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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437年，美因茨市就已资不抵债，1444年时仍存在同样的问题。议会制作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美因茨的债务已经达到37万古尔登这一可怕的数目。当时用100古尔登就可以买到一处像古登堡宅院这样的房产，这笔债务相当于在最好位置上购置3700处类似房产的总金额，美因茨甚至没有这么多这样的宅院。而在城市周边，一处宅院的价格是8～10古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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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会中形成了既反对城市贵族，也反对统治议会的行会代表的力量，为首的是商人之子、法学博士康拉德·胡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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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清楚古登堡与胡梅里之间的私人交往从何时开始，但是对于这位大约同龄、来自富裕商人家庭的法学家——再怎么说父母不仅供他在埃尔福特和科隆上大学，也供他到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读博士——约翰内斯·古登堡应该早有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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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中叶前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学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名校就读，但是在15世纪上半叶时，跨越阿尔卑斯山求学的大学生数量还相当有限。换而言之，彼得·胡梅里和特鲁德·胡梅里（Trude Humery）让他们的儿子接受了昂贵的高端教育。在博洛尼亚，康拉德·胡梅里自然也接触到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至于他是否属于德意志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一员，专业学者对此仍有争论，但他对古登堡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们的人生道路甚至多次发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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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梅里和古登堡都于1400年前后在美因茨出生，是同龄人。胡梅里的父亲是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富裕商人，而古登堡的母亲也来自具有一定地位的商人家庭。考虑到美因茨的城市规模，古登堡家族和胡梅里家族理当互相认识。约翰内斯和康拉德可能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在埃尔福特，他们可能正好错过彼此：古登堡在1420年离开埃尔福特大学，而根据学生名册，胡梅里在1421年开始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业。但也无法完全排除他在1420年就已经来到埃尔福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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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两人的人生道路分为两个方向。1421—1423年，胡梅里在科隆学习自由七艺。如果他不是在1421年以前就来到了埃尔福特，那么他在这座格拉河畔的城市就只停留了一个学期。他在1427年前往博洛尼亚，1432年在那里获得了教堂法的博士学位。当康拉德·胡梅里回到美因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从事市政工作时，古登堡早已离开美因茨，居住在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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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为了表示抗议，胡梅里在1443年离开美因茨市议会。他不仅是教士、法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者——他也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一首出自城市贵族圈的讽刺诗中。为了反对市议会，胡梅里在离开市议会的同年建立了具有政治野心和政变意图的狂欢酒社。他的城市贵族敌人在一首押韵的讽刺诗中形容这个酒社是“由花天酒地、胡吃海塞的男孩们组成的社团”（bruderschaft von leckerechtigen und vireßigen knaben）。对于康拉德·胡梅里，城市贵族毫不留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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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梅里博士人称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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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不好的菜他更爱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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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都想撑满自己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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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吃饱也把手伸向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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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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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Humery ist genant Zimernk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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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ßet gut spise gerner das die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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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eßen wert doch korzef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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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e ist er sadt und ilet zu der sp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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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recht es dan in manche wis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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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们批评他只想着大吃大喝，说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胡吃海塞，然后再用某些方式将食物排出身体。用来比喻他的“zimernkrose”可能是“大量酒杯”或者“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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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判断的是这个酒社和政治联盟在何处开始和结束。在当时的城市中，酒社也是政治联盟，成员也在酒馆中做生意，讨论经济和政治话题，必要时商讨如何介入政治以实现自身诉求。酒馆社交为来自政治对手的攻击和嘲讽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因此，这样的一首讽刺诗出自城市贵族之手不足为奇，两者的斗争体现在各个层面，这首诗贴切地反映出了他们斗争的方式。恰恰在像美因茨这样的作为市民誓约团体的城市，自身权利要求的合法化是政治工具之一。其中的一项重要前提是行为人的名望，因为城市应由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来统治。城市内部斗争在本质上总是围绕能使集体走向繁荣的成功统治展开，只有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成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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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康拉德·胡梅里、亨内·克瑙夫、海关书记员康拉德·贝赫勒（Konrad Becherer）、算术师赫尔曼·阿普特克（Hermann Aptheker）以及赫尔曼·温德克（Hermann Windecke）——此时已经过世的埃伯哈德·温德克的兄弟——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对议会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抗议并最终推翻了议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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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在约翰内斯·古登堡返回家乡时，最后一批城市贵族被逐出议会，由20个人组成的，以康拉德·胡梅里为议长和总书记的新议会接过了权力。新议会反对城市贵族特权，但与此同时，行会内部也存在争端，局面因此变得有些混乱。行会绝不是成分单一的社会群体，个人利益时常成为内部斗争的主题。由于当时的公职工作没有报酬，有条件从事公职工作的少有手工业者，绝大多数都是能从工作中抽身的富裕的大商人。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经济需求的某些方面向城市贵族靠拢，逐渐疏远了手工业者。成功统治的核心在于平衡集体中不同市民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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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十几年前因为拒绝对行会妥协而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果他现在返回这座已被行会掌控的城市，那么显而易见，斯特拉斯堡的经历让他不再畏惧行会的统治。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斯特拉斯堡进行统治的行会在权力斗争结束后努力融合城市贵族，希望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战争和外交领域的知识中获益。至少在斯特拉斯堡，由行会统治的市政府接纳了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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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登堡的兴趣完全不在政治，此时的他全心投入用印刷书籍征服书籍市场的经济行为中，对在自己家——古登堡宅院——与自己人一起工作的愿景应该也激励了已经成长为男人的古登堡。此外，对于康拉德·胡梅里等起义主角的了解可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他此前与胡梅里没有接触过，那么应该在回美因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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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梅里为首的团体也推翻了议会中的行会圈子，其中也包括曾被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送进监狱的书记员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他们反对的是当时的整个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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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康拉德·萨斯帕赫抵达美因茨时，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计划与希望。古登堡拥有的是一个能为他带来财富的计划，他也期待着在家乡庆祝自己的胜利。如果说他以流亡者的身份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果说与他同阶层的人——包括他自己——失去了声誉和地位，那么此刻的他渴望能在这里占据一个新的位置。约翰内斯·古登堡似乎已经将城市贵族的自我认识完全内化，理解了强调特权——而城市贵族拥有特权的唯一理由来自历史——并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斯特拉斯堡，如果城市贵族开始经营某种行当，依靠年金以外的收入生活，就会被归类为行会成员。古登堡对此有着亲身体会：一开始时他被视为外来城市贵族（后城市贵族），开始生产朝圣镜后，他被归类为外来行会居民。古登堡下定决心，用分工式的工场取代由伙计和学徒组成的作坊进行大规模生产。他要用批量生产的方式来征服市场，以此获得新的名声和地位。回归的古登堡并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征服者，他渴望实现自己的蓝图。城市贵族之子亨内·拉登作为企业家约翰内斯·古登堡，或者作为文书中所称的“亨·根斯弗莱施，人称古登堡”（Henn Gensfleisch, den man nennet Gudenbergk），重新回到了美因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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