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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趣的是，在活字印刷术开始发展的同时，有人尝试用前文提及的木刻印刷法制作书籍。可能有人会认为，人们最开始尝试的是生产木刻版书籍，但工艺上的困难导致人们放弃对此的进一步尝试，从而推动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木刻版书籍来自古登堡开始印刷的那段时间，如果严肃地看待这一发现，那么古登堡的天才之处不言自明，他的发明是欧洲思想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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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一大特征是图像性，公众通过身体动作和图像进行思考。将书籍的页面刻进木板，像印刷木刻画一样印刷书页，这是以图像为基础的想法，文本被融合成了图像。在木刻版书籍中，图像的地位在文本之上。约翰内斯·古登堡却不从图像出发，而是从文本出发，他将文本拆分成了最小的组成部分——字母，这样就可以将它们不断地重新组合成新的单词、句子、栏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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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向文本的转变是最终使得中世纪转入近代的一大发展。中世纪时期重图像的象征主义被重文本的分析式理性所取代。在这背后是一个漫长又充满矛盾的过程，古登堡的发明构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说，中世纪所全力追求的终究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托马斯·阿奎那和奥卡姆的威廉等人对逻辑和辩证的极尽追求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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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个过程。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并没有让缮写室的工作戛然而止。相反，当古登堡在美因茨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同一时间，15世纪最大的书商、缮写室主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在佛罗伦萨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他雇用抄写员、红字师、画师和装订师制作书籍，由他组织生产完成的精美的手抄本被呈送至欧洲各位显贵的手中，其中包括艺术爱好者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他是乌尔比诺总督宫的建造者，也是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和彼得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的赞助人。后者为费德里科设计了著名的书房（Studiolo），那里装饰丰富，挂有许多大哲学家和大诗人的肖像画，其中大部分都是假想肖像画。费德里科将自己的书籍（手抄本）放在这间书房里，他可以在这里进行阅读和写作。费德里科曾非常轻蔑地表示，如果要他把印刷书籍摆在比斯蒂奇的完美的大师之作旁，自己会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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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蒂奇以包买制雇用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在22个月内提供220册手抄本的高效工作。手抄本和印刷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行存在。当时也不乏对活字印刷术这项新工艺的批评，人们指责机械化的生产使书籍成为没有灵魂的物品，因为缺少了抄写员通过抄写这个行为为它们注入生命的过程。还有一些人跟蒙特费尔特罗公爵一样，缅怀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书籍的时代。就连热爱书籍的特里特米乌斯也看不上印刷书籍，他警告他的僧侣们在抄写书籍时不得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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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就算拥有几千册书籍，我们也不想要放弃抄写这一神圣工作，因为其中有功德。印刷书籍永远无法与手抄书籍相提并论。因为印刷师一般不注重拼写，但是抄书的人对此下足苦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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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富五车的修道院长还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印刷书籍使用的是纸张，它们无法比在皮纸上写成的手抄本更持久。他预言印刷书籍无法挺过接下来的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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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很快就发现了印刷复制文本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印刷机并不关心页面上是虔敬的还是异端的词句。为此，美因茨的大主教亨内贝格的贝托尔特（Berthold von Henneberg）在1485年3月22日颁布了审查令，1515年5月3日，来自美第奇家族的热爱艺术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颁布了《忧心谕令》（Intersollicitudines），要求主教们审查印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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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有益于上帝荣誉、有益于增加信仰和传播高贵教育之物转向反面，从而损害基督信徒的得救，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必须对书籍的印刷进行监管，以免未来荆棘与好的种子一起生长，或者毒药与良药混为一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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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手抄书籍的生产开始衰弱。原因在于，印刷业通过公共沟通覆盖了越来越广的人群，特别是自我意识突出的市民阶层。此外，印刷品也成为政治沟通的媒介，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等人文主义者开始用印刷术制作传单。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完全公开的辩论，传单、檄文和宣传册成为辩论中的利剑。即使辩论的主题是信仰和礼拜仪式，也完全有理由说这些辩论是政治性的。印刷术帮助宗教改革取得突破，改革以及逐渐形成的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使印刷文本——无论是书籍还是传单——成为发展中的公众群体的媒介，而公众群体正是我们现代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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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古登堡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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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通过他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世界，他没能预料到的是，他会为形成一个逐渐覆盖公民中所有阶层的公众群体做出巨大贡献。通过印刷赎罪券、征讨土耳其人的教皇谕令以及土耳其日历，他也将他的发明用于服务政治。尚在古登堡进行研发时，活字印刷术就显现出了其作为大众沟通方式的本质。这一发明使社会上越来越广泛的群体得以接触信息。如果说在这之前只有人数稀少的精英群体理解思想、文化、政治和科学的价值，那么从印刷术诞生起，这些领域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向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元的人群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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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缮写室在印刷术发明之初仍在继续工作，手抄书籍贸易市场依旧繁荣，木刻版书也蓬勃发展。考虑到各种创新成果从孵化到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漫长的过程，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情形。人力车和马车也不是在汽车发明后瞬间消失的，而是在这之后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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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刷术紧密相连的是对一门还需要被学习、被逐步掌握和改善的技术进行巨额投资。印刷术需要的是一个渴望拥有这项发明的社会——一个过渡中的社会，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中世纪晚期极其符合这个要求，在这点上它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惊人地相似。