过程中产生的多余的边缘和锐利的棱角，还要将镜子放进开口中，利用压制产生的保持夹加以紧固。镜子的直径为30毫米，凸型的表面使它能照出尽可能大的范围，以此尽可能多地吸收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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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柯斯特（Kurt Köster）认为这些镜子由金属制成，理由是直到50多年后才有在朝圣徽章中使用玻璃镜子的情况。但没有人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因为古登堡的朝圣镜无一存世。[74]因此也有人猜测，镜子其实是书籍，例如当时极受欢迎的宗教读物《救赎人类之镜》。但这样的解读过于从结果出发往前推论。基于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事实，人们有时会将文献资料中的所有信息都置于这一视角下进行解读，这无异于循环论证，或者说最起码与目的论方法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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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生产方式有了清晰的构想之后，古登堡面临的是前期投入的问题。他需要钱和帮手来实现自己的设想。金匠汉斯·丁内（Hanns Dünne）成为他的员工，帮助他制造阴模、阳模和寻找合适的合金。他们或许选择了常见的铅锌合金，甚至可能在此时就已经添加了用于增加硬度、对之后生产活字具有重要意义的锑。勤奋且富有的市民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曾跟随古登堡学习宝石抛光，现在也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古登堡与新圣彼得教堂教长安东尼乌斯·海尔曼往来密切，当海尔曼从古登堡口中听到这一计划时，他迫切地请求古登堡让自己的兄弟安德烈亚斯·海尔曼（Andreas Heilmann）加入生产团队分一杯羹。古登堡不能，也可能是不想拒绝朋友的请求，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因此得以加入古登堡与特里岑的团队。古登堡应该从未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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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项目要到在亚琛成功售出镜子时才能获得收益，他们必须提前筹措资金。古登堡为此建立了一个融资公司，相当于他自己、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为实现这项事业而各自根据能力出资设立基金。资金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利希特瑙的地方长官汉斯·里弗（Hanns Riffe），他是一位富裕的城市公务员，似乎也是古登堡的好友之一，但他是单纯的出资人，并不参与计划的执行。至于银行家塞京根的弗里德尔（Friedel von Seckingen）是否参与了这个项目，至今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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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诉讼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个叫黑塞（Hesse）的中间人正寻找投资机会。从相应的段落中可以推测出，黑塞投资不同形式的生意，然后向想参股的商人出售自己的投资份额并以此获利，类似单人投资公司，在当时被称为“中间人”（Unterkufer）[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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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克雷默巷（Krmergasse）的车工康拉德·萨斯帕赫（Konrad Saspach）制作了压床，金匠汉斯·丁内与古登堡一起制作了阴阳模具。古登堡组织众人分工生产朝圣镜，不论是设计分工生产的技术方案，还是鼓动他人参与项目投资，古登堡似乎都具有天赋和敏锐性。他表现得把握十足，投资人和合伙人对他的能力和领导深信不疑，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确实没有看错古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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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保密措施，避免因想法被窃取而导致竞争对手出现的情况，风险不止如此——如果竞争对手有实力投入更多资金，就可能在生产上胜过古登堡，因为投资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时间的缩短。尽管想法独到，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古登堡设想的分工式，或者说工业式生产是一项真正的实验性工作，一开始只能在手工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为稳妥起见，最好只与认识并信任的人一起开始这个项目，人数宜少不宜多。此外，古登堡让他们共同承担风险，每个参与者——最起码海尔曼和特里岑——都既分担生产成本也共享销售盈利。这样一来，对项目保密与他们自身的切实利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大家应该都保守了秘密，这样的保密也为他们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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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年的复活节与圣雷米日之间是亚琛大朝圣的时间。对古登堡而言，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在与金匠汉斯·丁内的合作过程中，他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但他守口如瓶，连他最信任的合伙人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都对此一无所知。古登堡可能计划用亚琛朝圣镜项目的盈利为新项目提供资金。他知道，至少在亚琛还要再等七年才能再次销售朝圣镜。因此，提前开始一个新项目是明智且符合逻辑的决定。机械式或者工业式的压印方法必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最晚自1436年起开始进行压印试验。他凭借精准的直觉寻找着市场的缺口，制造朝圣镜的想法让他进入了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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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古登堡是否从1434—1436年的某一天起开始设计一个以朝圣镜为起点、以更为复杂的冲头为终点的计划，此时的他还在试验康拉德·萨斯帕赫的压床。不论朝圣镜是否被计划用来为冲头提供资金，不论该计划最开始时是否只是初具轮廓，这个计划都是天才式的。古登堡发掘了以机械为基础的分工式（压制）生产方式的潜力，证明了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可行，而且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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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古登堡走向活字印刷术的不是书籍本身，而是他对机械的兴趣和设计分工流程的能力，此外还有将机械工具——压床用于工业化复制生产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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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古登堡忙于与金匠汉斯·丁内和车工康拉德·萨斯帕赫一起进行试验和生产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让整个计划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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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年的某一天，古登堡的同伴们意识到他们算错了一年：亚琛大朝圣的时间不是1439年，而是1440年，销售商品的年份亦然。虽然晚一年也可以同样成功地将朝圣镜销售给民众，但这意味着收益将推迟一年入账。这种情况让人不知所措，海尔曼和特里岑完全有可能因此变得不安。古登堡凭借可靠的直觉扭转了局面——在同伴们保证绝对保密后，他心软地向他们透露了新计划。该计划正在准备阶段，现在他想要提前进行。这个想法立马振奋了他的两个同伴。很快，两人不仅愿意与他一起合作，也愿意一起筹集新项目所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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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签署了为期五年、到1443年结束的股东协议。所有股东共出资750古尔登。其中，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出资总额应该共计250古尔登，古登堡和汉斯·里弗则各出资250古尔登。塞京根的弗里德尔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的投入资本与之后约翰内斯·福斯特（Johannes Fust）为美因茨的活字印刷项目《四十二行圣经》提供的第一笔贷款800古尔登金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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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项新的事业开始了，它以充满神秘感的名称“冒险与艺术”（aventur und kunst）载入史册，直到今天都为学者所津津乐道。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这个密符般的名字有何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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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都没有泄露合作的内容。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称之为“冒险与艺术”，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仅称之为“作品”（werk）。三人有可能搭伙生活，最起码两位安德烈亚斯经常在约翰内斯那里吃吃喝喝，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过上了学生宿舍的生活。三个人似乎进行了紧密合作。得益于之后的诉讼，关于这个项目我们至少知道，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一直努力筹钱以支付自己的入股资金。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似乎可以仰仗兄弟安东尼乌斯的帮助；作为古登堡的密友，安东尼乌斯成功地使他加入团队，同时安东尼乌斯也坚信古登堡将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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