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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此时在心中盘算着一个大项目，班贝格主教秘书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的询问正合他的心意。这位主教秘书希望在班贝格建立一个印刷工场，两人应该很快就在商业计划上达成一致。古登堡与海因里希·科菲尔或贝托尔特·鲁佩尔或另一位员工一起设计了三十六行版《圣经》，计划用DK字模印刷。博福斯特与古登堡的这位员工一起在班贝格建立了印刷工场，首部作品即《三十六行圣经》。不久之后，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同样用DK字模印刷了特普拉的《来自波希米亚的农民》，这是第一部印刷而成的戏剧作品。班贝格似乎以此成为美因茨以外第一个应用印刷术的地方，而这正是古登堡促成的。班贝格本身是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在那里曾经有多个著名的画室，布莱顿伍尔夫（Pleydenwurff）家族、卡兹海默（Katzheimer）家族，还有10年之后那幅记录了卡皮斯特拉诺成就的著名画作都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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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对福斯特、特别是对舍费尔发起反击的绝妙方式是，在技艺上展开决斗，以高雅而精巧的姿态向舍费尔扔出代表决斗的手套。老师傅古登堡想到了一部仅是篇幅就会为印刷带来诸多困难的书籍，它将像《四十二行圣经》一样成为开创历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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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语法大成》（Summa grammaticalis quae vocatur Catholicon），简称《大成》（Catholicon），是一部由多明我会修士热那亚的约翰内斯·巴尔布斯（Johannes Balbus de Janua）编纂而成的拉丁语词典，包含详尽的语法说明。由于这本书的部分条目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人们也常常将它用作百科辞典。古登堡又一次以流行作品为印刷对象。《大成》收录超过1.4万个词条，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作。虽然使用了较小的字体，但这一对页印刷本还是达到了744页的规模。过去的研究者中常有人怀疑这部印刷作品并非出自古登堡的工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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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用这部作品作为在决斗中对抗舍费尔的武器，因而在这部作品中添加了末页题记。舍费尔会在末页题记中写上自己的名字，但古登堡不会，尽管如此，末页标题中库萨的尼古拉式的思考方式和写作风格指向了古登堡。[135]这篇末页题记像是古登堡的人生总结，而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都在于他的印刷术发明，这是一种“不用芦苇笔、金属笔、羽毛笔，而是以活字与印模的充满奇迹的和谐（concordia）和尺度”来制造书籍的方法。《大成》末页题记的完整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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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高者的庇护下——他的恩惠让不成熟之人的舌头善于言辞，他常为不足之人揭示他对智者所隐藏之事——在主诞生的第1460年，在光荣的德意志民族的母城美因茨——这是上帝的恩惠以属灵的启迪，慈悲地在世上的所有民族前赞扬和歌颂的民族——这本杰出的书《大成》，不用芦苇笔、金属笔和羽毛笔，而是以活字与印模的充满奇迹的和谐和尺度印刷而成。用它向您，圣父，您，圣子和圣灵，三一神和唯一神献上赞美和敬意。您，宇宙中虔诚的人，永不停止赞美圣母玛利亚的人，让您对这本书的赞同与教会对此的赞赏合而为一。感谢上帝！[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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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更加准确的翻译是：“以尺寸与形状、阴模与活字的惊人协调（配合）”，因为“concordia”的意思不完全相当于和谐（harmonie），而更多是和睦、互相协调，和谐这个概念到16世纪时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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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记应该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唯一一份传世的书面表达。根据当时的潮流，也存在教士海因里希·君特（Heinrich Günther）[137]为他代笔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当中体现的是古登堡的看法和遗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使流亡多年也没有放弃公民权的美因茨城市贵族，他满怀对上帝的信仰，致力于不用金属笔、芦苇笔或羽毛笔生产书籍。上帝的恩典指引了他，赋予了他能力。他不需要像福斯特和舍费尔那样如同叫卖小贩一般嚷嚷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了上帝的美名实现了印刷事业。就像《大成》中包含了全世界，题记中也包含了他所有的工作和作品，天国向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是当时常见的自谦说法——敞开了大门。上帝向不足的人揭示那些他对智者沉默之事。全凭上帝慈悲，他才能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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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登堡的凯旋被美因茨城中的动乱和灾难笼罩上了阴影。错误的政治决定让这座城市的自由走向尽头。