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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古登堡知道，马上就会轮到他，是时候好好研究死亡的艺术了。或许他最大的罪过是拒绝上帝的安排，既没有进入婚姻，也没有遵守上帝“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训示。但在面对审判者时，他可以拿出诸多作品为自己辩护：《四十二行圣经》、关于土耳其的文章、《三十六行圣经》《大成》、朝圣镜、《多纳特》教材、日历，还有对末日审判进行诸多论述的《西比拉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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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关键时刻，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会站在他这边，为这个可怜的罪人请求上帝的怜悯。是时候为死亡做准备了，以免死亡来得太过突然。古登堡全身心地投入了死亡的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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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生活的时代，人们深信不疑的是，死亡使生命完整，死亡的方式决定了能否得到解脱。他现在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罪行忏悔、祈祷和研读忏悔圣咏：“主啊，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怒中惩罚我！主，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脆弱。”这篇适合用来学习死亡艺术的圣咏可能陪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或许他也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感受到了生命的重担和巨大的恐惧：“因为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但圣咏的最后又让他看到了灵魂得到安宁的希望：“主，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求你为你的公义将我领出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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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古登堡为自己最后的旅程做准备时，1467年11月4日，尼古拉斯·贝希特敏策和海因里希·贝希特敏策兄弟以及奥滕贝格的维冈特·施比斯（Wiegand Spieß von Orthenberg）印刷的第一部《大成》在埃尔特维勒出版。古登堡的学生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自己则还剩下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1468年2月3日，约翰内斯·古登堡在美因茨逝世。上帝是否赐予了他安详的死亡，他是否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宁，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为人类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人类进入了知识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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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新媒体介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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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读到的说法是：印刷术传播得很慢。但事实上，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这项创新像野火一样迅速地从美因茨传播开来。在最开始的阶段，特别是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几年及刚回到家乡的那段时间中，他非常注重保密工作，但在此之后，为了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以及招募、培训员工，他不得不放松了对保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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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对斯特拉斯堡秘密项目“冒险与艺术”的发展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仅得益于一场诉讼，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这场诉讼之后，直到1448年古登堡在美因茨获得贷款，印刷《西比拉预言》和《多纳特》，中间发生的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但相比于印刷术艰辛的发明过程——试验、失败，然后继续前行，古登堡印刷工场投入运行、招募员工、销售书籍的历史相对容易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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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刚经历了以《四十二行圣经》为形式的“加冕”，但转眼间就出现了竞争：从1455年起同时存在着两个规模可观的印刷工场，除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还有约翰内斯·福斯特和彼得·舍费尔的。古登堡因此改变了策略，开始积极推动这一技艺的传播。在他的帮助下，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不到五年就在班贝格建立了印刷工场，它也成为首个将木刻版运用到印刷中的工场。此后不久，古登堡曾经的员工约翰内斯·曼特林和海因里希·埃格施泰因也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印刷工场。而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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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1465年，德意志人康拉德·施韦因海姆（Konrad Sweynheim）和阿诺尔德·潘纳尔茨（Arnold Pannartz）开始了在罗马附近的苏比亚科（确切地说是在本笃会圣思嘉修道院）的印刷工作。