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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克雷默巷（Krmergasse）的车工康拉德·萨斯帕赫（Konrad Saspach）制作了压床，金匠汉斯·丁内与古登堡一起制作了阴阳模具。古登堡组织众人分工生产朝圣镜，不论是设计分工生产的技术方案，还是鼓动他人参与项目投资，古登堡似乎都具有天赋和敏锐性。他表现得把握十足，投资人和合伙人对他的能力和领导深信不疑，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确实没有看错古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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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保密措施，避免因想法被窃取而导致竞争对手出现的情况，风险不止如此——如果竞争对手有实力投入更多资金，就可能在生产上胜过古登堡，因为投资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时间的缩短。尽管想法独到，但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古登堡设想的分工式，或者说工业式生产是一项真正的实验性工作，一开始只能在手工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为稳妥起见，最好只与认识并信任的人一起开始这个项目，人数宜少不宜多。此外，古登堡让他们共同承担风险，每个参与者——最起码海尔曼和特里岑——都既分担生产成本也共享销售盈利。这样一来，对项目保密与他们自身的切实利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大家应该都保守了秘密，这样的保密也为他们带来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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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9年的复活节与圣雷米日之间是亚琛大朝圣的时间。对古登堡而言，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在与金匠汉斯·丁内的合作过程中，他产生了另一个想法。但他守口如瓶，连他最信任的合伙人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都对此一无所知。古登堡可能计划用亚琛朝圣镜项目的盈利为新项目提供资金。他知道，至少在亚琛还要再等七年才能再次销售朝圣镜。因此，提前开始一个新项目是明智且符合逻辑的决定。机械式或者工业式的压印方法必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最晚自1436年起开始进行压印试验。他凭借精准的直觉寻找着市场的缺口，制造朝圣镜的想法让他进入了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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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古登堡是否从1434—1436年的某一天起开始设计一个以朝圣镜为起点、以更为复杂的冲头为终点的计划，此时的他还在试验康拉德·萨斯帕赫的压床。不论朝圣镜是否被计划用来为冲头提供资金，不论该计划最开始时是否只是初具轮廓，这个计划都是天才式的。古登堡发掘了以机械为基础的分工式（压制）生产方式的潜力，证明了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可行，而且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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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古登堡走向活字印刷术的不是书籍本身，而是他对机械的兴趣和设计分工流程的能力，此外还有将机械工具——压床用于工业化复制生产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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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古登堡忙于与金匠汉斯·丁内和车工康拉德·萨斯帕赫一起进行试验和生产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让整个计划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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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年的某一天，古登堡的同伴们意识到他们算错了一年：亚琛大朝圣的时间不是1439年，而是1440年，销售商品的年份亦然。虽然晚一年也可以同样成功地将朝圣镜销售给民众，但这意味着收益将推迟一年入账。这种情况让人不知所措，海尔曼和特里岑完全有可能因此变得不安。古登堡凭借可靠的直觉扭转了局面——在同伴们保证绝对保密后，他心软地向他们透露了新计划。该计划正在准备阶段，现在他想要提前进行。这个想法立马振奋了他的两个同伴。很快，两人不仅愿意与他一起合作，也愿意一起筹集新项目所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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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签署了为期五年、到1443年结束的股东协议。所有股东共出资750古尔登。其中，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出资总额应该共计250古尔登，古登堡和汉斯·里弗则各出资250古尔登。塞京根的弗里德尔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的投入资本与之后约翰内斯·福斯特（Johannes Fust）为美因茨的活字印刷项目《四十二行圣经》提供的第一笔贷款800古尔登金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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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项新的事业开始了，它以充满神秘感的名称“冒险与艺术”（aventur und kunst）载入史册，直到今天都为学者所津津乐道。