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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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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布莱克门实现了结婚成家的心愿。1938年8月，他在网球场邂逅了年轻的多萝西·克拉克。那个夏天的周末异常炎热，布莱克门与一名球友连战三局，正口干舌燥，在热浪中喘气。这时，他们注意到远处有两个女孩正在对打。单打实在太耗力气，两人决定邀请对方打“混双”多萝西·克拉克是本地一位商人的秘书。”她的腿可真漂亮!”布莱克门后来说。那天下午，他们打完网球后，还一起去游泳。布莱克门与克拉克交往了3年多，直到她有天偶染小恙，他才在病榻前向她求婚。两人于1941年6月21日喜结连理，婚后迁人一座新公寓，从那里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哈里所在的律所。随后几年，他们的三个女儿陆续出生：南希，1943年；莎莉，1947年；苏珊，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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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客户之一，是梅奥诊所（Mayo Clinic)，这家诊所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东南部70英里的罗切斯特。事实上，他后来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处理与梅奥诊所相关的法律事务上，如提供税务、房产方面的建议，或者为部分医生提供个人法律服务。1949年，诊所管理层决定聘请他出任首位驻院法律顾问。这就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名律师，成为这家资产过百万的非营利法人的一名高管。他认真思考了数周，与妻子赴罗切斯特考察了居住条件、女儿人学情况后，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职位。搬家后，他与社区居民相处融洽，也很受医生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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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后来坦陈，在梅奥诊所的9年，是他执业生涯中最为愉悦的一段时光。在他主持下，诊所进行了自梅奥兄弟1919年建所以来的首次资产重组。无论是医疗事故，还是公共关系，他都提供过专业建议。外科医生的晚间餐叙，诊所员工的月度聚会，都喜欢邀请布莱克门参加。他会认真倾听医生们的最新研究进展，分析可能存在的隐患，有时甚至观摩手术或医疗实验的过程。”我发现自己观摩的手术越多，就越能为医生们提供更好的建议。”他后来写道。布莱克门对社区事务也很热心，1955年，他当选为扶轮社罗切斯特分社主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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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从私人执业律师变身为公益机构高管期间，沃伦·伯格也在完成自己的人生转型。伯格从1930年代起，就积极参加明尼苏达州共和党的活动，最终走上了全国性政治舞台。1952年，伯格以代表身份，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明尼苏达前州长哈罗德·史塔生的支持者。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与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激烈竞选中，伯格替艾森豪威尔争取到明尼苏达州代表的支持。大选胜利后，作为回报，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格为司法部助理部长，执掌民权事务部。在那里，他将领导180名政府律师，处理与联邦政府有关的各类重要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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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赶在艾森豪威尔就职典礼之前，伯格抵达华盛顿。两个老朋友之间的通信已经中止了近20年，这时却很快恢复。伯格当时仍是圣保罗市一家著名律所的合伙人，加人新政府后，他的薪水将大幅缩水。”这个决定虽然艰难，但在所难免。”1月8日，他致信布莱克门说，“我们都深知在彼此心中，始终有一种召唤，我们谁都避不开。你选择离开律师行业，捷足先登，走上一条更能令你发挥所长的道路。现在，轮到我做出选择了。”从此，伯格再未回明尼苏达州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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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第二章 上诉法院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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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相隔千里的好友，恢复了书信来往，频率也较过去密集。尤其是沃伦·伯格，他以前从来没有在明尼苏达州之外的地方生活过，华盛顿对他来说，简直像另一个星球。在给布莱克门的信中，他事无巨细，皆翔实以告，并不时发出感叹。”你会发现，自己正被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时代洪流，还得不时提防撞上沿岸巨石。”他在参加完最高法院一次庭辩后写道。尽管过去的知识、经验积累，已足以让伯格应付各类挑战，但他还是认为：“许多事情无法用常理解释，只能仰仗天使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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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每一分钟都让人感觉很来劲。”