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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明家和企业主约翰内斯·古登堡而言，问题并不是融资本身，而是所需的金额。根据工作进展，在预估设计、制作、购买材料和纸张、快速上涨的工人酬劳等一系列费用后，他得出了800古尔登这一可观的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因茨城区10幢宅院的总价，约合今天的17.6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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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他遇到了约翰内斯·福斯特。福斯特是商人、律师、企业家和武器商，同时也涉足借贷和金融市场。后人常常将他描绘为浮夸俗气的人，但实际上人们对他的了解甚至远少于对古登堡的了解。不论是将福斯特打上大恶棍的烙印，还是把他视为精明狡诈的古登堡的牺牲品，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不顾时代背景地对古登堡做出这一评价，那么福斯特和古登堡两人都算得上精明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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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年4月，福斯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输了一场官司。由于认为自己受到中间人欺骗，福斯特拒绝支付一笔约1000古尔登的款项及40古尔登的附带费用。法院判决，福斯特必须向卖家支付这笔费用，理由是，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中间人的欺骗，那么他应该追究的是中间人的责任，而非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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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福斯特在这场官司中遭受了约合22万欧元的损失，但他还是愿意以百分之六的利率为古登堡的大胆事业提供800古尔登的贷款。上述官司的具体情况不明，因此我们无从得知福斯特是真的遭受了蒙骗，或者只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尽管官司的存世资料不全，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约翰内斯·福斯特习惯与大额资金打交道，而且在投资的选择上并不挑剔。如果不是在法律纠纷这个层面上，而是以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古登堡和福斯特这两个老练商人的行为，就完全偏离了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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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要求古登堡将印刷工场抵押给自己，以此保证贷款资金安全。在古登堡这个大胆的、不无风险的项目中，福斯特提供的贷款将成为工人酬劳、技术准备工作、工场设施——特别是用于“书籍作品”的印刷机和字模——的资金来源。因此，福斯特提出的抵押条件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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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斯特的贷款存在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见多识广的商人福斯特是否意识到了古登堡的发明的重要性？或许对此他比古登堡本人看得更清楚？福斯特是否得到了年轻的彼得·舍费尔的建议？在历史记载中，出生于1430年前后的舍费尔也被称为盖恩斯海姆的彼得（Peter de Gernsheim），此时刚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展现出自己作为抄写员的过人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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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古登堡的人生看作传奇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应当朝充满悲情的方向发展：主角是个单纯幼稚的德意志人，天赋过人却不谙世故，他终日钻研，却被无赖夺走了自己的发明，这位年老的大师因此孤苦地游荡在美因茨的街道，甚至有人说他变成了瞎眼的乞丐。但这样的故事不仅不符合历史叙述的要求，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历史小说。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彼得·舍费尔——他后来成为出色的印刷工场主——在福斯特与古登堡共同上演的人生戏剧中扮演了绝对不容小觑的角色。古登堡与福斯特之间的不同之处，恰好成为舍费尔和古登堡的纽带。他们两人都有复制手抄本的经验，都对复制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古登堡最大的对手其实是舍费尔，从各种事实中不难得出这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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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44年夏季学期出现了“彼得·盖恩斯海姆”（Petrus Ginsheym）这个名字，1448年冬季学期则有“牧羊人彼得”（Petrus Opilionis）。作为美因茨总教区的重要大学，埃尔福特大学再一次出现在了书籍印刷史中，不仅古登堡和胡梅里曾在这里就读，它也是彼得·舍费尔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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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舍费尔并不满足于在埃尔福特学习。他的胸中燃烧着雄心壮志的火焰，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看到更大的世界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像马上就能看到的，他的追求也有具体的动机。舍费尔从埃尔福特前往巴黎，来到著名的索邦神学院。大名鼎鼎的神学家让·热尔松曾任学院所在大学的校长，他将宗教修行置于经院哲学理论之上，对中世纪晚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无人可比的影响。