他们印刷的第一部书籍是《多纳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然后出版了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文集，其中最著名的《论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讲述的是基督徒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遭到的迫害，以及他们的殉道。在拉克坦提乌斯的作品之后，他们开始印刷并于1467年出版了西塞罗的《致友人书信集》（Epistolae ad familiares）。在这里也能看到古登堡的痕迹，因为康拉德·施韦因海姆可能是在贝希特敏策兄弟位于埃尔特维勒的印刷厂中接触到的印刷术。1464年，施韦因海姆与出生于布拉格的阿诺尔德·潘纳尔茨一起来到意大利。他们的第一个校对员是乔瓦尼·安德烈亚·迪·布西，他对印刷术满怀热情，热切地想将这一“神圣艺术”带往意大利，为教会领域和人文主义服务，因此他成为校对员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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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美因茨与苏比亚科之间最起码存在三种联系。乔瓦尼曾作为幕僚为库萨的尼古拉工作，因此知道库萨与古登堡的往来，也听闻了印刷术的发明。此外，乔瓦尼与美因茨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内斯·古登堡是那里的平信徒。苏比亚科修道院的代管院长是西班牙枢机主教胡安·德·托克马达（Juan de Torquemada）〔注意不要将他与其侄子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混淆〕，古登堡曾在印刷作品中为他宣传，称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与胡安·德·卡瓦哈尔、库萨的尼古拉和教皇庇护二世一样，托克马达也是赞成并推动对土耳其进行东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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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474年起，康拉德·施韦因海姆获得了一份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圣职。施韦因海姆在到达苏比亚科时还不是神职人员，他直到后来定居罗马时才获得了低等级圣职，以此参与到圣职俸禄市场中。这是他努力追求并也成功实现的目标。[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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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处罗马的人也努力争取德意志的圣职，因为圣职俸禄能保障他们的生计。得到德意志的圣职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起相应的工作，他们可以在当地找一个副手，由副手来履行相应的义务并分得一部分俸禄。拥有的圣职，特别是高俸禄的圣职越多，收入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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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康拉德·施韦因海姆一开始时还不是神职人员，那么他只可能是作为古登堡的或者贝希特敏策的印刷工场的印刷师应邀来到意大利。一个德意志印刷师自发翻过阿尔卑斯山到阿尔巴尼亚山区建立印刷工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一定存在某种契机让他踏上这段遥远的路途，可能有人为他介绍了这份工作或者向他发出了邀请，而这一联系可能是通过美因茨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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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维克多修道院工作的正是与库萨的尼古拉和西班牙的胡安·德·卡瓦哈尔有来往的神职人员——美因茨人维甘德·门克勒及其继任者奥古斯特·本斯海姆（August Bensheim），后者与枢机主教卡瓦哈尔关系紧密。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胡安·德·卡瓦哈尔在1454年向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告知了出现印刷版《圣经》的消息。古登堡的发明很早就引起了库萨的尼古拉所在圈子的注意，库萨的尼古拉本人曾在1452年授权本笃会圣雅各布修道院的院长印刷2000份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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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猜测：康拉德·施韦因海姆在本斯海姆附近的村庄施万海姆（Schwanheim）出生，而奥古斯特·本斯海姆这个名字显示出了其家乡为本斯海姆，俩人可能是同乡，甚至可能是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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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456年起——此时《四十二行圣经》刚出版不久，土耳其人不断逼近欧洲——古登堡与库萨的尼古拉所在的圈子来往密切，有可能是奥古斯特·本斯海姆提议康拉德·施韦因海姆去古登堡那里拜师学艺。如果施韦因海姆在1457年前后到达，那么他一来就参与进了《大成》项目中，随后同古登堡一起迁往埃尔特维勒。他可能从在埃尔特维勒新建印刷工场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为自己之后在苏比亚科的修道院中建立印刷工场打下了基础。这一选址是因为托克马达、卡瓦哈尔和库萨的尼古拉都想让这一神圣艺术设立在教廷旁。康拉德·施韦因海姆在1476年被葬在圣彼得镣铐教堂，即库萨的尼古拉曾担任过枢机主教司铎的教堂，后者同样葬在了那里。自然，在康拉德·施韦因海姆离世时，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已不再是库萨的尼古拉，而是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o della Rovere），后来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他大力推动艺术和科学发展，是多纳托·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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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5世纪60年代——由于苏比亚科印刷工场的人员关系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是，施韦因海姆和潘纳尔茨接受了古登堡的培训，通过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介绍来到了意大利。潘纳尔茨和施韦因海姆在1467年前往罗马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他们的印刷工场在此期间已经达到了可观的规模，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另一方面，在大都市罗马比在阿尔巴尼亚山区更容易采购原材料和配送成书。