伯格参加完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后写道。一次，他在白宫晚宴上偶遇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事后，他用充满敬意的口吻，向布莱克门描述了对胡佛的观感：“他的面部轮廓凸显了坚毅有力的个性，深邃的蓝眼睛更衬出他的冷静，他环视四周时，看起来像荷兰画家伦勃朗笔下的条顿人，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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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切斯特，布莱克门一直为老友喝彩，常敦促伯格多谈谈各类新奇见闻。”透过你的来信，分享你在华盛顿的各种精彩体验，以及你的闪耀成就，对我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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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伯格开始为布莱克门在华盛顿的前程铺路，以便两人早日能够并肩作战。1953年3月，他没和布莱克门打招呼，就联络了新任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打听有没有合适的行政职位能提供给自己的朋友。当布莱克门表示，无论如何，短期内并不打算离开梅奥诊所时，伯格坚持寄给他一份自己代拟的求职信初稿，让他向布劳内尔表态，希望未来有机会为其效劳。布莱克门照着这份初稿重新打了一封信，寄给了布劳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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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伯格为政府工作已满一年，他打算继续在那里效力。”公职经历令我相信，这里可以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你希望它成为什么样子，它就会成为什么样子。钱多钱少根本不重要。在这个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正辛勤劳作，有的人只留下微小印记，更多人创下丰功伟绩，他们从事自己真心热爱的事业，幸福、快乐、知足。”这封充斥着理想主义色彩，又略带显摆之意的信件，显示出伯格过分自信的个性。但是，微薄薪水导致的焦虑不安，很快成为下一封信的主题。才过了7个月，伯格又来信说：“感觉在这儿快待不下去了，财政上的压力令人难以忍受，不过，再过6到8个月，我当初拟定的目标就能全部实现了。”在首都见过大世面后，伯格当然不愿返回圣保罗重操律师旧业。他说，现在最吸引他的，是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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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支持伯格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对你来说，一项司法任命“绝对是头等大事”但他也劝伯格不要完全放弃回明尼苏达州执业的可能性。”我过去常向你提起，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你合开一家伯格&布莱克门律师事务所。这件事想想都觉得很棒。有空我会找你好好谈谈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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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伯格终于如愿以偿，艾森豪威尔提名他出任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与现在一样，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提名。{20}特区上诉法院的案件多与各大联邦政府机构相关，比其他11个巡回上诉法院（现在已经是13个）的案件更引人注目，其重要性仅次于联邦最高法院。这项提名令布莱克门非常兴奋，他写信告诉伯格的母亲：“这一荣耀对他来说，真正是实至名归。我们这些多年老友，都深深以他为荣，相信您也是一样。”他同时致信国会里的两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一位是资深参议员爱德华·泰，他是共和党人，自然不会阻挠伯格的确认程序。但是，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是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说服他就得费些口舌。”我知道伯格并非贵党成员，”布莱克门在给汉弗莱的信中写道，“但换个角度来看，他在共和党内其实一直被视为‘自由派’。”布莱克门表示，他坚信伯格“加入上诉法院将取得辉煌成就”汉弗莱回复说：“我相信伯格先生将通过确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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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什么人投反对票。惟一的意外，是被伯格解雇的三位司法部前职员，对提名提出了异议。这场风波，使确认投票推迟到1956年3月28日才举行，但结果却是皆大欢喜。布莱克门专程赶往华盛顿，见证伯格宣誓履职。伯格在一张抬头印有“特区法院”字样的公文纸上写道：“简直难以形容上周五见到你光临时，我有多么激动，简直就像你又做了一次我的伴郎。”布莱克门回复道：“这是目前我最关心的事，你有伟大的前程，美好的未来正在你面前展开。”布莱克门问伯格，需要他送什么礼物致贺，伯格建议：“要不送些墨水给我吧，成打的判决书等着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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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伯格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份该死的工作”内心充满怀疑。几个月后，他致信布莱克门：“这份工作确实需要付出不少努力才能做好，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具备这个能力。”