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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来自周边——也包括1444年秋天被劫掠的圣阿博加斯特——的3000多人躲进了城市。所有拿得动武器的居民都被召集入伍。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毫不留情地攻击这些“贫穷的傻子”（“阿马尼亚克人”在德语中的谐音），成为这些残暴的雇佣兵所畏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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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录有全体斯特拉斯堡居民的保卫战清单中也出现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名字，他被要求承担半匹马的费用。从这一不多的金额中可以看出，他的经济情况变差了。此外，他也与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和康拉德·萨斯帕赫一起出现在了1444年1月22日的城市征兵名单中。战斗报告多次提及安德烈亚斯·海尔曼的战功，马丁·布雷希特尔亦然，但并不包括约翰内斯·古登堡。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1444年春天，康拉德·萨斯帕赫离开了他的家乡，放弃了这座城市的公民权。他可能在1451年夏天重返家乡并重获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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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年3月12日，“汉斯·古登堡”（Hanns Guttenberg）在斯特拉斯堡最后一次缴纳葡萄酒税，这也成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最后一次文书记录。直到四年之后他才又重新出现在文书资料中，确切地说是1448年10月17日美因茨的文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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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流亡中的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找到了栖身之所，但这不是他的家乡，他在这里既没有家庭也没有亲戚，因此不想为了这座城市遭受生命或健康的威胁。股东合同到期了，他已经开始了新事业。但他在这里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敌人，即他曾经的合伙人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两兄弟——克劳斯·特里岑和约尔格·特里岑。后来的战事报告证明，这对贪婪的兄弟作战勇猛，对待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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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古登堡在新项目中最紧密的合作伙伴，木匠康拉德·萨斯帕赫，记录显示他在1444年3月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共离开了七年。在他离开的同月，约翰内斯·古登堡最后一次在斯特拉斯堡缴交葡萄酒税。[86]古登堡的姐姐埃尔泽可能也在这一年去世，她的丈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一向忠实可靠地处理古登堡在美因茨的事务，正独自生活在古登堡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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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有人知道，与阿马尼亚克雇佣兵的战争结果将会如何，人们能否成功保卫城市，是否会暴发瘟疫或饥荒。鉴于当时的形势，康拉德·萨斯帕赫和约翰内斯·古登堡可能一致决定到更安全的美因茨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古登堡拥有古登堡宅院的一部分，回到美因茨意味着他能够在大院的侧翼安顿下来，还能将员工萨斯帕赫一起接进来。他可能请菲茨图姆打探回乡之路是否会遭到阻碍，毕竟自己曾将美因茨的议会书记员送进斯特拉斯堡的监狱。但这已经是无人再提的陈年旧事。古登堡返回美因茨的道路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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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达赫施泰因战争（Dachsteiner Krieg， 1419—1422），源于斯特拉斯堡行会与城市贵族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其得名于城市贵族作为据点的达赫施泰因城堡。城市贵族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严重下降，例如在市议会的席位由28个下降到14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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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居住在修道院中的教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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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mark），一种古代欧洲的货币计量单位。1马克最初相当于8金衡盎司（249克）纯白银，随着时间演变，马克的重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标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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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重释经法”是中世纪解读《圣经》的主流方式，即认为《圣经》有四重含义：字面意义、托寓意义、道德意义、神秘意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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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第四章 媒体时代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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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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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现动乱，但1444年还称不上世界史的关键年份。在遥远的保加利亚，十字军东征结束了，这次东征是为了抵御控制了越来越多基督教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为了自己的名声，年轻气盛的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Wladislaw Ⅲ）带领军队过早地出击，打乱了战役部署。即使他的军队中有骁勇善战的约翰·匈雅提（Johann Hunyadi），也无法挽回惨败的结局。