在塞纳河畔，彼得·舍费尔很快就因抄写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成为著名的抄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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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古登堡研究者居伊·贝什泰尔（Guy Bechtel）根据特里特米乌斯（Trithemius）的记录得出结论，认为舍费尔是福斯特的养子。[123]贝什泰尔写道：“如果这个企业家因为等不来自己的后代而收养了这个来自盖恩斯海姆的孩子——这样的模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各种文献资料就逻辑地、有意义地串联到了一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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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舍费尔可能从小村庄盖恩斯海姆来到美因茨上拉丁语学校，福斯特家的收养为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收养消解了福斯特夫妇无子的压力，让他们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儿子汉斯（Hans）和女儿克里斯汀娜（Christina）在1445年后出生，后者在彼得归来后嫁给了他。[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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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村庄的孩子成为富裕家庭的养子，大概因为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属灵恩赐（geistige gaben）而意外获得了进入知识世界的机会，他自知幸运，同时也感到有义务把握机会。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稍加延伸。舍费尔的属灵恩赐——而非心理学技术层面上的“天才”（talente）——引人注目，值得得到帮助。属灵恩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是上帝施予人类的慈悲。如果上帝赐予一个孩子天分，那么基督徒就有义务实现上帝的意志，向这个孩子伸出援手。福斯特家似乎因此获得了回报——他们以基督徒的方式对待彼得·舍费尔，然后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对彼得·舍费尔而言，收养为他开辟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让他可以拥有原本出身无法带给他的未来。现在到了他探索人生的时刻，他要多加了解上帝对他的安排，而非鲁莽地定下自己的人生。这一念头激励着彼得·舍费尔，他因此踏上了前往巴黎的道路。“壮志凌云”或许是最适合用来形容他此时心理状态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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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舍费尔属于德意志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虽然怀勒的尼古拉斯（Nikolaus von Wyle）和赫尔曼·舍德尔（Hermann Schedel）在1410年出生，但是德意志第一代人文主义者的真正开端是1415年出生的彼得·路德（Peter Luder），接着是1420年出生的艾布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Eyb）、1430年出生的肯恩纳特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Kemnat），此外还有哈特曼·舍德尔等。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前往法国巴黎或意大利的学习之路，彼得·舍费尔显然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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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彼得·舍费尔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养父及岳父保持忠诚，另外，这个天资聪颖的年轻人也对印刷师这个职业展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天赋。他在字体和版面设计工作上的背景在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经验丰富的彼得·舍费尔踌躇满志地从巴黎回到美因茨，成为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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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得知他加入古登堡的印刷工场的具体时间，可能是1450年末或1451年初。舍费尔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排字技术，但他的兴趣不止于此，他想了解印刷术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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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就开设过培训课程，现在他同时进行的是教学和研发工作。在浇铸原型字模后，古登堡随即进行试印，目的是在批量生产活字之前检测字形是否精确，是否能整齐排列。不止如此，因为古登堡以超越美因茨的那位修道院抄写员为目标，所有活字在正式开始印刷之前都经过试印，以检测精确度。如此细致的工作意味着要投入时间。古登堡知道，在必要的环节节省必要的时间最为致命，急躁的后果是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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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间也意味着金钱，古登堡不得不在1451年时再次向福斯特贷款800古尔登。但贷款过程似乎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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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深受振奋的彼得·舍费尔一再向养父描述古登堡的发明工作是多么的伟大和具有前景。