1459年6月18日，凭借七位大教堂教士会成员的支持票，伊森堡的迪特（Diether von Isenburg）以一票的优势在妥协选举（per compromissum）[2]中战胜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当选美因茨主教。在此期间，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已经当选教皇，自称为庇护二世。他计划进行十字军东征，抵抗不断入侵欧洲的土耳其人。为此他需要欧洲诸侯的支持、军队和资金。由于美因茨主教区负债累累，伊森堡的迪特无力承担因东征计划而进一步提高的披带费和其他费用。披带由羊毛制成，构造类似披肩，它是大主教身份和权利的象征。没有披带的主教无权召开宗教会议。到16世纪初，罗马教廷规定的披带费高达2万古尔登，成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销售赎罪券的诱因，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罗马教廷费尽心思地将授予新主教的权力与所谓的服事金（Servitiengelder）挂钩，迫使所有新上任的主教缴纳更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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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1460年，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会议，邀请诸侯共同商讨东征事宜。但这是个失败的会议。许多王侯缺席，仅是派出了代表，而这些代表大多没有得到参与决议的授权。作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教会王侯和最大教省的主教，美因茨大主教迪特同样只派代表参会，这让教皇大发雷霆。由于迪特继承的洛尔施修道院在管辖权上存在争议，他与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之间发生了军事争端。1460年7月4日，大主教的军队在普费德斯海姆被普法尔茨伯爵击败。在腓特烈向他索要2万古尔登的战争赔偿后，迪特在1460年8月与精明老练的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结成了为期20年的防卫联盟[3]。这样一来，他不仅站在了反对皇帝和教皇的诸侯之中，而且以帝国掌玺大臣的身份为反对派注入了更强的力量。当时皇帝腓特烈三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渎职，这一批评有理有据，因为他15年多来不曾在德意志地区现身。人们不仅指责他将阿马尼亚克雇佣兵带回国，也批评他对维护国家和平无所作为。为了解决服事金的问题，迪特在1461年诉诸大公会议。但在一年前的《恶行诏书》（Execrabilis）中，庇护二世已明令禁止基督徒向大公会议上诉。曾经热切支持大公会议的恩尼亚成为敌视大公会议的庇护二世。为迪特撰写文书的是会议至上者中最内行的斗士之一，海姆堡的格雷格（Gregor von Heimburg），这让教皇怒不可遏。同时反皇帝和反教皇的敌对势力在德意志逐渐成形，而且对东征计划造成了威胁，这是教皇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皇帝和教皇相互熟识，当庇护二世还是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时，他曾是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庇护二世遂设计并精湛地实施了罢黜迪特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皇帝和教皇利用承诺等手段分别拉拢反对派诸侯，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孤立了迪特。紧接着，庇护二世派弗拉斯兰的约翰·维尔纳（Johann Werner von Flassland）前往科隆，与拿骚的阿道夫和一些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见面密谋，说服拿骚的阿道夫同意被选为主教。1461年9月底，教皇宣布罢免伊森堡的迪特，大教堂教士会的部分成员推选拿骚的阿道夫为美因茨新主教，这马上得到了教皇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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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对这一系列事件并非一无所知。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康拉德·胡梅里，曾为伊森堡的迪特撰写和传播过一篇用来回应皇帝和教皇檄文的辩护文章。阿道夫认识到了印刷机的优点，委托福斯特和舍费尔的印刷工场为他印刷反对迪特的传单。这是历史上第一场利用印刷机进行的政治宣传战，在之后的宗教改革中，这样的宣传战成为常态。拿骚的阿道夫和伊森堡的迪特都费尽心思地声明自己才是唯一的合法方，对方则是魔鬼的代言人。他们需要美因茨选侯国各个市议会和贵族们的支持，也需要在帝国范围内赢得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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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与阿道夫的斗争不光停留在宣传战上，他们的军队很快就摧毁了莱茵兰地区。两位主教都不追求决定性的大战，而是带着印刷的传单和声明，用抢劫和破坏的方式席卷对手支持者所在的地区，以此摧毁其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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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是在美因茨度过了这段时间，还是去了埃尔特维勒？他似乎至少将印刷工场中的一部分工具，特别是《大成》字模运到了埃尔特维勒，在他的帮助下，贝希特敏策兄弟在那里建立起了印刷工场。《大成》之后的版本来自贝希特敏策兄弟位于埃尔特维勒的印刷工场，使用的正是这套字模。这座小城与古登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也住着他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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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市议会中不一致的意见、议会让人捉摸不透的行为和摇摆不定的态度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市议会最终选择支持伊森堡的迪特，但为了不得罪拿骚的阿道夫，市议会仍对阿道夫保持着暧昧的态度，拒绝迪特的军队在美因茨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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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10月28日晚，阿道夫的军队从景门（Gautor）附近侵入城市。