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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粒子物理学界充斥着老掉牙的低效率和奇闻怪事。论文作者在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到有审稿人的物理学期刊之前，通常以“未发表稿”的形式传阅他们的论文。这种未发表稿最开始只是一种非正式的研究笔记，在同事间相互传阅，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制度固定下来。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将他们的未发表论文寄给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有可能会对之感兴趣或是可能有影响的人。这些作者还向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图书馆寄上一份复印件，这个图书馆每两个星期将所收到的未发表稿编成目录寄给订阅者，订阅者则可以按照这份目录从原始作者那里索要复印件。牛津大学物理系是相对比较穷的[3]。当我或其他人写了一篇新的论文，牛津就用平信把它们寄出。结果是，美国的物理学家要等研究结果出来后4~6个星期才能看到新的论文，如果竞争者也在研究相似的问题，那么这会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延迟。相应地，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物理系也是用平信的方式寄出未发表稿，这样又使延迟加倍。因此，这场比赛非常不利于小型的或国外的研究机构——它们相对短缺的预算意味着它们是最后收到最新研究成果的书面材料的。曾经有段时间，我急切想让外界了解我的研究成果并让自己有个好的学术前程，于是我自己掏钱来复印、校验并通过航空邮件把自己的60份未打印稿向外寄出。而现在，所有的最新研究成果都挂在网上，所有人都可以不花费任何成本而下载下来，而这本身就是CERN的物理学家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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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作风非常老派。我认识的一个学生小心翼翼地把他的餐后水果——香蕉剥开皮，然后像吃香肠一样吃这根香蕉。他优雅地用叉子将香蕉按在盘子里，然后用刀子将它切成一片一片。我认识一个特别崇尚英国的加拿大人，刚开始他嘴里叼着烟斗，上身穿着斜纹软夹克，下身配马裤呢裤子，脚蹬沉重的手工缝制的大号英式皮靴，在温暖宜人但又永远潮湿的天气里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我不得不承认）他一些装备做得非常完美。短短六个月，他的伦敦腔已经有模有样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是所在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带我去贵宾席参加宴会。所有的教师都令人叹服地谦恭、礼貌，与我交谈的时候都身子前倾，而我那位朋友，由于是席中资历最浅的研究员，则每次都主动离开桌子传递波尔多红酒和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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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牛津有些学院是非常富有的，这些学院里的教师也生活得非常不错，但纯学术院系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在位于广场南路的理论物理系，我与唐·辛克莱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他是一位脾气粗暴得可爱但又不太好相处的澳大利亚人，是强相互作用的点阵规范理论的早期开发者。他通常工作到深夜，习惯用他那排巨大的彩色毡头墨水笔铺满桌面，用点阵计算表格把1英尺[4]高的纸张给填满，看上去就像丁格玩具的模型。因为大学在冬天夜间并不供暖，而我们办公室的房子保暖性能又不好，所以夜里室温下降得很快，于是唐就在白天固执地将暖气开到最大，徒劳无益地希望为晚上积聚热量。这样一来，我们办公室几乎就待不了人，白天像是散发着馊味的桑拿室，晚上不戴手套都握不住铅笔，而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时间又非常短暂。可一旦他在女人方面遇到了问题，他就会变得非常健谈，并伤感而准确地向我坦诚，他是那种遇到了麻烦才变得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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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其实英国人是非常排外的。在美国，身为南非人还曾稍稍有些优越感，因为外国人很受欢迎，并被认为是很有意思的。而在英格兰，你不过是又一个英国殖民地来的人罢了。埃娃的斯洛伐克朋友朱珊，也像埃娃一样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离开祖国，后来入牛津求学，当时在附近的一所高中教书。一天，她评论她的一位英国同事时谈道：“你们知道吗，他真的很聪明，本来他能当上校长的，但他永远也当不上，因为他的妻子是瑞典人。”而这似乎无需任何解释。对于犹太人的身份，我有时也稍感不适。一位研究生朋友问我，为什么给在牛津最后一段时间所生的儿子约书亚起了“这么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回应，我只好引用约书亚·恩科莫[5]为例，说明这是一个非洲传统的名字。另外一位学生告诉我，计算机中心让他们利用计算机的时间“像犹太人”一样吝啬。还有一天，我那位“切香蕉”朋友对我说，他们系将很快接待“一些来自魏兹曼研究所的犹太人”，她显然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区别而感到相当困惑。所有这些人的举动并未是为了表达恶意，但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毫不犹豫地对我的民族身份问题不愿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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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很多外国人都有相似的经历。萨瓦斯是一位塞浦路斯朋友，他自从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就住在英国，持有一本有特别约束的英国护照，只要他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停留超过三年，这本护照就会过期。我很快意识到，任何针对外国人的偏见似乎都有未言明的合理性，其实更像是似是而非。一位印度博士后朋友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并将其停在靠近克拉伦登实验室的广场南路，我跟他开了个玩笑，以系主任的口吻跟他留了一张便条，声称他那辆车的破旧外观有碍该场所之观瞻，因此让他以后不要将车停在这么靠近实验室的地方了。他极其严肃认真地对待此事，在我拦住他之前就跑到系主任那里去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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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本身也有着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只要你惹怒他们，他们就要向你的上司告你的状。在进入牛津两年后，返回纽约两个月前，我的主任医师给我发了一封信，要求我去做一个X光检查，以排除肺结核的可能。