从事过抄写工作的舍费尔与古登堡同样追求字体完美，或许是舍费尔让福斯特相信，想要实现惊人成果，就必须接受工作所需的时间。古登堡和舍费尔很可能互相促进，对字模精益求精。如果将舍费尔之后印刷的《圣咏经》与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进行比较，就会看到它们展现出的是同样的细致和高要求，只是前者无法再现后者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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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日子里，福斯特或许产生了成为印刷企业主的想法。印刷工场的发展和养子取得的工作进展让福斯特的心中充满了商人的喜悦。他此时应该还没有将古登堡排挤出印刷工场的想法。如果古登堡无力偿还第一笔贷款，印刷工场自然会落入他手，古登堡还为福斯特培训出了一个能力出色又绝对忠诚的印刷师，福斯特因此也有运营这个工场的能力。但这还都是未知数，因为理论上古登堡随时都有可能偿还贷款或解雇舍费尔。因此，古登堡再次出现的经济困境正如他所愿。这次福斯特不再满足于提供贷款，而是要求作为股东入股。他又一次拿出800古尔登，用于支付古登堡员工的酬劳和购买铅、锌、纸张、皮纸等，换而言之，古登堡的新合伙人承担起了项目的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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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和印刷机制造工康拉德·萨斯帕赫在1451年6月从美因茨返回斯特拉斯堡。印刷机可能在1451年初完成了最后的改进，因此他无须继续留在美因茨。他与古登堡以简单而天才的方式解决了印刷机螺旋杆的侧向转矩转移到压板上的难题，成功避免因压板跟随螺旋轴一起转动而出现印刷模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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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由两根坚固的立柱组成，它们之间连接有若干横向支撑木。一根螺旋杆垂直穿过横向支撑木，通过扳动印刷机手柄，螺旋杆可以上下移动。螺旋杆的下端是压板。完成排字的印刷模板被直接放到或者通过滑座移动到压板下。萨斯帕赫和古登堡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具有嵌入横向支撑杆的、具有正方形横截面的木盒来引导螺旋杆，木盒里的两个半圆形铁块卡进螺旋杆的螺纹中，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压板跟随螺旋杆一起转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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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帕赫对印刷机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可能是调整印刷尺寸。此前印刷机只能印刷单个书页（blatt），调整后则可以印刷全张纸（bogen）。这能减少重新排版的次数，提高印刷质量。印刷全张纸的想法可能源于古登堡与舍费尔的交谈，也可能是全体员工共同讨论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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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萨斯帕赫到底制造了几台印刷机——三台、四台、五台甚至是六台？假设他一共制造了三台印刷机，那么有可能在1449年年底前古登堡只使用一台印刷机进行工作，另外两台则是在1451年前为印刷《圣经》而造的。根据印刷机数量可以大致推测工场的规模。一台印刷机可能需要两个排字师和两个印刷师，此外还需要校对员和准备纸张、将纸张沾湿的印刷小工。因此，古登堡可能一共雇用了六个排字师、六个印刷师、四到五个印刷小工以及难以确定人数的校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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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需要相互协调配合，此外，员工们也需要古登堡指导他们进行这些全新的工作。他们当中有些已经为古登堡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些则刚刚加入团队。无论他们之前掌握了多少知识，培训依然不可缺少，他们需要得到初步的训练，然后自己在新工作中积累经验，最终实现熟练操作。古登堡自己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员工们从日常工作中逐渐总结出的经验和窍门也提供了帮助。古登堡只雇用对印刷术充满热情的员工，只有在起起落落中仍然热情不减的人才能留下来。这些受到古登堡鼓舞、共同参与印刷术发明的员工应该包括来自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内斯·曼特林，来自哈瑙的海因里希·科菲尔、贝托尔特·鲁佩尔，以及来自班贝格的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Albrecht Pfister），此外可能还有来自埃尔特维勒的海因里希·贝希特敏策（Heinrich Bechtermünze）和尼古拉斯·贝希特敏策（Nikolaus Bechtermünze）兄弟。有些员工的姓名已无法查明，在所有人中最确凿无疑的是彼得·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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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管理着至少包括20名员工在内的整套分工制作流程，此外还要负责采购原料。面对这些复杂的工作，他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即使在分工作业的绘画和金器工场中，师傅也在自己的学徒和小工时期学习了手艺，虽然他们当中肯定有人超越所学内容实现了创新，但归根结底都还是建立在手工艺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没有证据或迹象显示出，其他印刷方法——例如织物印刷、木版印刷或铜版印刷——对活字印刷术产生了影响，连员工结构上的影响都没有。但铜版雕刻师有可能在制作阳模方面提供了帮助。约翰内斯·古登堡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全新的职业以及创新的工艺，同时他也成功地应用了自己发明的工艺，这正是他伟大和天才的成就所在。古登堡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坚定的信念以及鼓舞并引导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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