他们在罗马的印刷工场后来达到了每天5000页的印刷量。[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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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当时成立了不同的印刷师协会，例如资产为1200杜卡特[4]的“活字印刷书籍生产协会”（sotietas super inpressione librorum confciendorum cum formis）以及“活字印刷书籍生产和传播协会”（sotietas ad condendum et confciendum libros cum formis）。[14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协会本质上是由神职人员和德意志印刷师为促进印刷发展而成立的融资协会。向古登堡、舍费尔和福斯特，或者在斯特拉斯堡向曼特林和埃格施泰因学习了技艺的印刷师们陆续来到阿尔卑斯山的南侧。来自英戈尔施达特的乌尔里希·汉（Ulrich Han）可能也是古登堡的学生之一，学成后随即参与了博福斯特印刷工场在班贝格的建立。在充满艺术气息的班贝格，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早在1461年就开始在画师和木刻师的协助下将木刻版画运用到印刷作品中，例如乌尔里希·博纳（Ulrich Boner）的《宝石》（Edelstein）和特普拉的约翰内斯的《来自波希米亚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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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年，乌尔里希·汉出版了意大利第一部带有木刻版画的书籍——枢机主教胡安·德·托克马达的《对基督生平的沉思》（Meditationesvitae Christi）。书中使用的字体是大字号的圆哥特体（rotunda），与古登堡和博福斯特一脉相承。30幅木刻版画可能由一位德意志艺术家雕刻而成，以神庙遗址圣母堂十字形回廊的壁画为主题，神庙遗址圣母堂是枢机主教托克马达所在修会多明我会的重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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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60和70年代前往意大利的印刷师中也包括西克斯图斯·吕辛格（Sixtus Rüssinger）。在来到永恒之城罗马之前，他在斯特拉斯堡学习了印刷术并将其带到了那不勒斯。早在施韦因海姆和潘纳尔茨在苏比亚科印刷时，亚当·罗特（Adam Rot）就成为他们的学徒。约翰内斯·法布里（Johannes Fabri）从美因茨前往苏比亚科，加入施韦因海姆和潘纳尔茨的工场中，他在修道院教堂的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1468年：美因茨的约翰内·法布里”（1468: Johanne Fabri de Mogu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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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年11月20日，茨维考人尼古拉斯·施宾德勒（Nikolaus Spindeler）在其位于巴伦西亚的印刷工场中出版了朱亚诺·马托尔雷（Mossèn Joanot Martorell）的叙事诗《白骑士蒂朗的故事》（Der Roman vom Weißen Ritter Tirantlo Blanc），这是15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在这部暴力、诡异而又迷人的作品中，主角成功收复君士坦丁堡，完成了庇护二世在现实中失败之事。此时德意志的印刷师们已经使印刷术在西班牙扎根。在他们之前抵达西班牙的是大师的作品——在美因茨进行了装饰的纸质版《四十二行圣经》。布尔戈斯的主教阿方索·德·卡塔赫纳·德·圣玛利亚（Alfonso de Cartagena de Santa Maria）早在1456年就购得了这本《圣经》。他是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以翻译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和西塞罗的作品而闻名。作为布尔戈斯拉比[5]家的第三个儿子，改信基督教的他在教会中平步青云。阿方索购买《圣经》的途径是通过大拉芬斯堡贸易组织（Große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这一由德意志北部商人组成的重要组织在14世纪末，特别是15世纪初时拥有遍布欧洲的密集的贸易网络，而且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萨拉戈萨设有分支机构。《圣经》能从美因茨来到布尔戈斯，充分展现出了书籍贸易已经成为日常贸易的一部分，能够运用成熟的远途贸易关系。这位充满艺术气息且博学的主教可能从他的同行普拉森西亚的主教那里得到了关于印刷本《圣经》的消息，而后者可能正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胡安·德·卡瓦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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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施宾德勒可能是跟随大拉芬斯堡贸易组织来到的西班牙，他先是在托尔托萨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印刷工场，1478年时搬往巴塞罗那，最后到了巴伦西亚，在那里印刷了前文提到的马托尔雷的叙事诗，但这并不是在巴伦西亚诞生的第一部印刷作品：早在1468年，一位名为约翰内斯·格尔林克（Johannes Ghelrinc）的印刷师就出版了一部语法书，也有证据显示雅各布·维茨兰特（Jacob Vizlant）最晚从1474年起开始从事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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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诞生这一消息的传播速度之快，清晰地体现在法国人尼古拉·让松（Nicolas Jenson）的例子中。让松1420年出生在特鲁瓦附近，在学习了美术和铜版雕刻术之后，他前往巴黎的国王铸币厂工作。1458年10月4日，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Karl Ⅶ）指派他前往美因茨学习这门新技艺。1468年时他已经成为排版师，在施佩耶尔的文德林（Wendelin von Speyer）和约翰（Johann von Speyer）兄弟的位于威尼斯的印刷工场里工作。文德林或约翰——或者兄弟俩一起在美因茨学习了印刷，最终定居在潟湖之城威尼斯。他们可能在美因茨结识了让松，在建立了位于威尼斯的印刷工场以及在1469年9月18日实现对威尼斯共和国印刷业的垄断之后，他们吸纳让松加入了自己的团队。施佩耶尔兄弟的印刷工场的第一部作品是西塞罗的《致友人书信集》，紧接着就出版了老普林尼（Plinius der Ältere）的百科全书《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在第二版《致友人书信集》的出版商信息中，施佩耶尔的约翰写进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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