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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古登堡喜爱社交，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热爱“座谈”，通俗地说就是豪饮的酒宴。婚姻和家庭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对世界毁灭和世界末日毫不怀疑。他认为自己所在的阶层在美因茨的衰弱已是板上钉钉，他也适应着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古登堡没有迷失在怀旧和感伤之中，而是计划通过一项令人震惊的发明获得财富和永生。所以他并不介意与城市的新主人们——康拉德·胡梅里的圈子——来往，大概也加入了他们的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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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年圣三一主日这天，古登堡再熟悉不过的库萨的尼古拉在特里尔布道。库萨在布道中对比了对上帝和对葡萄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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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像理解葡萄酒一样地理解上帝：人们通过听、看和尝认识他。你们从布道者那里通过听了解他，神学家在阅读时透过看了解他，善良、有爱之人品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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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的市民们在小酒馆、高级浴场或是自家的会客厅中见面，他们的身上集合了大学高等教育、好奇心、对生活的享受、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自我的坚持等特征。正是因为人们确信生命终有尽头、出生即带有罪孽，享受并掌控生命的意愿与忏悔行为看似水火不容，但忏悔和自我放纵却在人们身上交替上演。清洁自我、穿上新人的需求间或驱使着老亚当做出改变[2]，但这是他无法长久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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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人文主义协会中，人们在酒酣耳热之时自由地谈论知识和文化，有时也说粗俗的笑话。酒社或许就是人文主义协会某种意义上的前身。约翰内斯·古登堡保留了许多在大学时期养成的生活习惯，而康拉德·胡梅里也在博洛尼亚熟悉了意大利人对人文主义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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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彼特拉克开始产生影响的14世纪上半叶视为意大利人文主义发端的时间，那么此时人文主义已经在阿尔卑斯山南侧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罗马教廷的教士和从意大利各个大学学成归来的德意志学生也逐渐将这一精神和文化的新态度及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介绍到了阿尔卑斯山北侧。人文主义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在于，其创造的社交网络对学界和个人职业前途影响显著，同时也起到了抵御外部竞争和攻击的作用。各种社交形式主要服务于人们缔结社交联盟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些联盟，中世纪的人们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他们总是在社会团体或组织——行会、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平信徒兄弟会或领主关系——中找寻最根本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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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市政厅中的酒馆，还是浴场，都成为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后人常常忽略的是，当时人们并非仅仅为享乐而享乐，而是也以此展现自己的地位和树立自己的形象。中世纪是一个高度标志化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并非例外。人们不只在生活，也在对外展示自己的生活，以此表述自己的权利。展示或者说树立标志构成了社交中的重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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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标志化鲜明地体现在了葡萄酒税中。约翰内斯·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时曾不顾麻烦，在同一天内两次来到市政府缴纳葡萄酒税，原因是他一开始时因低估了税费没带够钱。早期的传记作家因此激动地得出结论，说古登堡是一个一丝不苟甚至过分较真的人，但事实上，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葡萄酒税的金额能公开体现他的社会地位。税费定义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活动的社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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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离开斯特拉斯堡后不久，这座帝国城市的议会开始允许私人户的户主——“不论是先生、贵族、工匠或者是女士”（es syherre, iuncherr, meister oder frowe）——在缴纳一笔葡萄酒总税后，向“穷人”（arme lüte）沽卖葡萄酒，议会不再向后者另收“税费”（ungeld）[102]。没有能力缴纳葡萄酒税意味着被轻视。所以如果连葡萄酒税的计算都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一项标准，那么就更不用说在公众场合的饮酒行为和与之相关的习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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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过的不是禁欲的生活，但发明工作不光消耗时间和精力，还有资金。