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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登堡将用贷款生产的设备和工具作为贷款的抵押物，福斯特有机会将工场的一部分收入囊中。其中存在的唯一一个困难是，古登堡也用这笔资金改进印刷机、完善字模等，出现了难以清楚区分的情况。在福斯特看来，两笔钱都是他出的，因此他可以将这两笔钱都看作贷款。他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向古登堡提出要求偿付的数额是他所能提的最高数额，这也符合那个年代的逻辑：因为不知道是否能要到要求偿还的全部金额，在提出时要将数字说得越高越好。此外人们也以数额来定义款项的重要性。古登堡提出异议，成功指出第二笔款项是福斯特的入股资金。福斯特认同了这个观点，但指责古登堡将这些钱的一部分用于别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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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可以重构的部分中，法庭判决是适当且公正的。福斯特出示了古登堡的“欠条”，这位发明家却无法出示任何证明福斯特放弃利息的书面材料，法庭因此判决古登堡必须向福斯特偿还800古尔登的贷款及相应的利息。至于福斯特要求偿还的第二笔800古尔登，法庭的判决也完全可以理解：古登堡应提供关于这笔款项的使用情况证明，例如账目清单，对于所有与“书籍作品”无关的支出，福斯特有权要求古登堡偿还。可惜的是古登堡的账目清单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完全有理由相信老练的商人古登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账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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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圣经》项目还有大额书款尚未入账，企业家约翰内斯·古登堡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约翰内斯·福斯特因此有权没收抵押品。虽然文献中没有相关的记录，但从分割后古登堡以及福斯特和舍费尔印刷的产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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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福斯特加入前就建立了印刷工场，必然会对工场资产进行精明的结算。他们应该对印刷机进行了分割，如果当时一共用四台印刷机工作，那么古登堡和福斯特应该分别得到了两台。《四十二行圣经》的整套字模归福斯特所有，因为这是用他提供的资金制成的。但他无权获得DK字模，之后古登堡也用这套字模继续自己的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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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还有，就算不是所有的员工都站在古登堡这边，至少其中也有一部分选择支持他，在法庭上为他辩护和做证。在各个诉讼中为他挺身而出的是与他关系紧密的伙伴和员工，考虑到这点，古登堡难以相处的刻板印象值得怀疑。他至少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并且能赢得好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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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诉讼打破了古登堡对这个发明的垄断。因为当时还没有专利保护，同类工场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他此前从未在印刷作品中标明印刷商，因为根本没有必要。他之后似乎用自己的方式对舍费尔进行报复，不仅自己继续进行印刷——主要是有利可图的大众商品——而且也培训印刷师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印刷工场，例如班贝格的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和埃尔特维勒的贝希特敏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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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舍费尔相反，他不再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也不必通过标记保护自己的工作，而是要帮助自己的发明取得全面胜利。当时55岁的他已经是个数着日子过活的老人，他到了可以考虑永恒之事的年纪——或许他也应该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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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凯旋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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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1457年6月21日的一份文书中，这证明他的支付能力得到了尊重和认可。他一直都是美因茨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只有信誉良好的人才能为这个修道院的生意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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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经济策略，这件事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意料之中。他与约翰内斯·福斯特之间的官司及其导致的工场分割在1458年8月14日才完全展现出威力。