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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更加准确的翻译是:“以尺寸与形状、阴模与活字的惊人协调(配合)”,因为“concordia”的意思不完全相当于和谐(harmonie),而更多是和睦、互相协调,和谐这个概念到16世纪时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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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记应该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唯一一份传世的书面表达。根据当时的潮流,也存在教士海因里希·君特(Heinrich Günther)[137]为他代笔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当中体现的是古登堡的看法和遗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使流亡多年也没有放弃公民权的美因茨城市贵族,他满怀对上帝的信仰,致力于不用金属笔、芦苇笔或羽毛笔生产书籍。上帝的恩典指引了他,赋予了他能力。他不需要像福斯特和舍费尔那样如同叫卖小贩一般嚷嚷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了上帝的美名实现了印刷事业。就像《大成》中包含了全世界,题记中也包含了他所有的工作和作品,天国向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是当时常见的自谦说法——敞开了大门。上帝向不足的人揭示那些他对智者沉默之事。全凭上帝慈悲,他才能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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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登堡的凯旋被美因茨城中的动乱和灾难笼罩上了阴影。错误的政治决定让这座城市的自由走向尽头。1459年6月18日,凭借七位大教堂教士会成员的支持票,伊森堡的迪特(Diether von Isenburg)以一票的优势在妥协选举(per compromissum)[2]中战胜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当选美因茨主教。在此期间,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已经当选教皇,自称为庇护二世。他计划进行十字军东征,抵抗不断入侵欧洲的土耳其人。为此他需要欧洲诸侯的支持、军队和资金。由于美因茨主教区负债累累,伊森堡的迪特无力承担因东征计划而进一步提高的披带费和其他费用。披带由羊毛制成,构造类似披肩,它是大主教身份和权利的象征。没有披带的主教无权召开宗教会议。到16世纪初,罗马教廷规定的披带费高达2万古尔登,成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销售赎罪券的诱因,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罗马教廷费尽心思地将授予新主教的权力与所谓的服事金(Servitiengelder)挂钩,迫使所有新上任的主教缴纳更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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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1460年,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会议,邀请诸侯共同商讨东征事宜。但这是个失败的会议。许多王侯缺席,仅是派出了代表,而这些代表大多没有得到参与决议的授权。作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教会王侯和最大教省的主教,美因茨大主教迪特同样只派代表参会,这让教皇大发雷霆。由于迪特继承的洛尔施修道院在管辖权上存在争议,他与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之间发生了军事争端。1460年7月4日,大主教的军队在普费德斯海姆被普法尔茨伯爵击败。在腓特烈向他索要2万古尔登的战争赔偿后,迪特在1460年8月与精明老练的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结成了为期20年的防卫联盟[3]。这样一来,他不仅站在了反对皇帝和教皇的诸侯之中,而且以帝国掌玺大臣的身份为反对派注入了更强的力量。当时皇帝腓特烈三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渎职,这一批评有理有据,因为他15年多来不曾在德意志地区现身。人们不仅指责他将阿马尼亚克雇佣兵带回国,也批评他对维护国家和平无所作为。为了解决服事金的问题,迪特在1461年诉诸大公会议。但在一年前的《恶行诏书》(Execrabilis)中,庇护二世已明令禁止基督徒向大公会议上诉。曾经热切支持大公会议的恩尼亚成为敌视大公会议的庇护二世。为迪特撰写文书的是会议至上者中最内行的斗士之一,海姆堡的格雷格(Gregor von Heimburg),这让教皇怒不可遏。同时反皇帝和反教皇的敌对势力在德意志逐渐成形,而且对东征计划造成了威胁,这是教皇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皇帝和教皇相互熟识,当庇护二世还是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时,他曾是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庇护二世遂设计并精湛地实施了罢黜迪特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皇帝和教皇利用承诺等手段分别拉拢反对派诸侯,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孤立了迪特。紧接着,庇护二世派弗拉斯兰的约翰·维尔纳(Johann Werner von Flassland)前往科隆,与拿骚的阿道夫和一些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见面密谋,说服拿骚的阿道夫同意被选为主教。1461年9月底,教皇宣布罢免伊森堡的迪特,大教堂教士会的部分成员推选拿骚的阿道夫为美因茨新主教,这马上得到了教皇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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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对这一系列事件并非一无所知。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康拉德·胡梅里,曾为伊森堡的迪特撰写和传播过一篇用来回应皇帝和教皇檄文的辩护文章。阿道夫认识到了印刷机的优点,委托福斯特和舍费尔的印刷工场为他印刷反对迪特的传单。这是历史上第一场利用印刷机进行的政治宣传战,在之后的宗教改革中,这样的宣传战成为常态。拿骚的阿道夫和伊森堡的迪特都费尽心思地声明自己才是唯一的合法方,对方则是魔鬼的代言人。他们需要美因茨选侯国各个市议会和贵族们的支持,也需要在帝国范围内赢得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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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与阿道夫的斗争不光停留在宣传战上,他们的军队很快就摧毁了莱茵兰地区。两位主教都不追求决定性的大战,而是带着印刷的传单和声明,用抢劫和破坏的方式席卷对手支持者所在的地区,以此摧毁其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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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是在美因茨度过了这段时间,还是去了埃尔特维勒?他似乎至少将印刷工场中的一部分工具,特别是《大成》字模运到了埃尔特维勒,在他的帮助下,贝希特敏策兄弟在那里建立起了印刷工场。《大成》之后的版本来自贝希特敏策兄弟位于埃尔特维勒的印刷工场,使用的正是这套字模。这座小城与古登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也住着他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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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市议会中不一致的意见、议会让人捉摸不透的行为和摇摆不定的态度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市议会最终选择支持伊森堡的迪特,但为了不得罪拿骚的阿道夫,市议会仍对阿道夫保持着暧昧的态度,拒绝迪特的军队在美因茨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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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10月28日晚,阿道夫的军队从景门(Gautor)附近侵入城市。由于市议会与市民态度不统一——例如福斯特和舍费尔还为阿道夫印制过传单,可能有人向阿道夫透露了内部消息。阿道夫消息灵通,进攻的日期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迪特在这一天与他最重要的盟友们在美因茨会面。