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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契洪特,1886年5月12日作于情绪陷入愚痴的哲思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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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犀利尤其展现在他对女性作家的态度上,有时候是近乎刻薄的。正因为如此,他激怒过一些女作家,也有过唇枪舌剑。比如沙芙罗娃有一次请契诃夫看看自己新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错误》,契诃夫直接回复:“女士,您的《错误》确实是一个错误。这篇小说只有某些个别地方是写得好的,而其余的一切则是由沉闷和无趣构成的一个无法通行的密林……”[168]他甚至在信的结尾流露出一丝轻蔑的语气:“我们该见见面就好了。您可以唱唱歌,我可以听您唱,我们还可以在一起谈谈文学,谈谈克里米亚……”[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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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回信让人感觉,沙芙罗娃并不具备写作的天赋,她只配在男人面前唱唱歌,陪他们一起谈谈文学,谈谈旅行。这样的回信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女性所无法接受的。1895年,他在给沙芙罗娃的另一封信中提到了关于“未婚妻”的话题,信是这样写的:“我在写一个短篇小说《我的未婚妻》,我曾经有个未婚妻……我的未婚妻叫‘米修斯’,我曾经很爱她。我就在写这个。”[170]这封信引起很大程度的好奇,那就是契诃夫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位名叫“米修斯”的未婚妻。其实契诃夫并没有过这样一位未婚妻。这位名叫米修斯的未婚妻出现在他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中,而这篇小说原来的题目就是《我的未婚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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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诗句:“迷人的巴布金诺庄园善良的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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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季雅·阿维洛娃,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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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次,他对女作家阿维洛娃[171]的批评,遭到了对方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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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在一封写给契诃夫的信中狠狠指责了他。因为她听说契诃夫在1892年1月1日的纪念晚会上,在酒馆里夸口要把阿维洛娃从她丈夫的手中带走。这其实是一个文坛谣言,但是传到了阿维洛娃那里,让她大为不快!她直接去信责问契诃夫,并谴责他“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希望他尊重女人,不要借他人的友谊来抬高自己。阿维洛娃甚至还写道:“单单为了这种轻信,就容易溅上一身烂泥。”意思是说,她和契诃夫之间并没有什么,她只是作为同行向契诃夫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契诃夫不该出于卖弄,在其他朋友面前炫耀此事,以至于让其他人误会她对他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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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女性时常会在各种谣言和误会中被毁坏名誉。阿维洛娃很谨慎,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她受不了这种传言,故而写信去质问契诃夫。契诃夫当然感到莫名其妙,给她回信说:“您的信使我伤心……我和烂泥……我的人格不许我为自己辩护,再说您的指责也太含糊,我无法从中看清楚需要做自我辩护的要点。就我所能理解的来说,您谈到的是一个什么人编造的谣言。”[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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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淡定的契诃夫不再淡定了。他希望阿维洛娃能够相信自己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是因为文学圈子总是有那么多喜欢私下议论他人的无聊庸人。契诃夫说:“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两人,我和他,谈了很久,谈到您和您的妹妹是非常好的人……纪念会上我们两人都略有醉意,但如果我当时果真醉得像鞋匠或者发了疯的话,那我也不至于卑贱到‘这样’和‘烂泥’的程度(您竟举得起手来写出‘烂泥’这个字眼)……”[173]可以看出,阿维洛娃说出“烂泥”的字眼,是契诃夫所不能忍受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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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诺夫》的演出海报,莫斯科的科尔什剧院,188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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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思的是,阿维洛娃在契诃夫去世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公开了“她和契诃夫之间的爱情”。阿维洛娃认为自己就是契诃夫一生挚爱的女人,并声称这是一段虽然历时十年却从来无人知晓的爱情故事。[174]同时代也有人回忆,认为他们之间也许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到底这是不是事实呢?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这段历时十年而无人知晓的爱情呢?这种说法首先遭到了玛丽雅的否认。我们反复品读两人之间的通信之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阿维洛娃一厢情愿的臆想。契诃夫在信中一直保持着和阿维洛娃礼貌的距离,并维护着她的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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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于1889年在出版人胡捷科夫的寓所认识,当时正值契诃夫的戏剧《伊凡诺夫》首演。其实那一次见面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有意味的谈话,但阿维洛娃把契诃夫当时的沉默理解为意味深长的一次初见。三年之后,契诃夫和阿维洛娃又在《圣彼得堡日报》发刊25周年的纪念会上偶然地被安排坐在一起。这次见面之后,他们断断续续地通信,一直持续到契诃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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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去世之后,阿维洛娃要求玛丽雅退还了自己写给契诃夫的所有信件。然而事实上,契诃夫写给她的信早已公之于众,这些信让我们感受到朋友式的尊重、友谊和问候,主要都是关于小说写作技巧方面的忠告和建议。我们从这些信件中能够明显地察觉到契诃夫式的谨慎和机智。他始终避免涉及感情问题,但又不失自然和亲切,并努力地把两人的关系维持在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中。他有时候批评阿维洛娃写作中的问题,让对方感到委屈甚至生气,但是他的语气和姿态始终表现出老师和兄长一样的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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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阿维洛娃想寻找一次和契诃夫单独相处的机会,于是郑重约请他到家中做客。有趣的是,一位不速之客搅乱了阿维洛娃精心安排的晚餐。或许契诃夫私下说过恭维的话,或许他也有逢场作戏的时候,但阿维洛娃显然是把一个男人的礼貌和无意中的戏语当成了誓言。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阿维洛娃定制了一个图书形状的小表坠,一面刻着“安东·契诃夫中篇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267页,6—7行”。契诃夫按图索骥,找到了自己小说集中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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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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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的这个举动令契诃夫印象深刻,以至于他把这个传情方式吸收进了《海鸥》。《海鸥》首演的当天,契诃夫邀请阿维洛娃看演出,并提醒她注意剧中的台词。果然,当阿维洛娃听到“第121页,11—12行”这句话的时候,她怦然心动。这句台词难道是在回应自己刻在表坠上的那句话吗?她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演出一结束,她就匆匆回家,迫不及待地翻到小说集的第121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找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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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姑娘不该参加化装舞会。[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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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马上明白契诃夫指的是1896年圣彼得堡的一次化装舞会。尽管她戴着假面,但是契诃夫依然认出了她。在《海鸥》首演后,很多报纸都对《海鸥》进行了尖刻的批评,阿维洛娃则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赞扬的短文。[176]或许正是由于阿维洛娃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契诃夫一如既往的感激、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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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维洛娃也说过一些令契诃夫感到不快的话,比如说他“像蜜蜂一样随心所欲地采蜜,然而始终冷漠寡情,无动于衷”。这显然是指契诃夫对自己的冷淡。对此契诃夫并不反击,而是用幽默机智柔和地揶揄了阿维洛娃的多情:“您对蜜蜂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它是先看见了鲜艳美丽的花朵,然后再采蜜的。”[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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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的回忆录中提到契诃夫在离世前不久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她把这封信看了几百遍。这封写于1904年情人节的信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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