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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约翰内斯·古登堡怀着既感动又惊奇的心情参加了圣物展，同时试图用自己的镜子捕捉救赎的力量和好运。圣物展示以高级教士的布道开始，他要求在场的人为教皇、教会、皇帝、王侯和封建领主进行祷告，祈祷他们能维护国家和平、保护所有人。他在说完祷告词之后退场，燃烧的烛台和火炬被拿上前来。穿着讲究的教士们手持十字架、圣水和饰有金银的香炉，成对在圣物旁列队行进。其中，两位穿着华丽的高级教士肩担一根形似长矛的细杆，细杆上是被金线丝绸掩盖的玛利亚的长衣。在走到进行过布道的地方后，他们将丝绸移开，展出圣母的衣物，朝圣者们在圣物前下跪、脱帽、双手合十祈祷。之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这两位高级教士“以最大的谦恭”将这件折叠着的衣物打开，铺在另一块金布上。人群中产生震动。号角鸣响，数千人用尽全力祈祷：上主，求你垂怜！（Kyrie eleison!）[79]维尼厄勒深受震撼，他写道：“大概没有人的头发不在脑袋上竖起，没有人不热泪盈眶。此时正是中午，非常炎热，许多人都在天上看到了一颗星星。”[80]约翰内斯也是吗？人们热情高涨，约翰内斯与他们一起用《主祷文》和《圣母颂》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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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安静下来之后，高级教士重新将圣衣叠好，向下一个进行展示的地方行进。这两位教士按预定路线庄严地在各个讲道和集体赦罪的地点展示圣物，路线也延伸到教堂的另一侧。在他们收起圣衣离开后，信徒中开始了非常严肃的讨论：这件棕色的、仿佛“烟熏”过的衣服非常长，袖子又短又宽，有人因此猜测圣母将其作为罩衫或者外套穿在外层。在当时，人们的信仰并不是象征性和引申义的，而是具体的、本义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信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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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和魔法因而在当时成为现实而日常的现象。一块圣饼既可以在火中燃烧，也可以抵御火焰，即使教堂本身和它周围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成灰烬，圣饼也可以突然开始流血，因为它是基督肉体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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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将这种第一重的[4]、人人可及的理解描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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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描述实际的情形（Littera gesta docet）。文字既不是抽象的教义，也不是神话的集合。上帝的启示具有历史含义，基督教完全以上帝的启示为本。上帝介入了人类历史；《圣经》……首先并主要关注的是上帝如何介入人类历史。[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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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圣物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展出，包括施洗者圣约翰被斩首后包裹其头颅的带有血迹的亚麻布，以及耶稣在苦路上的缠腰布。每次展出时，人群中都呼声不停，重复的还有《垂怜经》、祷词、发颤的声音，只不过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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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物展示结束后，人群散去，“不仅在教堂中，在城门前和街道上都出现了叫人害怕的拥挤。”[82]古登堡与来自梅斯的虔诚的屠夫维尼厄勒所经历的应该别无二致，他应该也利用了这个让人不适又危险的机会，在大教堂中参观了位于祭坛之后的查理大帝的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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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也去了科尼利厄斯大教堂，毫无疑问也到科隆瞻仰了三王以及乌苏拉与1.1万位处女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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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瞻仰圣物的人来说，在科隆还有玛利亚的头发、圣彼得的朝圣者手杖、圣西蒙的一只手臂、圣雷米的一只手臂、“带有一些血和肉的”圣劳伦丘斯的肩膀、[83]圣克里斯托弗的一边肩膀、圣安娜的一只手指、一个无辜的孩子的一条腿、大阿尔伯特完整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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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带着装满金钱、救赎和保佑的行囊回到了斯特拉斯堡，开始了他的秘密事业。既然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流出，完全可以认为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时还没有着手印刷术，而是从一个先行项目开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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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丁内曾在诉讼中供述自己应古登堡的请求与其进行压印试验。