那一天在约翰内斯·福斯特与彼得·舍费尔的印刷工场里诞生了前文提到的《美因茨圣咏经》，这一仅在皮纸上印刷的精装本书籍具有若干令人惊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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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圣咏经》在字模的制作上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细致。《圣咏经》的内容包含对上帝的赞歌、祷文、赞美诗，还有150篇圣咏，其中又分为交替圣歌（antiphon）、诸圣祷文、晚祷告文、基督教节庆歌曲，简而言之，人们在礼拜仪式上唱的所有内容都在其中。后来还由一位教堂唱诗班主事为其加上了有量音符。为了让唱诗班的领唱和其他成员在只有蜡烛照明的昏暗环境中也能看清，用于礼拜仪式的《圣咏经》使用了很大的字形进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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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咏经》所用的字模中共有28种大写字母和194种小写字母，此外还有24种安色尔体（unziale）字母。总共要制作496种字模，比《四十二行圣经》至少多了200种。[133]《圣咏经》用黑、红、蓝三色一次印刷而成。舍费尔为此必须逐一挑拣出用来印红色和蓝色首字母的字模并进行染色，这个过程极为精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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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眼中，福斯特和舍费尔印刷的《美因茨圣咏经》无异于一封战书，他们不仅费尽心思地试图在美学上超越《四十二行圣经》，而且《圣咏经》成为首部署名的印刷作品，它的末页是不属于书籍本身内容的一篇题记，其中可以看到福斯特和舍费尔的名字。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题记下方用红色印上了他们的徽章。《美因茨圣咏经》的文字最后四个词以及在图像上都写着“约翰内斯·福斯特”和“彼得·舍费尔”。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昭告天下，告诉所有潜在的读者和客户，他们才是真正的印刷家，甚至是唯一的印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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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页题记和徽章显然是一种宣示主权的行为，无异于试图对古登堡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与许多人所认为的不同，福斯特对古登堡做过的最阴险之事并非在对古登堡不利的时机提起诉讼，也不是分割工场，而是在书中印上末页题记和徽章。他和舍费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大众遗忘古登堡，对他进行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1]，以便自己能彻底取代古登堡作为印刷术发明家的地位。后来在一次引人注目的编造历史的行为中，舍费尔的儿子与他们如出一辙，向特里滕海姆轻信的修道院长吹嘘说自己的祖父（福斯特）和父亲才是活字印刷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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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当时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他是否接下了这封战书？是，也不是。他继续印刷，但不在印刷品上署名。这让人惊讶，也引人深思，如果将古登堡看作哥特式的人，将舍费尔和福斯特视为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话，就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双方当中，一方认为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人生已被真正的创造者上帝写定；另一方则是新时代的人类，坚持自我，并为自己在相应领域中的成就感到自豪。这样的看法虽然太过公式化，却还是有效地揭穿了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真正对手——这只可能是彼得·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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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添加末页题记和徽章的应该是舍费尔。对于这位出身农家的上进的抄写员而言，被收养的幸运为他开启了从底层通往富裕的市民阶层的道路，在机缘巧合中，他在恰当的时机到古登堡的印刷工场中学习了这门无比符合自身天赋的手艺。他此时呈现在老师面前的不是面向大众的印刷品，而是华美的精装本。整个事件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本《圣咏经》是什么时候设计的？由此产生的是《圣咏经》字模何时开始制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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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咏经》这样的大项目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准备工作。在过去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常估算为三年，但必须考虑到工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生产能力高于“书籍作品”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这时为古登堡工作的是接受过培训、经验丰富的开模工、铸造工、排字师和印刷师，他们已经生产了包括《四十二行圣经》在内的不同印刷品。配合熟练的团队有能力缩短生产时间。