考虑到自己在家乡的地位和家族关系，他认为在这里更容易找到资金来源。斯特拉斯堡在这个方面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仿佛为了证明这点似的，对这个发明家重返美因茨后的第一次文书记录（1448年10月17日）涉及的正是借款，内容是他的表亲阿诺尔特·格尔图斯（Arnolt Gelthus）为他介绍和担保一笔150古尔登的借款，金额大概相当于一个半的城市宅院或3.3万欧元。在为古登堡进行担保这件事上，阿诺尔特·格尔图斯似乎毫无顾虑，因为他知道古登堡在生活支出上有终身年金作为保障，这笔借款将投入项目中去，古登堡也说服了格尔图斯相信这个项目将取得成功。如果认为一个有经验的商人轻信于人——就像有些人对特里岑和海尔曼做的那样——无异于杞人忧天。在这个阶段，古登堡就算还不能停下休息，至少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他的辛勤工作到达了可以吸引投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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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他已经可以拿出自己新工艺的第一批成果，所有重要的发明也都已经投入使用：用于浇铸活字的手铸工具；用清漆、灯灰和蛋清调配的印刷油墨，它可以均匀涂抹、快速干燥，而且不会穿透双面印刷的页面；还有印刷机和排版工具。当然，他的发明尚未全面完成，仍存在不足之处，但已足以进行初步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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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份印刷试验品得以留存，也没有任何关于试验失败或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记录。没有人知道古登堡首先印刷的是哪个文本或哪本书，或许这是永远都解不开的谜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时间顺序理想化地推测出以下过程：1444年或1445年，古登堡带着初步的构思回到美因茨。他着手进行印刷试验，经历了失望和惨痛的失败——页面被印刷机扯坏，纸张被配错的墨水玷污，活字因线条太窄而折断，活字从排好的印刷模板上脱落——但也陆续取得了成果，在一到两年后，他的发明达到了可以印刷小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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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印刷的文本不应太长，它不仅要用来吸引新的资金，还应该是受民众欢迎、便于售卖的作品。首批试印的小书因此集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用价值于一体。在试验性地印刷一些单张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后，古登堡开始第一次印刷整本书籍。这位发明家必须在印刷对象的选择上深思熟虑，因为他不仅要以此进入一个迄今为止只有手抄书籍的市场，而且要赚到钱并获取新的贷款，从而改进发明和扩大印刷工场。他一直都清楚地知道发明还有不足之处，也知道现阶段存在人力和机械所造成的产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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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需要一本广受欢迎的书籍。它既要符合受过教育的教士和城市贵族的口味，也应受到商人和手工师傅的喜爱。该书所用的语言不能是拉丁语，否则会直接将一个庞大的潜在购买群体拒之门外，例如市民阶层中不懂拉丁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不可低估的读者群体还包括妇女，像是贵族、城市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妻子，此外还有修女和在俗修女，后两者本身也通过复制文章获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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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贵族和市民阶层的女性虽然具备读写能力，但使用的语言并非拉丁语。撇开以抄写为职业的女性不谈，书写、阅读和计算是辅助丈夫经商所必备的能力。如果丈夫早逝，妻子可以凭借这些能力继续经营公司，将公司掌握在家族之手，直到儿子达到一定年龄并拥有足以接手公司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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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贵族和上层市民将女儿送进城市修道院，纽伦堡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在这方面颇有名气。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姐妹，按照维利巴尔德自己的说法，他所有的姐妹都加入了修道院。她们有时两两地加入修道院，例如芭芭拉（Barbara）、沃尔布加（Walburga）、卡特琳娜（Katharina）、克拉拉（Klara）、萨比娜（Sabina）和欧费米娅（Eufemia）。芭芭拉，即后来的卡里塔斯（Caritas），是德意志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女人文主义者之一。不仅是姐妹们，维利巴尔德的五个女儿中最起码有三个也加入了修道院。由于一部分家庭成员生活在修道院，家庭生活中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卡里塔斯与比她小14岁的妹妹在后者加入圣卡瑟琳修道院时才第一次相见。加入修道院后，她们花费很多时间在学习和绘画上，有时也复制文章，卡里塔斯也与西克斯图斯·图赫尔（Sixtus Tucher）等人文主义者通信交流。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在寄往修道院给卡里塔斯的信中说，他与这位“同父同母的亲姐妹”之间的联系不仅来自“自然和血缘”，而且也“因为你在从事你的终身职业的同时沉醉于学习，对美好的科学有着特殊的渴求”[103]。卡里塔斯与其他修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学过拉丁语，能用拉丁语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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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修道院图书馆的德语藏书量比修士修道院的多[104]。