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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印刷工场在巨大的压力中工作。1455年3月12日，皇帝腓特烈三世的秘书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写信给枢机主教胡安·德·卡瓦哈尔，说有人告诉他，1454年法兰克福秋季展会上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vir mirabilis）。信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了不起的人”为何在展会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很可能与印刷品有关。古登堡可能带来了《圣经》的五页本作为样品，以供人们订购。由于这个版次已经被订购一空，皇帝的秘书恩尼亚没能为他在罗马的朋友购得一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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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54年即将结束之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到达了事业的高峰，他在这项艰难的工作中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如今实现了目标。如果将1438年视为开端，这项工作到此时甚至已经持续了16年。古登堡利用机械方式批量生产了《圣经》，同时也创造了一件不逊色于精美手抄本的书籍艺术品，直到今天，许多专业人士仍认为这部作品的印刷美学价值无法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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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向世界展示了他的能力，同时也用他的“书籍作品”请求上帝原谅他的自负。在古登堡看来，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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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吉斯蒙德的女婿，1438年3月18日即位，1439年10月27日，在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中，死于匈牙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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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亚当”即有罪的、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也称“旧人”，被认为是属肉体的、心性败坏的；与之相对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圣洁的。《圣经》中有“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说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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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约1130—1202），中世纪的历史神学家。根据他对《圣经》的解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统治。最后一个时代即上帝拯救世界后的完美的第三帝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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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提尔昂代尔的阿多索（910/915—992），中世纪的神学家。敌基督（Antichrist）即假冒基督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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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地利大公腓特烈三世与路易四世在14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权力之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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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售卖赎罪券的僧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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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球曾经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地球之外还有不同的天层，第一层即月球天。世界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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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两个字母印成一个字模，例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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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第五章 近代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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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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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和福斯特在这之前就开始剧烈争吵了吗？他们是否用尽恶毒的语言来谩骂和威胁对方？还是说，被传唤到法庭对古登堡而言完全是晴天霹雳？当时他是站在印刷工场里，坐在桌旁，正为印刷工场设计新项目，还是与彼得·舍费尔一起为印刷《美因茨圣咏经》构思字模？后人多么希望了解世俗法庭的法官在什么时间、何种情形中来到他面前，告诉他：约翰内斯·福斯特在美因茨大主教宫的法庭对你提起诉讼，原因是你拒绝偿还贷款和支付相关利息。问题相当棘手——福斯特要求古登堡支付2026古尔登，相当于近44.6万欧元或20栋宅院或252头公牛。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得出这个金额的计算方式：他不仅要求古登堡偿还贷款800古尔登，而且还有这笔贷款的利息250古尔登，此外还有他投资的800古尔登，福斯特视其为第二笔贷款，利息为140古尔登，还要再加上贷款产生的、他要付给自己债权人的利息36古尔登。这让人想起法兰克福的那场官司，当时福斯特不是因为觉得受到卖家欺骗而拒绝付款的，而是因为觉得受到了中间人的欺骗。福斯特并不太在意控告的对象和自己算出的应付金额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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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份涉及福斯特与古登堡这场法律纠纷的文书是著名的《赫尔马斯贝格公证书》（Helmaspergersche Notariatsinstrument），其记录了福斯特于1455年11月6日在11至12点之间的一次宣誓，此时诉讼已接近尾声。约翰内斯·福斯特在美因茨赤足修道院食堂对圣物宣誓说，他借钱给约翰内斯·古登堡是有利息的。《赫尔马斯贝格公证书》在记录宣誓之前提到了福斯特和古登堡的立场和法官的判决结果，因此可以借助这份公证书可靠地重构诉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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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提起诉讼的时间应该是1455年夏天，由于诉讼程序耗时有长有短，也有可能更早或更晚一些。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福斯特控告他的合伙人约翰内斯·古登堡时，虽然印刷的《圣经》已全数售出，但是货款尚未完全入账。[128]鉴于中世纪时人们的支付习惯普遍不佳，能不能收到所有货款都是个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法兰克福展会之前还有重大的款项尚未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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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枢机主教长瓦哈尔的信中，恩尼亚提到有个“了不起的人”在法兰克福展会上推销印刷版《圣经》。当这位皇帝秘书从朋友长瓦哈尔那里收到代为购买印刷本《圣经》的请求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版次已经销售一空。正如前文所见，这封著名的信中有一处重要内容：“若是我早些知道你的愿望，我肯定（为你）买一册。”[129]此时是1454年10月，正值法兰克福展会期间，皇帝秘书因为帝国议会而在这座城市停留。有理由相信恩尼亚所指的正是古登堡这个“了不起的人”在展会上介绍自己的《圣经》项目，既是为了销售《圣经》，也是为了宣传印刷工场，因为印刷《圣经》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凭借新工艺为自己在市场上和世界中打响名气，用作品质量吸引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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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印刷事业上奋斗了十几年，说服投资者对一个设想、一个梦想、一个纯粹的想象进行投资，带领员工高效工作的古登堡，这个“了不起的人”还能是谁？如果不是他，应该由谁来推销《圣经》和宣传新技术惊人的工作能力？除了经历整场冒险，在其中感受痛苦和快乐的古登堡，还能是谁？难道是无趣的投资人约翰内斯·福斯特，或者是舍费尔？难道古登堡派出了一位如此年轻、在他身边工作时间还不长的员工？这也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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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成为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核心议题。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必须制止其进一步侵吞基督教地区。然而，基督教诸侯只关心如何扩大自己在本地的权力，他们冷漠地对待南欧和东欧亟待帮助的基督教兄弟们，包括美因茨和特里尔的大主教都不曾伸出援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小部分人的抗争注定徒劳无功，例如枢机主教长瓦哈尔和库萨的尼古拉，以及皇帝秘书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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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年10月15日，恩尼亚在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前发表演讲，其中可以看到西塞罗的《论格奈乌斯·庞培的权力》（De imperio Cn. Pompei）的痕迹。恩尼亚在演讲中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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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为了保护宗教、维护祖国、拯救同胞而遵照更高命令所进行的战争，还从未被古人认为不正当过。摩西（Mose）、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罗马的贺拉斯（Horaz）都曾发出提醒，还有你们德意志的查理（Karl）……以及奥托（Otto）的言语也要得到赞扬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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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亚使用了自古代以来几乎不再使用的名称“欧洲”来指代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颇有远见地将这个说法与祖国（patria）置于紧密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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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事实，那么基督教自数百年来都不曾遭遇像现在这样的屈辱。以前我们只在亚洲和非洲的遥远的国家遭受失败，但现在，我们在欧洲、在我们的祖国大地上、在我们自己家里、在我们生活的地方遭遇了最大的困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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