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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后不久，我走进了莱姆·格罗夫的一家酒吧，人们总是聚在那儿喝酒聊天。休·威尔顿在那里等我，他刚刚被任命为纪录片部门的总负责人。他招呼我过去：“我想去日本吗？”“是的，当然。”“下个星期怎么样？”“当然，是什么事？”他解释说，伦敦交响乐团要去那里巡回演出，这将是欧洲首次有乐团在日本举办音乐会。乐团经理租了一架飞机，多出了四个空位。看到这些位子没人坐，他的心都碎了，所以他把这些空座送给了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回报，广播公司要拍摄一部关于这次整个巡演的影片。“那里面一定会有故事。”休说。我同意。会有什么故事我一时还不能确定，但我敢肯定，随着整个过程的进行，会有东西浮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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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不容拒绝的机会。访问日本本身就很令人兴奋，还有机会看到古典音乐幕后的故事。与我同去的摄影师是肯·希金斯（Ken Higgins）。在“二战”期间，他是一名新闻摄影师，曾带着他古老的纽曼·辛克莱（Newman Sinclair）35毫米摄影机与缅甸的英军一起横穿缅甸。现在，他是公司的明星摄影师之一。他以打压缺乏经验或优柔寡断的导演闻名，据说肯会把导演嚼碎再把渣吐出来。我不确定自己拍猴子的经验能让我和他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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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日本的长途飞行使我有机会和乐团的乐手们共处。他们和我一样，对片子应该拍成什么样感到很困惑。一些人建议可以拍成一部日本游记，中间简短地穿插着演出的片段。另一些人则担心会很尴尬地暴露乐团音乐家在巡演时动荡的生活。我试探性地建议，我们可以在排练时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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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从某位大师那里找到一些亮点，”其中一位说，“比如关于演绎方式的争论之类的。要跟我们一起演出的大师中有几位脾气暴躁的。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我们排练时可以请一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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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许片子里所有这些成分都应该有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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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确定无疑——我们需要至少一场演出的大量片段。只用一台摄影机就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演出期间我们是不能到处走动的，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几场演出中拍摄同一个片段，每次找不同的角度拍，然后使用一个主音轨，我们就可以把图像剪辑到一起了。幸运的是，许多作品都演奏了好几次，这种方案是可以实现的。我决定，其中一段最主要的节选将来自安塔尔·多拉蒂[1]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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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音乐会在大阪举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构成了音乐会的下半场。肯和我坐在一个包厢里，他说需要有人提醒他什么时候拍什么，在相对私密的包厢里，我们才能窃窃私语、指指点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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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明星指挥家。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威严沉着；乔治·索尔蒂（Georg Solti），有时充满激情，有时却不过有节奏地扭动一只手腕；多拉蒂偶尔会将母语匈牙利语直接英语化，说出让乐团成员困惑不解的话，比如“乘情况有利，你犯了错，然后就晚了”。我们拍摄了乐队负责人给日本乐手讲授的大师课程，还拍到了音乐会之后的庆功宴上，匈牙利同胞多拉蒂和索尔蒂一起在钢琴前大声唱着自己祖国的歌曲，而整个乐团则回应以名家演奏版的《老麦克唐纳有一个农场》（一首广为流传的英文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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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音乐会将在东京举行。我们现在已经把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拍了四遍——依次集中在铜管乐器、弦乐器、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上。这些素材可以很好地剪在一起，但缺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指挥，指挥的正脸。