即使假设制作《圣咏经》花了三年，那么开始时间就是1455年8月，甚至有可能是145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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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希望征服量产实用文本市场，但他不会也不想因此忽视精装本的印刷。在教堂礼拜仪式中，最重要的书籍不是《圣经》，而是《弥撒书》。古登堡和舍费尔后来应该都印刷了《弥撒书》。至于古登堡是否以及何时印刷了《弥撒书》，不是我们在此要继续探寻的问题。重要的是，《圣咏经》在弥撒中同样必不可少，为其生产精装本肯定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因此，古登堡可能在1455年初做出了要印刷《圣咏经》的决定。古登堡可能像印刷《圣经》一样计划印刷一个纸质版和一个皮纸版。至于舍费尔提出的要用三种颜色印刷《圣咏经》的想法，古登堡可能基于自己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经验认为这不切实际。古登堡带领员工设计和生产了字模，这也使得通过诉讼从经济上摧毁古登堡的计划在此时变得越发紧迫。《圣咏经》字模的制作正在全速进行中，可以预见产品将取得巨大的成功；另外，共同的《圣经》项目即将结束，福斯特与古登堡的合作也将随之结束。福斯特自然不想被挤出他刚刚起步的事业，特别是他拥有一个在这门手艺上不逊色于古登堡的人。舍费尔也不想继续在古登堡手下工作。其工场后来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舍费尔已为此做好准备。为了能抢占先机，福斯特几乎是毫无预警地对古登堡提起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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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页题记和徽章的用意已经显而易见——这绝非文艺复兴新人类的表现，而是为了让新公司在市场上立足，同时抹去与古登堡进行过合作的痕迹。因为《圣咏经》字模的制作经费来自福斯特，古登堡必须将阳模、阴模和制作完成的活字都交给福斯特。带着《圣咏经》的印刷计划和设计，以及已经制作完毕的材料和工具，包括排字角托、印刷机、排字盒、墨球和印刷模板，1455年末，福斯特和舍费尔在洪布雷希特宅院开设了自己的工场，全速推进《圣咏经》的印刷工作。彼得·舍费尔的动力或许无人能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为了在同时代人和后世中抹除古登堡在《圣咏经》上的巨大贡献，舍费尔通过末页题记和徽章将其占为己有。就像通过接手字模和工具将所有前期准备工作的成果据为己有，末页题记让他实现了思想上的侵占。古登堡当然可以在美因茨的大街小巷上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但末页题记已然鲜红地印在了纸上。在没有版权和专利权的时代，抱怨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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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古登堡，他并不打算改变工作方式，他还在继续印刷书籍，虽然有时由红字师或画师为书籍的开头和结尾做标注，但书籍通常以本身的内容结束，而非其他什么附加内容。他与手工复制文本的抄写员秉承的是一致的传统，区别仅在于他用工艺和机械完成后者的工作。古登堡坚信自己的市场策略是正确的，因而不考虑进行改变。但是他必须对《美因茨圣咏经》和舍费尔及福斯特的垄断意图做出反应。古登堡此前向来重视保密工作，但直到《四十二行圣经》在公众中引起轰动时，他已不再对自己的发明严格保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需要能继承这门工艺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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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斯特和舍费尔进行反击的一种可能性是培训员工，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工场。福斯特和舍费尔垄断市场的雄心将因此化为乌有。古登堡已经完成了他的人生事业——利用活字印刷术进行量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印刷品在美学上不逊色于手抄本。在复制本的生产和精确度方面，由于利用一个模板就可以复制出多件相同的印刷品，印刷甚至远超手写。对古登堡而言，现在难道不是到了传播他的发明、帮助他跃跃欲试的员工各自建立工场的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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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认为自己必须对《美因茨圣咏经》的面世做出回应。后来还印刷了不同圣咏经文、弥撒经文、赎罪券、《多纳特》教材、《四十八行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福斯特和舍费尔此时已展现出对宗教市场的巨大兴趣，古登堡并不想把这个市场拱手让人。在《圣经》项目大获成功之后，有什么比用《圣经》来回应《圣咏经》更符合逻辑呢？这件来自原创者本人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复刻品可能会让舍费尔和公众回忆起古登堡的《圣经》项目，让他们想起那才是最早的印刷作品，至今仍还无法被超越。舍费尔对古登堡的《圣经》项目应该也有同样的理解——舍费尔在1462年出版了《四十八行圣经》，选用的是哥特式粗体字（GoticoAntiqua），他试图用这个版本的《圣经》证明自己完全掌握了这门手艺，甚至胜过他以前的师傅。然而，尽管这个版本非常精美，但它仍然无法超越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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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是，古登堡自1458年起中止向圣托马斯修道院支付贷款利息，因为他需要将每一古尔登都用到新项目的前期准备中。为这一项目提供帮助的是康拉德·胡梅里，他在这时应该已经成为古登堡的朋友。虽然斯特拉斯堡方面在罗特维尔的帝国法院对古登堡提起诉讼，但他并没有在法庭现身。作为美因茨公民，只有美因茨的法庭才能真正地起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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