我回了一封信，指出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我身上可能潜伏着的肺结核，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我刚到的时候做X光检查。这位主任医师将我的回复直接递到物理系系主任那里，并加上了以下手写的注释：“尊敬的某某教授，你们系里都招了些多么可爱的人啊！”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系的系主任竟因此而严厉地批评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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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历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我妻子系里的一次聚会上，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来自瑞典的女士，她是已故的奥斯卡·克莱因的女儿。奥斯卡·克莱因是我在南非念本科时就学过的卡鲁扎-克莱因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同时也是粒子物理学理论大厦支柱的奠基者，这些支柱包括以其名字命名的、描述不旋转量子粒子的克莱因-戈登方程，以及描述康普顿（光子-电子）碰撞的克莱因-仁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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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博士后访问学者普雷德拉格·切维塔诺维奇，此后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很多年，因为他是那种似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并真的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位肤色黝黑的、英俊的克罗地亚人，十几岁就离开了南斯拉夫去了美国。普雷德拉格总是自诩过着令人羡慕的独立生活，从不受他人世俗规范的约束。他骑自行车环游英国，在牛津夜总会跳舞，在布莱克《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的戏剧作品中扮演角色，有个夜晚我在大学广场还观看过这部作品。他足蹬烟草色的阿迪达斯运动鞋，身穿蓝色粗斜纹棉质地工服套装，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衫。当他母亲短期地来探望他时，他谈论起他的母亲，就像是另一位可爱、有趣的熟人。对于他貌似真实的自负，我颇有敬畏。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很有牛津风格的游园会上，我曾受过他的鄙视。我当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中包含了“我的妻子”和“我的车子”等短语。普雷德拉格随即大声谴责世界上那些边走边说“我这个、我那个”的人。我容忍了他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的极端独立，从来没有问到底是什么困难才导致这种表现。詹姆斯·格雷克在他的《混沌：开创新科学》（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一书中提到，就在我认识普雷德拉格的时候，他正在钻研混沌理论某一方面的问题，这一工作成果对于米切尔·费根鲍姆（Mitchell Feigenbaum）后续取得混沌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格雷克写到，普雷德拉格是如此痴迷于该领域的研究，以至于他选择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即使他是受雇来做粒子物理研究的。粒子物理学家都是还原论者，有充分的理由鄙视混沌理论，因为这一理论表面上看与物质的基本属性毫无关系，应该在5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当我们的儿子约书亚在1977年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即将离开牛津返回纽约之前，普雷德拉格带了一瓶葡萄酒来庆祝，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1984年，我还偶遇过他一次，那时我的女儿桑娅出生不久，我正用轻便婴儿车推着桑娅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附近。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自己命运之舟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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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某个时候，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将斯蒂芬·沃尔夫勒姆领到系里来。斯蒂芬那时还是个16岁的早熟的伊顿公学学生，但他已经自己撰写了关于粒子物理学研究的未发表稿。这些不成熟的论文没有什么特别，但十几岁的孩子就能写出这样的论文，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他会对牛津的研究生们构成威胁。幸运的是，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属于另一代人，我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斯蒂芬后来进入牛津求学，最终成为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的领导，并且是MathematicTM程序的发明人。MathematicTM程序是一个在计算机上运行的用符号数学计算的操作系统，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宽客们所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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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在牛津校报上看到一则人智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的广告，这个学会是已故德国专家鲁道夫·史代纳的信徒们组成的一个组织。8年前，还是在开普敦的时候，史代纳的书就曾被詹尼·鲁医生推荐给我。这些年里，他的书我曾扫过一两眼，然后就被束之高阁了。刚到牛津那几个月里，孤独的某天，我走到狭小的史代纳书店，挑选了一本他的《更高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那天晚上，我在床上开始读这本书，开头的几句话就令人震惊，使人兴奋，这几句话清晰而有力地阐释了人生之复杂与混乱。我不过是人智学的业余爱好者，但人智学者的书给我留下了强烈且振奋人心的印象，尽管这些书都是由浮华的德式英语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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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学者并不反对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知识，但人智学者反对大多数科学家所信奉的幼稚且自负的唯物主义。相反地，据我所知，他们提倡依赖于对外部和“内部”小心、仔细的、一种歌德式的科学观察。史代纳谈到灵魂，就像其他人谈到物质对象一样直接，这一点我很欣赏。他把人的内心感受放在第一位，将内心世界视为同外部世界一样的真实的一部分。