我们要么坐在大厅后部的黑暗中，要么待在预留的包厢里，我们和摄影机到目前为止一直都相当低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恰当地捕捉到指挥大师多拉蒂的正面镜头，那就是在乐团里面。若想坐在那儿，需要得到日本音乐会筹办方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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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想法把他们吓坏了，能听到好多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的嘶嘶声。想都不用想！首先，我们的摄影机噪声会太大，如果坐在乐队里，那么他们调试好以捕捉乐队每一点声音的麦克风会将乐队正前方的摄影机的噪声传到无线电转播中。我向他们保证，我们的摄影机是目前世上最安静的一种，事实上，它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静音的。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当然不是真的，不过我觉得可以稍微夸张一下，因为我只打算拍摄最后乐章的最后几分钟，那时，乐队的每一件乐器都在用最大音量演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听到摄影机的声音。经过反复请求，他们总算勉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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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的下半场由这组交响乐构成。幕间休息后，我和肯穿上我们最好的衣服，拿着圆号，随着队列静静地走上台，在圆号手旁安顿下来。我们用能找到的所有的布盖住摄影机，以降低它的噪声，它立在肯旁边，看起来像是打击乐器组的一个不常见部件。肯将摄影机的焦点对准指挥台，固定住它。接着，他要做的就是不动声色地伸手按下“开始”按钮。他不能确定开始的时机，但我对这首交响曲非常熟悉，尤其是刚刚才听过了四场，所以我会轻推他一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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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抱臂而坐，表情庄重得体，听着一段段旋律的铺陈、推演直至融合。音乐慢慢推向最后的高潮——弦乐激烈，长号嘶鸣，圆号齐响，震耳欲聋。我不露痕迹地轻推了一下肯，他伸手打开了摄影机。多拉蒂大师激情四射，推动着整个乐团达到了一个巨大的高潮。然而，接下来并没出现我期待中雷鸣般的最后和弦的重奏，乐队突然间安静下来。一支双簧管在弦乐柔和的弹拨声中奏出了一段长长的哀伤的乐句——伴着我们的摄影机发出的恼人的噪声。我忘了这一乐章的最后一节在进入最后的高潮小节之前还要重复一遍。我和肯坐在那里，满头大汗，假装跟身边那个明明白白在吼叫的黑色物件没有关系。似乎过了很久，它的声音才再次被乐队的声音淹没。噢，解脱，不过只是短暂的解脱，现在我又有了别的烦心事儿。摄影机开得太早了。最重要的是拍到最后几个小节，见证多拉蒂大师放下指挥棒，转向观众那一幕。我们的胶片能撑到那时候吗？到了最后几个小节，在巨大的声响和之后掌声的喧哗中，肯也没有办法从摄影机的声音判断胶片是否已经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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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的剪辑室，我焦急地等待着那个镜头。多拉蒂放下指挥棒，转向观众——影片结束了。这真是在毫厘之间。到了这一步，我就可以切换到观众鼓掌的镜头了，那是在之前的一场演出中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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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我有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当摄影机胶片快到头时，电池也已经快耗尽了，却不得不拖着一大堆胶片运行，因此跑得有点慢。这就意味着当影片以正常速度播放时，多拉蒂大师挥舞手臂的动作看起来就像一架发狂的风车。但我没有别的镜头可用。在剪辑室里，我调整了影片的时间，让他在主音轨的音乐结束的同一时刻准确地放下指挥棒，但结果是，他最后疯狂的手势与音乐的节奏几乎毫无关系了。他的经纪人会认为这有损大师的声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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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邀请乐团的几个成员先来看一下这部剪辑完成的影片。他们明显都乐在其中，当有人出现在镜头上时就开始互相推搡，拿演出中的一些片段打趣。最后，我问他们有没有发现音乐方面的毛病。没有。那多拉蒂最后的手势呢，不会和音乐对不上吗？“哦，别在意，”他们说，“我们才不会管呢，他在最后几节总是有点儿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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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了第一个半年之后，我必须得想出一个能让英国广播公司感兴趣的节目提案，用剩下半年来赚取生活费用。这次是要研究动物还是人呢？也许我应该试着换换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比如考古或历史？或许做点与人类在地球上制造的生态问题有关的东西，这个问题已跟我广播之外的私人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将以上所有话题都结合起来的主意——沿着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顺流而下，进行一次从源头到河口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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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能看到很多动物。