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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女性时常会在各种谣言和误会中被毁坏名誉。阿维洛娃很谨慎，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她受不了这种传言，故而写信去质问契诃夫。契诃夫当然感到莫名其妙，给她回信说：“您的信使我伤心……我和烂泥……我的人格不许我为自己辩护，再说您的指责也太含糊，我无法从中看清楚需要做自我辩护的要点。就我所能理解的来说，您谈到的是一个什么人编造的谣言。”[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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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淡定的契诃夫不再淡定了。他希望阿维洛娃能够相信自己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只是因为文学圈子总是有那么多喜欢私下议论他人的无聊庸人。契诃夫说：“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两人，我和他，谈了很久，谈到您和您的妹妹是非常好的人……纪念会上我们两人都略有醉意，但如果我当时果真醉得像鞋匠或者发了疯的话，那我也不至于卑贱到‘这样’和‘烂泥’的程度（您竟举得起手来写出‘烂泥’这个字眼）……”[173]可以看出，阿维洛娃说出“烂泥”的字眼，是契诃夫所不能忍受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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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诺夫》的演出海报，莫斯科的科尔什剧院，188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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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思的是，阿维洛娃在契诃夫去世之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公开了“她和契诃夫之间的爱情”。阿维洛娃认为自己就是契诃夫一生挚爱的女人，并声称这是一段虽然历时十年却从来无人知晓的爱情故事。[174]同时代也有人回忆，认为他们之间也许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到底这是不是事实呢？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这段历时十年而无人知晓的爱情呢？这种说法首先遭到了玛丽雅的否认。我们反复品读两人之间的通信之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阿维洛娃一厢情愿的臆想。契诃夫在信中一直保持着和阿维洛娃礼貌的距离，并维护着她的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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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于1889年在出版人胡捷科夫的寓所认识，当时正值契诃夫的戏剧《伊凡诺夫》首演。其实那一次见面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有意味的谈话，但阿维洛娃把契诃夫当时的沉默理解为意味深长的一次初见。三年之后，契诃夫和阿维洛娃又在《圣彼得堡日报》发刊25周年的纪念会上偶然地被安排坐在一起。这次见面之后，他们断断续续地通信，一直持续到契诃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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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去世之后，阿维洛娃要求玛丽雅退还了自己写给契诃夫的所有信件。然而事实上，契诃夫写给她的信早已公之于众，这些信让我们感受到朋友式的尊重、友谊和问候，主要都是关于小说写作技巧方面的忠告和建议。我们从这些信件中能够明显地察觉到契诃夫式的谨慎和机智。他始终避免涉及感情问题，但又不失自然和亲切，并努力地把两人的关系维持在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中。他有时候批评阿维洛娃写作中的问题，让对方感到委屈甚至生气，但是他的语气和姿态始终表现出老师和兄长一样的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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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阿维洛娃想寻找一次和契诃夫单独相处的机会，于是郑重约请他到家中做客。有趣的是，一位不速之客搅乱了阿维洛娃精心安排的晚餐。或许契诃夫私下说过恭维的话，或许他也有逢场作戏的时候，但阿维洛娃显然是把一个男人的礼貌和无意中的戏语当成了誓言。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阿维洛娃定制了一个图书形状的小表坠，一面刻着“安东·契诃夫中篇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267页，6—7行”。契诃夫按图索骥，找到了自己小说集中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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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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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的这个举动令契诃夫印象深刻，以至于他把这个传情方式吸收进了《海鸥》。《海鸥》首演的当天，契诃夫邀请阿维洛娃看演出，并提醒她注意剧中的台词。果然，当阿维洛娃听到“第121页，11—12行”这句话的时候，她怦然心动。这句台词难道是在回应自己刻在表坠上的那句话吗？她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演出一结束，她就匆匆回家，迫不及待地翻到小说集的第121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找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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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姑娘不该参加化装舞会。[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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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马上明白契诃夫指的是1896年圣彼得堡的一次化装舞会。尽管她戴着假面，但是契诃夫依然认出了她。在《海鸥》首演后，很多报纸都对《海鸥》进行了尖刻的批评，阿维洛娃则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赞扬的短文。[176]或许正是由于阿维洛娃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契诃夫一如既往的感激、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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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维洛娃也说过一些令契诃夫感到不快的话，比如说他“像蜜蜂一样随心所欲地采蜜，然而始终冷漠寡情，无动于衷”。这显然是指契诃夫对自己的冷淡。对此契诃夫并不反击，而是用幽默机智柔和地揶揄了阿维洛娃的多情：“您对蜜蜂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它是先看见了鲜艳美丽的花朵，然后再采蜜的。”[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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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的回忆录中提到契诃夫在离世前不久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她把这封信看了几百遍。这封写于1904年情人节的信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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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高兴兴过日子，不要太费脑子去探究生活，大概这生活实际上要简单得多。这是我们并不了解的生活，值得大家去对它苦苦思索吗？为了这种痛苦的思索，折磨了我们多少俄罗斯人的脑袋瓜—还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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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握您的手，为了您的来信，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祝您健康和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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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您的安·契诃夫[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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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3月21日，契诃夫和苏沃林在艾尔米塔什饭店用餐，突然出现了肺部大出血。他被送往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并确诊了肺结核。契诃夫住院期间，许多人都去探望，其中包括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还在契诃夫的病房里和他谈论了永生和道德沦丧，艺术的庸俗、衰落和终结等许多问题。虽然契诃夫感到不解甚至怀疑，但身体孱弱的他已经没有任何争辩的力气。[179]契诃夫隐隐约约感到托尔斯泰走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死胡同，而事实上，这个困境一直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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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探望的朋友中自然还有阿维洛娃。在玛丽雅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阿维洛娃前来探望的特殊之处。很多人都给契诃夫送来了鲜花，但是医生不允许在契诃夫的病房里放花。尽管如此，病房床头依然摆放了一束花，那是阿维洛娃送来的玫瑰和铃兰。阿维洛娃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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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双手接过花束，把脸藏在花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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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喜欢的花，”他喃喃地说，“玫瑰和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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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说：“你可不能这样，安东·巴甫洛维奇，无论如何不能：医生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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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是医生，”契诃夫说，“可以！劳驾，请把它放在水里。”[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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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洛娃曾经两次到医院去探望。契诃夫在1897年3月28日写给阿维洛娃的信中说：“您送的鲜花并未凋零，反而更加娇艳了。同行们同意我把这些鲜花供养在床头。您的心肠真好，太好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激您才好。”[181]从这封信的内容和语气，我们能感受到契诃夫对阿维洛娃真挚的礼貌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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