他有时会质疑自己为何选择到法院工作，以及是否有必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他说：“有时我就像那个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娶了玛丽莲·梦露的家伙。每个人对他都有羡慕嫉妒恨的感觉。但他本人可不觉得有多么美好，因为他压根儿没打算和梦露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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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是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提名的第三位法官，也是最后一位。伯格履任时，首席法官是亨利·埃杰顿，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7年任命的一位自由派法官。{22}不久，戴维·贝兹伦接任首席法官职位，他由杜鲁门总统任命，也是一名自由派人士。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当政的1960年代，这座法院的审判席上，陆续坐满了自由派法官。{23}总之，由于多数法官比伯格更为左倾，伯格经常成为势单力薄的异议者，尤其在涉及刑事被告人权利的案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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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很快陷入一场意识形态纷争。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贝兹伦法官。贝兹伦向来注重维护精神病人权益。1954年，伯格履任前，贝兹伦在“德拉姆诉美国案”(Durham v.United States)的判决中，曾就如何认定刑事被告人精神错乱，确立了一项全新的标准。后来，这项新标准在贝兹伦与伯格之间，引发了一场漫长、激烈的冲突。传统刑事案件中的精神鉴定标准，是看被告能否辨明对错。一些法院要求被告证明他的行为是在“无法压制的冲动”（irresistible impulse)下所为。贝兹伦认为，这是19世纪的法院适用的标准，没有吸收现代精神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在“德拉姆案”的判决中指出，“无法压制的冲动”标准“无法涵盖那些以忧郁焦虑为特征的精神疾病”根据他确立的“德拉姆规则”（Durham rule)，如果陪审团认定被告的违法行为是由“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引起，法官应该免除被告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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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姆案”判决引起很大争议，法官、律师、精神病学专家中的许多顶尖人物都加人论战。支持者认为，这一判决是现代法律与精神病学的伟大融合。反对者认为，新的标准过于依赖精神病学专家的证词，对何谓“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没有向陪审团提供足够的指引，更没有要求被告证明违法行为确实由精神疾病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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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姆规则”也没有得到其他巡回上诉法院的认同，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后来作出的150个判决，对“德拉姆规则”陆续进行过解释或修正，最终不得不在1972年正式废弃了这一规则。伯格非常讨厌“德拉姆规则”在他看来，该标准忽略了个人责任这一核心问题，使法院完全受制于精神病学家含糊不清、扭曲善变的理论。他决定说服其他法官，推翻“德拉姆案”当然，这也使他陷入一场激烈、纠结的斗争，导致他在法院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我用了大半辈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推动变革者’，如今却成了一个‘维持现状者’，我现在只想着保持合理平衡，令法律审慎发展。”1957年初，他在给布莱克门的信中说，“做一个维持现状者真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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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很关注伯格在精神病鉴定问题上的立场。他在梅奥诊所找到一位精神病学专家，方便伯格随时与他交流，还将伯格不时寄来的判决意见读给专家听。不过，他从不参与伯格与别人的争论，也不回应伯格对最高法院日益频繁，甚至用词尖锐的批评。伯格沮丧地发现，最高法院正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率领下，逐案扩张刑事被告人的权利，抑制检警部门的权限。他在给布莱克门的信中，将自由派大法官形容为“冒牌货”与“平庸之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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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好友都已年届五十，伯格已适应了上诉法院的生活，现在轮到布莱克门内心纠结了。他已在梅奥诊所待了将近8年，虽然他喜欢这份工作，也珍惜与同僚间的友情，却再度萌生了另谋高就的念头。1957年末，他写信告诉伯格：“现在，我有点儿想回去做律师了，你有什么建议吗?”不到一年，机会就不期而至。桑伯恩法官在75岁寿辰那天告诉布莱克门，他计划从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任上退休，转为资深法官。{25}这意味着该院审判席上将出现一个空缺，他希望布莱克门成为继任者。联邦法官原则上是不能指定继任者的，但桑伯恩人脉挺广，自信可以搞定此事。他明确表态，除非由他确认继任者，否则将拒绝转为资深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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