古登堡与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以及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的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所创立的新事业被他们称为“冒险与艺术”，内容被称为“作品”。“艺术”的含义不难理解，因为德语的“kunst”或者拉丁语的“ars”在中世纪晚期指的是对能力具有高要求的手工行业，即我们今天说的手工艺。阿尔布雷希特·丟勒在一代人的时间后写道，懂得从自然中汲取艺术的人，就拥有了艺术。艺术要求熟练，要有专业的能力和知识，此时的古登堡已经踏上了这条路。“aventur”这个概念可以大致翻译为现代德语中的“abenteuer”（冒险），这似乎让人有理由猜测这个项目隐藏着惊天秘密。但事实上，让这些股东守口如瓶的并非任何指向暗黑秘密或宗教狂热的神秘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内容，而只是所有手工师傅都小心保守的工艺秘密。“aventur”这个概念源于表示“开始大胆行为”的法语词。在“aventur”方面，我们知道的只有古登堡开始了一次大胆行为，开启了一项前途不明的事业。古登堡此时是否已经开始进行印刷术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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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遗物中包括珍贵的古抄本，基于这一事实，有人推测这项充满神秘的事业涉及印刷术的发明。当然还可以列出别的理由——斯特拉斯堡的多个修道院都拥有大型的链条图书馆，也就是把书籍用链条固定在阅读架上以防被盗的图书馆，包括方济各会修道院图书馆。不止如此，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修会等一样也在当地开展通识教育。此外，斯特拉斯堡的造纸工坊在1408年开始投入生产，诸多迹象指向了书籍。因此可以说他们在1438年已经开始了印刷术的发明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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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证词中的另一个细节提供了进一步帮助。在得知特里岑逝世时，古登堡很可能因为压机和印模还在特里岑家而咒骂了一番。他立即派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出发取回印模，叮嘱他在压机上松开两颗螺丝，这样压机就会成为无法使用的四个单独的部分。古登堡立即熔化了仆人取回的印模，然而压机已经落入约尔格·特里岑之手。松开两颗螺丝使得四个部件不能组装到一起具体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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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理解古登堡，理解他到底“发明”了什么，就必须意识到，他真正的创新点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以分工式生产流程将多个新型器械连接到一起的技术方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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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朝圣镜时，古登堡成功运用压机将金属薄片压制成了需要的形状。在纽伦堡，僧侣及书籍装订师康拉德·福斯特（Konrad Forster）自15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将冲模压印运用到书籍装订中。印模是冲头的一种，其顶部（也称为“眼部”）雕刻有镜像的字母、数字或花纹，以便在印制后得到正确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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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世纪30年代末，斯特拉斯堡的装订师们也开始使用这项技术。特里岑本身收集书籍，教师安东尼乌斯·海尔曼对古抄本也不陌生，古登堡应该也在缮写室中积累了相关经验，而且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他可能取道纽伦堡来到巴塞尔，在纽伦堡时与福斯特有过接触。他也可能是在巴塞尔接触到了这一技术。与之前的康斯坦茨一样，巴塞尔也因为大公会议成为全国乃至全欧洲最重要的手抄本和古手稿集散地。库萨的尼古拉不仅重视书籍，也积极推动修道院图书馆的发展。他在1437年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邀请东正教的希腊人参加联合大公会议，试图以此结束东西教会之间的分裂。在这座古老的帝国都城，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各个修道院图书馆查阅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学家及诗人此前不为人知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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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意识到市场上存在对字母印模的需求，他开始思考如何不再靠手工单件制作印模，而是使用压机批量生产。由于金匠、铸币师、兵器锻造工、锡匠和图章制造工都会用到冲头，或许此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止书籍装订。先将目光投向书籍制造业自然是正确的选择，这个行业正处于繁荣发展之中。无论如何，只要掌握技术和工艺流程，就可以批量生产任何印模。只要拥有冲头，要制造多少复制品都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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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葡萄酒压榨机来想象古登堡的压机。压机转轴下端连接木制压模，冲头通过固定装置安装进木制压模中。在转轴的下方，用螺丝锁紧在支架上的两个金属角件夹紧毛坯件。当向下转动转轴时，冲头在毛坯件上压制出字母。