几年后，我很高兴能读到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一书，这本书里贝特尔海姆指出，弗洛伊德最初的德国文本都是用简单、直接的术语来描述“psyche”（“灵魂”一词的希腊语单词）的。根据贝特尔海姆的说法，是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把弗洛伊德所用的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易于理解的“Ich”“Es”“Uber-Ich”［也就是“本我”（I）、“自我”（It）、“超我”（Above-I）的德文单词］用拉丁语化的人造单词“id”“ego”“superego”来代替。同样，还是斯特雷奇，在谈到口误这类行为时，用了一个伪科学的单词“动作倒错”（parapraxis）来代替德文单词“Fehlleis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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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是史代纳信徒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获得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已故的史代纳和他的学生欧文·巴菲尔德声名鹊起，我对史代纳的兴趣也随之强烈起来。贝娄在他的小说《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中对芝加哥进行了史代纳式的沉思，而且他在几篇文章和访谈中都提到了史代纳和巴菲尔德。于是我开始阅读巴菲尔德的《英文词汇中的历史》（History in English Words），这是从同步发展的英语词汇中提炼出来的、关于巴菲尔德人类意识进步理论的吸引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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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代纳的观点传承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更加奇特的神秘主义学者——布拉瓦茨基夫人[6]、神智学者，也许还有葛吉夫[7]。史代纳融合了德国的浪漫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对所有事物——从童年、教育以及对智障人士的指导，直到艺术和园艺——都有他自己的理论。我对我所能够理解的理论都非常感兴趣。当我试图向朋友谈起史代纳时，大多数情况下我遭遇到的却是嘲笑。可多年来，我发现我所崇敬的一些人都受到了史代纳和他的学派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早期的几位画家，如瓦西里·康定斯基、阿希礼·戈尔基以及亚瑟·多弗，其中多弗曾在他的演讲和素描中描述过更高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在纽约苏活区一家美术馆的展出中，我看到了史代纳在他的哲学讲座中，用彩色粉笔往黑板上潦草地涂写示意图的大幅照片。其后，在拜访高盛在马德里的客户途中，我顺道去了一趟蒂森博物馆，在那里我偶然发现几幅多弗的画作，这些画作同那些示意图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眼看上去就很明显。还有一次，在海牙泛欧交易所（Euronext）的一次期权会议后，我看到了一些荷兰画家蒙德里安早期关于百合花的画作，这些作品深受史代纳要描绘出生命物体精神本质的想法的影响。最近，我重读了格雷克关于混沌理论的书，他描述了歌德、史代纳和施温克（一位史代纳主义画家）对早期混沌理论研究者费根鲍姆和里布查德的影响，我被这些描述深深吸引。如他所说，这些人都是同一理想的拥护者：小心、仔细的独立观察，依靠自身的感觉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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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1976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我返回美国，主要是为了保持我的绿卡有效。接下来，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博士后期间，我开始与一位博士后蒂米·琼斯合作，对一些更加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开发了一种理论，假设自然在电子与超重μ介子之间强加了一种额外的置换对称性，试图对这两种粒子之间非常接近的相似性做出解释。我们的模型其实是对现在很流行的弱作用与电磁作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范模型的一个简单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将电子与μ介子联系起来。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研究此类模型，将置换对称性拓展到包括新近观察到的σ轻子，这是一种包括电子和μ介子的范围更广的粒子种类。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模型就可以预测出μ介子、σ轻子和β夸克都应该以一种奇特的、以前没有观察到的方式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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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艺术和音乐的美通常出自于在已接受框架的限制内创造新事物的张力一样，很多理论物理学的深刻理论都来自于在非常通用的指导原则限制下试图描述自然界的法则。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又非常聪明，通用指导原则将排除其他一切，只剩下一个真实的理论。蒂米和我对规范理论所做的拓展，并不非常深奥，但是对新的对称性和新粒子的存在进行预测且梦想着能够正确，这令人非常兴奋。在尝试探寻“上帝”法则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一丝潜在的、更深层次的快乐，这种快乐远不同于轻车熟路地将一些人的理论与另一些人的实验做对比而得到的日常快乐。然而，我也感到潜在的另一种更大的失望：它也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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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还记得读到过费曼对自己作为第一批猜出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正确表达式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的兴奋，这种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是吴健雄女士及其合作者在1957年首次观察到的。20世纪40年代末，费曼在量子电子动力学可重整化性上所做的更加技术性也更加杰出的工作，是一份“精妙绝伦”的作品，产生了后来多少年的物理学家们所使用的理论体系。然而很显然，他更得意的成就是与别人共同发现了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的真正形式，因为在他最终公布结果之前的短暂时间内，他感到自己知道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关于宇宙的法则。这就是研究新理论的魅力所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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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6年秋天，我在牛津已经待了一年，还剩下一年的时间，又要开始寻找下一个职位了。