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这个密符般的名字有何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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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都没有泄露合作的内容。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称之为“冒险与艺术”，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仅称之为“作品”（werk）。三人有可能搭伙生活，最起码两位安德烈亚斯经常在约翰内斯那里吃吃喝喝，按照当时的说法，他们过上了学生宿舍的生活。三个人似乎进行了紧密合作。得益于之后的诉讼，关于这个项目我们至少知道，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一直努力筹钱以支付自己的入股资金。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似乎可以仰仗兄弟安东尼乌斯的帮助；作为古登堡的密友，安东尼乌斯成功地使他加入团队，同时安东尼乌斯也坚信古登堡将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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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镜和与生产朝圣镜相关的物品都被存放在古登堡位于圣阿博加斯特的住所里，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住处则成了新项目的生产工场。即使古登堡为此要与不好的预感进行斗争，他也不可能让自己失去对公司资本存量——朝圣镜的控制。或许在新项目进行的同时他们也还继续生产着朝圣镜，这就能解释工作后经常一起进行晚餐的行为和宿舍这种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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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顺利进展的过程中，安德烈亚斯·特里岑在1438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因瘟疫去世。古登堡没有看错这个忠诚的同伴，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没有对外泄露这个项目，在临死之时还在担忧他贪婪的兄弟约尔格会对公司造成威胁。他知道古登堡将要面临来自兄弟们的攻击，这是他后悔参加这个项目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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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有两个兄弟，约尔格·特里岑似乎是两个人中的主心骨，在约翰内斯·古登堡拒绝约尔格加入公司和了解了计划内容的要求后，兄弟俩提起诉讼，要求偿付他们死去的兄弟在公司的股份。古登堡成功地用股东合同反驳了这个要求。股东合同中明确规定，公司没有义务让离世股东的继承人加入公司，而是只要在合同期满后向其偿还100古尔登，死者剩余的股份由公司持有。这一聪明的预防措施确保了公司能顺利运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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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诉讼文件可以猜测出，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是个相对温和、容易迁就的人，他与一位名为阿格涅斯·斯托瑟（Agnes StǮsser）的女子有不太紧密的伴侣关系。贪婪的约尔格·特里岑后来将她诉上法庭，声称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住所中丢了钱。但因为在控告古登堡的诉讼中，证人们一致表示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为了筹措入股资金甚至不得不抵押一枚戒指，这个指控显得相对可疑。令人疑惑的是：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显然与阿格涅斯·斯托瑟尚未结婚。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似乎有时也跟他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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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争端告一段落后，古登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项目之中。但他遭遇了一个重大挫折——当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受他之命前往特里岑家，准备销毁放置在那里的压机时，压机已经不翼而飞。出于对整个计划的考虑，病榻中的安德烈亚斯·特里岑还请求车工萨斯帕赫务必在自己离世后拆卸压机。这一切都显示出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有多么不信任自己的两个兄弟约尔格和克劳斯（Claus）。他的预防措施没能成功。就像在兄弟俩1446年进行的诉讼中所记载的，约尔格·特里岑获得了压机，克劳斯·特里岑则抢走了书籍。由于洛伦茨·拜尔德克至少还取走了印模，约尔格·特里岑抢到的压机没有用武之地，此外，他的想象力也不足以让他进一步设想压机的用途。或许他只是希望用霸占压机来威胁古登堡，迫使古登堡让自己加入公司或给自己一笔钱。在这样的窘境之中，约翰内斯·古登堡不假思索地邀请约尔格·特里岑到他位于圣阿博加斯特的家中谈判。通过巧妙的提问，古登堡发现对方对压机的用途一无所知，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1439年12月12日，在他忠诚的同伴去世几乎一年之后，法庭判决对古登堡的所有指控都不成立，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兄弟们在法庭上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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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年，古登堡和海尔曼中断了他们的工作，带着朝圣镜踏上了前往亚琛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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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冒险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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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1440年的亚琛之行共有三点理由：第一，公司生产了朝圣镜，因为这不是容易变质的商品，将销售延后一年没有大碍，唯一的麻烦是收益延迟一年入账；第二，在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投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相反，他们在诉讼中展现出了模范性的团结精神，为了应对收益延迟的问题，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企业；第三，1441年时，古登堡的财务状况好到了能够为一笔大额贷款做担保人的地步，这是1440年朝圣镜得以销售、项目成功结束运营的结果。