他们在紧急的情况中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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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骚的阿道夫的军队踏入城市时,圣昆汀修道院响起了警报钟声。美因茨人拿起武器自卫,但已经来不及了,组织工作也不尽如人意。500个公民在勇敢的反击中失去了生命,150座房屋在战争中被烧毁。在混乱之中,敌我难以分辨。阿道夫军队的首领之一,埃普施泰因的埃伯哈德三世(Eberhard Ⅲ von Eppstein)也遭遇了打劫并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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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美因茨的新任大主教命令市民们在人民市场(Dietmarkt)集合。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闪亮的剑和张满的弩。阿道夫要将这些背叛教皇和皇帝的市民驱逐出城。面对市民们的哀求,他恶狠狠地威胁说自己将骑着马从他们身上踏过去。这些男人就这样离开了美因茨,开始悲惨的流亡,他们甚至可能来不及跟妻儿告别。被允许留在城中的只有部分攸关生活饮食的手工业从业者,例如烘焙师和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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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胡梅里先是被关押入狱,但后来用某种方法平息了大主教的怒火。我们不知道古登堡是否经历了这场腥风血雨,抑或身处安全的埃尔特维勒。但很有可能的是,阿道夫军队的抢劫让他一贫如洗。美因茨的灾难也是他的灾难,他跟美因茨一样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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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死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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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胡梅里被主教拿骚的阿道夫关押了近一年,为了寻求慰藉,他利用这段时间翻译了波爱修斯在整个中世纪都广受欢迎的《哲学的慰藉》。1463年,胡梅里重获自由,1471年他甚至得到了大主教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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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登堡而言,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遭遇了劫掠和破产,朋友胡梅里也无法向他提供帮助。在1462年下半年和1463年的一段时间中,古登堡可能在埃尔特维勒帮助曾经的员工建立印刷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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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年,拿骚的阿道夫开始准许美因茨公民重返城市,并释放了关押的公民。在他1462年秋天进军美因茨后,这座城市在失去了所有自由的同时成为大主教都城。虽然古登堡因为不信任美因茨而继续在埃尔特维勒居住和工作,但美因茨恢复常态也符合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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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可能与胡梅里一起回到了美因茨。福斯特和舍费尔从很早开始就选择支持拿骚的阿道夫,他们的印刷工场繁荣发展。凭借对印刷术的独到见解,舍费尔生产出了精美的书籍。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内斯·曼特林在1460与1461年之交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工场,印刷了《四十九行圣经》;不久后的146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德语《圣经》。同样在斯特拉斯堡,海因里希·埃格施泰因(Heinrich Eggestein)在1464年开办了印刷工场。同年,来自哈瑙的乌尔里希·策尔(Ulrich Zell)也开始在科隆印刷书籍,他曾跟随舍费尔在美因茨学习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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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人生最后几年中是否还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胡梅里后来从他那里继承了工场和字模,可以确定的是,古登堡仍拥有一家小型工场。有人说,古登堡年老时双目失明,但既没有证据也没有迹象能指向这个说法。最起码他的生计不成问题——1465年1月17日,约翰内斯·古登堡因其成就被拿骚的阿道夫授予宫廷侍臣一职。他或许从主教那里得到了一些小订单。贝希特敏策兄弟可能出于感激之情在主教那里为他说了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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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骚的阿道夫亲身体会到了印刷术是多么有用的发明。对于古登堡作为印刷术发明者的身份,他毫不怀疑。在胡梅里继承了古登堡的印刷工场后,阿道夫规定胡梅里只能在美因茨使用其中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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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宫廷侍臣,古登堡有权享受免费膳食。因为他不住在埃尔特维勒,不能在那里的宫廷中用餐,甚至有专人为他将食物和葡萄酒送到美因茨。由此可见,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并不困苦。但他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已经太老。曾对《圣经》五页本大加称赞的庇护二世此时已经离世。在痛风带来的巨大病痛中,庇护二世翻越亚平宁山脉来到安科纳,在那里等待威尼斯船队的到来。他的十字军将由威尼斯船队送往希腊,征讨土耳其人。庇护二世病得几乎不能动弹,但还是想在军队的最高处和最前线、在染着基督血液的旗帜旁,以基督代言人的身份为基督教胆小的国王们和诸侯做出表率。死神是慈悲的,庇护二世在去世前至少还亲眼看到了正从远处驶来的船队——但也仅限于此,1464年8月14日,庇护二世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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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与古登堡是同一代的孩子。这时的古登堡是否还得到了别的凶讯?在庇护二世去世前三天的1464年8月11日,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在意大利中部的托迪去世。他在那里为十字军东征挑选可用之人。在来自欧洲各地的准备前往安科纳参加东征的人中,有的是为了打击异教徒,有的只是为了碰碰运气。库萨计划让不适合的人带着祝福回家,自己则要去安科纳为教皇人数稀少的军队贡献一份力量。但他没能实现计划,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安科纳南边的托迪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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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库萨的葡萄酒农之子尼古拉和来自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之子古登堡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交集。他们都取得了超越出身的成就,也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或许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降临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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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库萨的尼古拉生于1401年,虽然无法最终确定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出生年份,但应该还是可以称他们为同龄人。尼古拉逝世的消息必然让古登堡十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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