尽管系里告诉我可以再多待一年，但很明显，对于埃娃和我来说，牛津只是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几个星期后，在牛津附近的卢瑟福实验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被人介绍给亚伯拉罕·佩斯，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知道我在双μ子方面做过的研究，这也是他和特雷曼非常擅长的领域。我也知道一些关于他的趣事。我还能记得多年以前，在受邀参加的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我曾见过他非常轻松又巧妙地化解了来自李政道的质询。还有一次，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告诉我，佩斯就像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二战期间曾一直藏在荷兰。最后，我还曾很巧合地读过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当10年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曾被要求展示科学家所使用的两种外语之间翻译的熟练程度。即使是在1967年，这也早是一个过时的要求，根本就是二战之前的年代留下的“遗产”，在二战之前很多物理学论文最初都是用德语、法语或是俄语写成的。由于我在南非的学校里学过南非荷兰语（一种生活中使用的荷兰话），我决定展示一下我的荷兰语翻译水平。为了找到翻译内容，我检索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图书馆的荷兰语论文，碰巧看到了佩斯关于微分几何中芬斯勒空间的博士论文。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移民美国之前，用荷兰语写成的这篇文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不但是因为我在南非研究统一场论时学习过芬斯勒空间，还因为他在论文中写到“献给妈妈和爸爸”（Aan Mammie en Pappie）。在牛津与他谈话时，我发现很难将这样带着稚气的献词与他那积极进取而又温文尔雅的形象联系起来，这样的形象中既有纽约的市民智慧，又有欧洲的礼貌、谦恭。尽管如此，出于工作的考虑，我还是尽力表现得讨人喜欢，我告诉他我看过他的论文和他致父母的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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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给洛克菲勒大学的佩斯寄去一份满怀希望的求职信，申请我的下一个职位。我觉得那里的职位对我妻子和我而言再好不过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又将纽约视为我们的家，埃娃在纽约又有大量的学术机会。但我不能完全指望这个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职位，因此我还申请了其他很多大学。接下来，我就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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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我的一个在公司工作的高中朋友路过牛津来看我，他很直白地问我，秋天的时候我将在哪儿？我回答说我仍在等待着看谁会愿意给我一个职位。“你的意思是说你真有可能会失业？”他问道。他的直白令我感到一丝不快，让我对他的善意产生了怀疑。我的非学术圈朋友们不能理解我们博士后赖以生存的法则。曾经有一次，我自豪地告诉一位南非的朋友，我的一篇论文已经被《物理学评论通信》采用了，这份期刊是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他反问我，文章发表了他们会给我多少钱。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跟他解释，事实是正好相反的：我所在的物理系还要给美国物理学会几百美元的版面费，才能让我的文章在上面发表。这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认为我已经陷入了为出名而发文章的虚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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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非常幸运。1977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的信，提供给我一个两年期的研究职位。这个职位很诱人，但我想返回美国。几个星期后，我松了口气，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而埃娃也能在那边找到工作。我立刻就接受了这个职位。几年内，我又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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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天，是英格兰多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每个周末，小酒馆里的冰块都会用完。我们在那段悠长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划船、郊游、工作，直到我们的儿子约书亚在8月1日出生。由于约书亚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算是英国人，所以一周后他要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里进行一次关于他的政治信仰和犯罪记录等方面的涉及面很广的面谈。我替他回答了问题，他也得到了自己的绿卡。这是快乐的两年。一个星期后，我们自信满满、心情愉悦地返回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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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英国20世纪哲学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大海，大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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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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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后，我重返学术圈，现在我有时感到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里丰富的研究资源给宠坏了：那里的办公室极其舒适，订阅学术期刊的成本从来不会被质疑，最先进的彩色打印机随处可见，当遇到了计算机问题只需要联系系统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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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英尺=0.304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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