1438—1443年他们为新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应该可以排除镜子没有销售出去并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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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与他们雇用的工人一起先沿莱茵河走水路，将朝圣镜运输到科隆，然后从科隆乘牛车前往亚琛。在科隆到亚琛的这段路途中，他们必须格外谨慎和耐心，因为大街小巷挤满了朝圣者。朝圣的高潮在7月。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提前动身，例如在复活节出发，就可以避开最拥挤的场面。如果他像朝圣者菲利普·德·维尼厄勒（Philippe de Vigneulles）那样在晚间抵达亚琛，这座城市展现给他的将是独一无二的景致：火炬和蜡烛汇集成一片不可思议的光海，让人觉得这座城市正在燃烧。亚琛确实在燃烧，它被宗教情感和虔敬的激情点燃，这种激情甚至会让我们觉得不像基督教。通过熟人在亚琛的关系，古登堡提前安排了住宿和存放货物的地点，为此提供帮助的可能是圣彼得教堂的安东尼乌斯·海尔曼，圣托马斯修道院的朋友，或者圣阿博加斯特的本笃会修士。整座城市变得人山人海，即使愿意付出大价钱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条件一般的落脚之处。可以考虑的是附近的农民家或修道院。由于世俗捐赠的修道院教堂（stiftskirchen）中的教士是世俗教士[2]，缺少与各修会的联系，因此较有可能提供帮助的是本笃会或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我会在圣托马斯修道院附近拥有修道院，并在埃克哈特大师驻留期间对其大加扩建。当然也可能是古登堡在美因茨的亲戚、朋友或熟人帮忙介绍和联系的落脚点。与其他人一样，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大教堂附近墓地上的售货亭出售镜子，这些售货亭由克劳斯·哥德尔麦西勒（Claus Gordelmeychler）和亚琛的约翰（Johann von Aachen）以300亚琛马克[3]的酬劳雇用六个工匠建成。[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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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仍然有些神秘的是，古登堡和他的股东们应该算错了时间。1426年1月24日的关于委托建造售货亭的文书清晰地指向1426年的大朝圣，其中写明“为即将到来的朝圣（vur dese nexst heildomsfahrt）（而建）”[77]。也就是说，下一次大朝圣的时间是1433年，再下一次是1440年。古登堡自然不知道这份文书的存在，但是大朝圣是尽人皆知的。似乎有人跟他说了错误的年份，导致他在记忆中混淆了1433年和1432年。这就已经足以解释这个错误——中世纪晚期时人们不太讲究日期的准确性，救赎比自然科学上的准确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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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售卖自己的商品之前，古登堡会在清晨聆听一场弥撒并献上祭品，以求生意成功。教堂在一大早就已水泄不通。为了收集信众的祭品和奉献的金钱，教堂工作人员甚至要将口袋固定在长杆上，举到教堂大厅中。来自法国梅斯的旅客菲利普·德·维尼厄勒贴切地描写道，如果有人手中的金子掉到了地上，他也不可能弯下腰捡回金子。[78]人们排着长队忏悔并得到饶恕。要穿过人海走到圣坛边上，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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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销售镜子之后，但也可能在这之前，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必然也参与了盛大的圣物展，以求将救赎带回家去。踩踏事故在当时并不少见，古登堡可能冒着被挤死的风险出现在人海当中。或者他也可以通过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获得看台上、阳台上、屋顶上、窗户边的一个位置。在古登堡来到亚琛的这一年，黄油和鸡肉市场上的一座房子和一个看台因为超负荷而倒塌。七人因此丧生，超过百人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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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见到了西方最伟大的、最虔诚的公爵，中世纪最后的伟大骑士之一的“好人”菲利普（Philipp der Gute），大概将永远是个历史之谜。在1440年，“好人”菲利普也为大朝圣来到了亚琛。他使自己的国家——勃艮第和弗兰德，也包括卢森堡、布拉班特和埃诺——成为欧洲经济上最为成功、艺术上起到模范作用的地区。在他的统治时期，爱克兄弟（Eycks）、罗吉尔·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迪里克·鲍茨（Dierick Bouts）、罗杰·康平（Roger Campin）和彼德鲁斯·克里斯蒂（Petrus Christus）创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同样杰出的还有金匠、艺术工匠和编织工人。公爵的身边少不了随从人员，同时也为已经达到2万人的朝圣队伍加上了想一睹这位传奇公爵真容的好事者。如果说有人能真实体现中世纪晚期的光辉和矛盾，那么肯定是这位瓦卢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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