或许可以说，古登堡的印刷机是从中世纪晚期进入近代的社会范式彻底转变的标志，因为它通过改变沟通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而改变了社会；与此类似，互联网似乎成了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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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使得对当时来说快速的交流以及直接且面向大范围人群的沟通成为可能。例如，传单、宣传册、论文、檄文的生产因印刷术而变得十分便捷，这些文本互相回应，构成了宗教改革的前提。印刷术将知识释放出了牢笼，使其成为大众沟通的工具。今天的互联网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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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一个以变化为特征的社会中完成了开创性的发明：那个社会的所有领域都亟须通过印刷品实现的话语（diskurs）[6]。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剧变之中，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成为民族国家，德意志诸侯忙于扩张领地，只有南欧被近代化进程排除在外——原因显然是土耳其人的统治。在法国、英国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中很快形成了高效的管理机构，在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和小贵族阶层中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教育渐渐成为职业道路上的另一种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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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通过发掘“我”的概念为思想史中的“哥白尼转向”奠定了基础。个体——一个此前无人了解的思想史单位——从此踏上了世界的舞台，之前还依赖于上帝的主体（拉丁语中的“subjekt”意为“依赖者”）迅速成为行为者和决策者。在沟通领域，个体成为作者，个人获得的著作权保障了其作为作者的身份。人因此一跃成为创造者，而且也自知这一身份。从这时起，《摩西五经》第一卷中那个古老的句子拥有了全新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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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按照他的样子创造了人，就是按照上帝的样子把人创造出来；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对他们赐福并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布大地，征服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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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出的主体开始征服大地。无法平息的好奇心和永不枯竭的事业心孕育了科学和工程技术，借助于科学和工程技术，加上使社会理性化的能力，新主体赋予了话语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人类理解和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或许现代人会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但它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知识的增加与话语的增加密不可分，与主体直接一起诞生的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对公众这一概念的理解。印刷术让世界瞬间成为一个市集广场，一切都成为公开的事物。印刷品不仅传播事件、想法、观念、目标、希望、改革计划和哲学思想，也娱乐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家们能够阅读到彼此的思想，相互了解，印刷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创造知识。思想、文化、经济、技术和科学发生了巨变，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不同部分或是蓬勃发展，或是逐渐消逝，印刷术在这样的变化中扮演了媒介和平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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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发展、取得繁荣、成为霸权的时代，欧洲的文化是书籍的文化，是书写的、对所有人开放的话语的文化。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彻底终结了中世纪的图像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大融合。印刷机所在之处成为新圣餐的地点——就像葡萄酒变成基督的血，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印刷出的词句也会变成社会行为的血和肉。公共话语这一全新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沟通形式，揭开了现代欧洲的序幕。从这时开始，建立于逻辑理性结构之上的书面形式的话语，或者说文本，成为行为的基础。这个以古登堡的发明为开始，取代了所谓手稿时代的世界，被称为“古登堡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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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不同的书写载体先后登场：树皮或陶土、莎草纸、纸张，最后是集成电路。从现代的角度看，书写载体的变化首先意味着存储介质的变化，而使用何种存储介质，则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发展情况和需求。一篇文本是作为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被阅读，虽然会改变阅读的状态（例如翻页时的触感），但阅读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依然存在。当然可以在神经科学的层面上探究，不再在纸张上手写文本意味着什么，在屏幕上阅读与翻阅纸质书有什么区别；同样也可以在生产美学的层面上探究，如果人们不再需要划去和重写，而是可以通过电脑剪切和复制的方式随意修改文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书写的行为？这些是重要的问题，但与互联网是否将瓦解古登堡星汉这个文化悲观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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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了解这种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所谓的古登堡星汉到底是什么。它是所有印刷文本的总和或者是在纸张上复制文本和图片的行为？抑或是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世界？这种看法具有误导性，因为这暗示着印刷术得以发明前的世界是一个不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世界。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所谓的“手稿时代”，书籍也是主要媒介。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利用书籍——或是手抄本或是印刷本——处理公共事务和进行科学讨论的社会精英群体的规模发生了变化。通过印刷术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又一次地体现出，古登堡的创新对在科技、哲学、经济和法律各领域发生的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正是这一革命造就了欧洲。从这个角度得出的问题是，古登堡星汉是否在媒体技术上代表了一个始于中世纪晚期、现今正因为互联网造就的特殊社会范式而发生转变的时代？这是否意味着古登堡星汉的终结？对此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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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书籍不再被印刷，如果作为存储介质的纸张被集成电路和互联网取代，就像纸张取代了皮纸、莎草纸和皮纸取代了泥板一样，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没人知道什么会因此结束。约翰内斯·古登堡的目标不在于重新发明书籍，他只是想量产符合当时手抄本美学追求的书籍。他想使书籍，或者更广泛地说使印刷的文本成为大众媒介。古登堡的愿望是，将文本带到人群当中去，并以此挣钱。尽管如此，他的发明还是改变了在手稿时代就已经成为主要媒介的书籍。在他发明印刷术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书籍。他的革命其实在于将整个社会文本化，不同类型的文本——从法律文书到百科全书再到菜谱——突然能为许多人所用。知识和沟通相互渗透，甚至可以将知识增长中的一大部分都理解为沟通的结果。互联网同样让人们可以接触到文本和内容，这必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除此之外，印刷的书籍与互联网还具有另一个共通点：在古登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人们借助印刷术用文本迅速回应文本，今天的互联网实现了比当时快得多的发言和反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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