但丁在《新生》（Vita nova）中就已经写道：“第一个开始以口语做押韵诗的人，大概是因为想让一个不容易理解拉丁语诗句的女性理解自己所说的话。”[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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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在书籍市场上拥有理想的表现，古登堡就绝不应忽视女孩和妇女这一重要的读者群体。另外，他的首本印刷书籍内容不应过于简单，也不应只迎合特殊的兴趣。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德语书籍屈指可数。如果不考虑德语的英雄文学作品和特普尔的约翰内斯（Johannes von Tepl）的《来自波希米亚的农民》（Ackermann aus Böhmen），有一本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对象。酒馆中的政治讨论让古登堡对这本书格外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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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有约翰内斯·古登堡相信末日和末日审判即将来临。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描写的关于第三帝国和最后的帝国的历史哲学愿景和宗教推想[3]传播广泛，蒙提尔昂代尔的阿多索（Adso von Montier-en-Der）笔下关于敌基督[4]的想象后来也广为流传。因此不足为奇的是，14世纪时诞生的德语对韵诗《西比拉预言》（Sibyllenweissagung）[106]在15世纪初影响力大为增加，这本书的手抄本几乎都诞生于这个时间。此外，该书在15和16世纪共有34个印刷版本，[107]每个版本的印量都达到了500～1000本，甚至更多。无论如何，目前找到的手抄本和印刷本的数量已经足以证明《西比拉预言》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时传播广泛，深受欢迎。从这方面看，它是值得被印刷的文本。这部德语分节诗作源于早期的宫廷诗，最早可以回溯到“美男子”腓特烈与巴伐利亚人路易的德意志王位之争时期[5]。14世纪下半叶，在查理四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比拉预言》在图林根或南德地区诞生。这部能满足不同阅读需求的作品在15世纪时受到了广泛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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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拉预言》围绕一系列关于末世论的重要主题展开，最开始的内容自然是天意与上帝万能，紧接着是上帝创造万物、天使堕落、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以及当时深入人心的原罪观念。在当时，越是虔诚的基督徒越是不敢参与圣餐仪式，他们认为自己的罪孽太过深重，害怕因此亵渎上帝。仅是通过这点就可以看出原罪观念的影响力。比参加圣餐更严重的亵渎行为是在圣餐中与基督合而为一，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忧心忡忡的教徒用严苛的忏悔行为进行苦修，以求获得参加圣餐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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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部分的内容是示巴女王到达所罗门宫殿之前的十字架传说，这里的女王被等同于西比拉。另一个重点是智慧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或者说西比拉的会面。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这次拜访被秘教和后来的神秘文学不断提及，成为炼金术士和共济会士津津乐道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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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关于约沙法谷的内容和预告末日审判，以及从中得出的道德上的和有关救赎的启示。十字架传说继续进行，来到了基督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的部分，之后是对末日审判的描述，诗作以上帝的审判、上帝的仁慈和对罪孽的宽恕结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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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西比拉一定让所有人既着迷又恐惧，因为她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当西比拉这一人物形象在古代从东方传到希腊时，她意料之中地被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描述为可怕的人物：她“用狂乱的嘴巴说出无法笑对、不加修饰、没有芳香的话语”，这些话语“在上帝的帮助下借由她的声音延续了几千年”[109]。在预言传统发达的古希腊——在这点上，中世纪晚期与古希腊颇具相似之处——以及之后的罗马帝国时代，这个狂野的女神成为上帝的女信徒和女先知，享受着人们的崇拜。将弗里吉亚的西比拉与卡珊德拉（Kassandra）画上等号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笑话——在神话故事中，卡珊德拉的预言能力因无人相信而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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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世纪晚期和人文主义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库迈的西比拉。古库迈在那不勒斯附近，位于米塞诺角与古罗马贵族的度假胜地巴亚之间。奥古斯都时代的宫廷诗人维吉尔（Vergil）是古罗马最重要的诗人，他在著名的《牧歌》第四首中赞美库迈的西比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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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库玛谶语里所谓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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