由于市议会与市民态度不统一——例如福斯特和舍费尔还为阿道夫印制过传单，可能有人向阿道夫透露了内部消息。阿道夫消息灵通，进攻的日期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迪特在这一天与他最重要的盟友们在美因茨会面。他们在紧急的情况中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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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骚的阿道夫的军队踏入城市时，圣昆汀修道院响起了警报钟声。美因茨人拿起武器自卫，但已经来不及了，组织工作也不尽如人意。500个公民在勇敢的反击中失去了生命，150座房屋在战争中被烧毁。在混乱之中，敌我难以分辨。阿道夫军队的首领之一，埃普施泰因的埃伯哈德三世（Eberhard Ⅲ von Eppstein）也遭遇了打劫并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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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美因茨的新任大主教命令市民们在人民市场（Dietmarkt）集合。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闪亮的剑和张满的弩。阿道夫要将这些背叛教皇和皇帝的市民驱逐出城。面对市民们的哀求，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自己将骑着马从他们身上踏过去。这些男人就这样离开了美因茨，开始悲惨的流亡，他们甚至可能来不及跟妻儿告别。被允许留在城中的只有部分攸关生活饮食的手工业从业者，例如烘焙师和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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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胡梅里先是被关押入狱，但后来用某种方法平息了大主教的怒火。我们不知道古登堡是否经历了这场腥风血雨，抑或身处安全的埃尔特维勒。但很有可能的是，阿道夫军队的抢劫让他一贫如洗。美因茨的灾难也是他的灾难，他跟美因茨一样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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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死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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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胡梅里被主教拿骚的阿道夫关押了近一年，为了寻求慰藉，他利用这段时间翻译了波爱修斯在整个中世纪都广受欢迎的《哲学的慰藉》。1463年，胡梅里重获自由，1471年他甚至得到了大主教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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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登堡而言，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遭遇了劫掠和破产，朋友胡梅里也无法向他提供帮助。在1462年下半年和1463年的一段时间中，古登堡可能在埃尔特维勒帮助曾经的员工建立印刷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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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年，拿骚的阿道夫开始准许美因茨公民重返城市，并释放了关押的公民。在他1462年秋天进军美因茨后，这座城市在失去了所有自由的同时成为大主教都城。虽然古登堡因为不信任美因茨而继续在埃尔特维勒居住和工作，但美因茨恢复常态也符合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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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可能与胡梅里一起回到了美因茨。福斯特和舍费尔从很早开始就选择支持拿骚的阿道夫，他们的印刷工场繁荣发展。凭借对印刷术的独到见解，舍费尔生产出了精美的书籍。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内斯·曼特林在1460与1461年之交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工场，印刷了《四十九行圣经》；不久后的146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德语《圣经》。同样在斯特拉斯堡，海因里希·埃格施泰因（Heinrich Eggestein）在1464年开办了印刷工场。同年，来自哈瑙的乌尔里希·策尔（Ulrich Zell）也开始在科隆印刷书籍，他曾跟随舍费尔在美因茨学习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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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人生最后几年中是否还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胡梅里后来从他那里继承了工场和字模，可以确定的是，古登堡仍拥有一家小型工场。有人说，古登堡年老时双目失明，但既没有证据也没有迹象能指向这个说法。最起码他的生计不成问题——1465年1月17日，约翰内斯·古登堡因其成就被拿骚的阿道夫授予宫廷侍臣一职。他或许从主教那里得到了一些小订单。贝希特敏策兄弟可能出于感激之情在主教那里为他说了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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