从考古学上来说，我们可以看看大津巴布韦遗址（the ruins of Great Zimbabwe），它在往南一点的地方，那一片当时还是南罗德西亚[2]。从人类学的角度，赞比西河中游沿岸的巴罗策兰（Barotseland）仍有着遵循传统方式生活的人们，从他们身上应该能找到有意思的课题。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讲述利文斯顿[3]沿河旅行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探索这条河流的欧洲人。而最近，河流中下游新建成的卡里巴水坝（Kariba Dam）又将引出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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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马利根将再次担任摄影师，但鲍勃·桑德斯不能和我们一起了——混音室召回了他。然而，澳大利亚之行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喜欢上去到这个世界更原始的地方旅行，以至于下定决心也要以这种方式谋生。不久之后，他又上路了，再次做起了录音师。随后，他很快开始亲自执导出游的影片，记录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极其艰难的旅程，影片大获成功。我们找来了录音师鲍勃·罗伯茨（Bob Roberts）顶替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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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比西河上，很容易看到动人心魄的野生动物。几十头大象成群结队地来到河边喝水，我们乘船从它们身边经过，它们却浑然不觉。河马在河中央紧紧地互相依偎着，你可能会把它们认作小岛，直到一块灰色的圆石突然从鼻孔里喷出两股水汽。红蜂虎（bee-eater）成群地在河岸上筑巢，而它们上方，500只鹈鹕一只接一只排成一列纵队，飞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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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见到的最奇异的物种是一种半水栖的羚羊——红水羚（red lechwe）。它的蹄子又长又宽，向外伸展，这样赤驴羚的重量就能分散到潮湿的植被上。成千上万的赤驴羚群生活在卡富埃河（Kafue River）附近洪水泛滥的平原上。卡富埃河是赞比西河的一条支流，从北部汇入。我们看着它们在沼泽地里吃草，当它们被我们的出现突然吓到的时候，我们拍下了它们角朝后搭在肩上蹦蹦跳跳跑开、像一群群江豚扑腾起水花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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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驴羚群随着河流的变化规律进行迁徙，雨季洪水泛滥时，就离开主河道，以被水淹没的草和芦苇为食，有时水深可到它们的腹部。而随着平原的干涸，它们再返回更靠近河流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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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西河洪泛区平原上的人们也像赤驴羚一样季节性地迁徙。随着旱季河水退去，巴罗策人（Barotse）又在首领利通加（Litunga）带领的仪仗队列引领下，启程返回平原地带。我们把旅行时间定在了这次迁徙进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去了利马龙加（Limalunga），这是利通加雨季时的居住地，位于赞比亚河东边的高地上。我们去请求他允许，以拍摄迁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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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龙加在镜头里显得特别有传统的风味：一簇簇圆形的茅草屋，每个屋外都围着整齐的芦苇栅栏。利通加的宫殿坐落在这片房屋的中心，四周环绕的栅栏比其他的高得多，大捆大捆的芦苇绑成特殊的图样，由顶部尖尖的长杆支撑着，杆尖涂成了白色。这两种装饰都是巴罗策皇室的特权。在门前的空地上立着一根旗杆。空地一边的一棵大树树荫下，有一支由鼓和天狼星琴（sirimbi）——一种木琴——组成的乐队，他们白天几乎不间断地在演奏。男人和女人们成群地站在一起聊着天。偶尔会有一两个人不由自主地跳起舞来，他们转身面对着宫殿的大门，高举起双手，扭动着臀部。利通加最近去伦敦参加了有关北罗德西亚即将独立的会谈，刚刚回来，这是人们在表达对他平安返回到他们中间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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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求依照传统方式拜会这位半神的人物。我们坐在大门口，双腿并拢侧向一边，按一种叫作坎德来拉（kandalela）的礼数要求拍着手。一位宫廷官员出现了，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然后我们被护送着穿过两个庭院来到了宫殿里，这座宫殿是一座双层的欧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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