年轻的波兰国王为自己的蛮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教皇使节、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枢机主教朱利安·塞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也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匈雅提死里逃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英勇地抗击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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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加利亚瓦尔纳的这次失败理应为君士坦丁堡敲响警钟，唤醒分裂成两派的基督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438—1439年召开的联合大公会议先是在费拉拉进行，但很快就迁往佛罗伦萨，参会者为面饼，特别是为“和子说”（flioque）争论不休，争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几乎无法理解：圣餐面饼应不应该经过发酵？圣灵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还是只来自圣父？虽然东西方两个基督教会在大公会议上签署了正式协议，但由于西方教会的理念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协议在君士坦丁堡遭到了抵制，东正教的绝大多数主教发出口号，说比起教皇的三重冕，上帝更喜爱人们在苏丹的头巾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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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军队的进攻下沦陷，与其说是穆罕默德太过强大，不如说东正教大部分教士缺乏抵抗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似乎连在此侨居的外国商人都比希腊本地人更坚定地保卫这个古老的首都，这些外来居民包括加泰罗尼亚人、威尼斯人、锡耶纳人、热那亚人、那不勒斯人，还有一些在此流亡、支持穆罕默德的对手奥斯曼王子的土耳其人。最高领导层实施的是失职的安抚政策，其中的主角之一、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任掌玺大臣卢卡斯·诺塔拉斯（Loukas Notaras）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己的和儿子们的。而其实让瓦迪斯瓦夫三世丧生的瓦尔纳的那场灾难发生时，明智者就应该从中看到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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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阿尔萨斯正处于和阿马尼亚克雇佣兵的战争之中。重要的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逝世，弗兰德斯大画家康平在图尔奈去世。同年，以人文主义者身份而闻名的鲁道夫·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在格罗宁根附近出生，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伟大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在费尔米尼亚诺边境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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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纳、斯特拉斯堡、佛罗伦萨、格罗宁根、图尔奈和费尔米尼亚诺在1444年成为欧洲史的重要坐标，作为大主教兼神圣罗马帝国掌玺大臣埃尔巴赫的迪特里希·申克（Dietrich Schenk von Erbach）所管辖的城市，美因茨也获得了重要意义。整个国家在这段时间似乎面临失控。作为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的继任者，哈布斯堡的腓特烈三世在1444年时已经当了四年国王，他是最后一个由教皇在罗马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时间为1452年。巴塞尔大公会议在与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竞争中继续召开，隔空对教皇发难，埃尔巴赫的迪特里希·申克带领帝国度过了教皇与巴塞尔大公会议之间的争端。直到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和库萨的尼古拉等知识分子不再支持大公会议并转而支持教皇开始，巴塞尔大公会议的能量越来越弱，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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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44年，为了逃避战争和充满危险的兵役，约翰内斯·古登堡从斯特拉斯堡回到美因茨。虽然1447年8月10日在法兰克福的一场诉讼中出现了“美因茨的亨内·根斯弗莱施”这个名字，但无法肯定古登堡在回乡途中是否曾在法兰克福停留。出庭的并非他本人，而是由汉斯·拜尔（Hanns Beyer）——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剃须师、理发师和外伤治疗师——代表他出庭[87]，替他上诉要求没收亨内·泰德林根（Henne zu Tedlingen）的所有利息权利。[88]如果这里的亨内·根斯弗莱施不是古登堡在瑟尔根洛的一个同名亲戚，那么这一法律争端可能缘于古登堡之前在法兰克福的一次停留，时间很可能是1444年或1445年。这场官司最起码可以证明，他的金融业务开展到了法兰克福。一些人认为，在美因茨动荡的1444年，古登堡在邻近的法兰克福为结束流亡返回家乡做最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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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古登堡按时为他在斯特拉斯堡圣托马斯修道院的借款缴交利息，是个守信的借债人。如果他在1447年上诉要求没收亨内·泰德林根的利息和土地利费收入，那么背景只能是被告在古登堡那里有尚未偿还的贷款债务，具体来说是三年前古登堡在美因茨停留时就应结清的债务。参照中世纪晚期金融业的一般流程，追讨欠款的起诉需要接近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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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录再次表明，约翰内斯·古登堡返回家乡时经济状况良好，但因为他即将在美因茨全力开展活字印刷术项目，每一古尔登都不可放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想法占据了他的头脑，在他眼中，家乡能为他实现这个所需时间和风险都无法预估的项目提供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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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返乡的时间点对像古登堡这样离开了美因茨的城市贵族而言尤为不利，但好在他一向避免政治活动。此外，他在由行会统治的斯特拉斯堡生活了近10年，那段时光应该教会了他，行会的统治不意味着衰弱，而是可以让人们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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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他的回归令人费解，因为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在这一年丧失了他们最后的特权。通过姐姐和代他处理与市政府之间经济事务的姐夫，他对城中局势了如指掌。即使是城市贵族阶层最狂热的拥护者也一定意识到了，美因茨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对于此时的新困境，比起传统城市贵族世家，1430年调停争端时在议会上位的，以埃伯哈德·温德克和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为首的行会或许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由行会控制的议会没有改善局面，因为这些新的议会成员脱离了将他们送向这个位置的行会成员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城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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