当然，毛坯件的表面必须软于冲头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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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制作朝圣镜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就请来了金匠汉斯·丁内，金匠当时的任务包括：第一，为镜子的主题图案和纹饰制作阴模和阳模；第二，为压制金属薄片提供帮助；第三，对压制好的镜子进行恰当的处理，例如挫平边缘和毛刺。但他们并不局限于朝圣镜的制作，同时也构思着未来的计划。要生产冲头，雕刻师必不可少。在这项新事业中，没有人比汉斯·丁内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雕刻是这个金匠所掌握的技能之一。机械复制的方法节省了生产时间，古登堡因此能够以远低于其他人的成本生产印模。但从机械生产印模到发明活字印刷还有漫漫长路。与用于书籍装订的印模相比，活字需要具备更高的精度，生产过程中必须准确无误地浇铸，保证复制出的字模大小完全一致，最后还要以某种方式将它们可变化地固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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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面临古登堡究竟如何一步步实现印刷术的问题。他的思路以工艺为导向。如果当时可以通过机械复制来生产印模并将它们一个个地印在书籍的皮质封面上，从而得到一个单词或词组，一个标题或名字，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某种方式拼出一个词组，然后一次性压印整个词组？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具体应该如何实现，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诱人的想法。看起来似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将单个字母以可拆分的方式拼成文本，在印刷后将文本重新拆分成单个字母，根据需要再组合成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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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复制朝圣镜和在复制印模时所展现的，古登堡将技术工艺问题视为解决难题的关键。古登堡的天才之处体现在他将机械与方法、技术与工艺相结合进行思考，对此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他作为自由职业者征服市场、取得成功的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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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税记录清单中的细节提供了关于古登堡的重要信息。初到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被归为后城市贵族，自1436年起，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那里，而是出现在“个体户”（die mit niemand dienen）这一类别中。这意味着他被视为行会成员，但因为他不是斯特拉斯堡市民，他不具备真正的行会成员的身份。约翰内斯·古登堡从未想过成为斯特拉斯堡市民，他一直没有放弃美因茨的市民权。在他心中，他仍是美因茨的城市贵族。最起码他保留着随时返回美因茨的可能性。只要想到家族在美因茨所拥有的一切，想到自己在那里拥有的特权，就算不考虑家乡情，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这一决定。就像从一开始就在股东合同中写明的那样，他在1443年停止了生产和经营，从那时起我们又可以在后城市贵族这个类别中看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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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被后人忽视的一点是，当时已经存在木刻印刷技术——人们将纸张、皮纸或织物放在木刻版上，然后用手均匀按压。但从批量生产朝圣镜的经验中，古登堡已经认识到了不要再用手工，而是要用器械来进行工作。他还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案，但他知道肯定有办法将整个文本印刷到纸张上，既不是一个一个字母地印刷，也不是用手将纸张按压到木刻版上。从将金属薄片压制成朝圣镜和通过压制复制印模的经验中，他想到了可以将纸张像金属薄片一样置于压机之下，用单个印模组合而成的文本取代冲头，一页页地进行印刷。技术上的挑战是巨大的——他可能在一开始时低估了这一挑战，经历了种种失败，但因为清晰地看到了前景，他以非凡的耐心和毅力——这些都是他之前已表现出的品质——逐一解决了难题，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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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是，古登堡为什么不延长1443年到期的股东合同？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这项事业是否成功。不论如何，1441年时他的财务状况良好，最起码还可以为向圣托马斯修道院贷款的骑士扈从约翰内斯·卡勒（Johannes Karle）进行担保。担保并非没有风险。如果卡勒不能还款，约翰内斯·古登堡就要自掏腰包，甚至可能因拖欠债务的罪名坐牢。所幸的是，约翰内斯·卡勒准时偿还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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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需要资金的古登堡也向圣托马斯修道院借款并用自己在美因茨的年金提供担保，具体地说是用他从父亲前妻的兄弟约翰·雷海迈尔那里继承来的那份年金。对在财务方面并不大胆的圣托马斯修道院来说，古登堡必定是个信用良好的人，对于他的担保人——斯特拉斯堡市民马丁·布雷希特尔（Martin Brechter）来说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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