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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历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我妻子系里的一次聚会上，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来自瑞典的女士，她是已故的奥斯卡·克莱因的女儿。奥斯卡·克莱因是我在南非念本科时就学过的卡鲁扎-克莱因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同时也是粒子物理学理论大厦支柱的奠基者，这些支柱包括以其名字命名的、描述不旋转量子粒子的克莱因-戈登方程，以及描述康普顿（光子-电子）碰撞的克莱因-仁科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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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博士后访问学者普雷德拉格·切维塔诺维奇，此后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了很多年，因为他是那种似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并真的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位肤色黝黑的、英俊的克罗地亚人，十几岁就离开了南斯拉夫去了美国。普雷德拉格总是自诩过着令人羡慕的独立生活，从不受他人世俗规范的约束。他骑自行车环游英国，在牛津夜总会跳舞，在布莱克《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的戏剧作品中扮演角色，有个夜晚我在大学广场还观看过这部作品。他足蹬烟草色的阿迪达斯运动鞋，身穿蓝色粗斜纹棉质地工服套装，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衫。当他母亲短期地来探望他时，他谈论起他的母亲，就像是另一位可爱、有趣的熟人。对于他貌似真实的自负，我颇有敬畏。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很有牛津风格的游园会上，我曾受过他的鄙视。我当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中包含了“我的妻子”和“我的车子”等短语。普雷德拉格随即大声谴责世界上那些边走边说“我这个、我那个”的人。我容忍了他表现出来的表面上的极端独立，从来没有问到底是什么困难才导致这种表现。詹姆斯·格雷克在他的《混沌：开创新科学》（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一书中提到，就在我认识普雷德拉格的时候，他正在钻研混沌理论某一方面的问题，这一工作成果对于米切尔·费根鲍姆（Mitchell Feigenbaum）后续取得混沌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至关重要。格雷克写到，普雷德拉格是如此痴迷于该领域的研究，以至于他选择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即使他是受雇来做粒子物理研究的。粒子物理学家都是还原论者，有充分的理由鄙视混沌理论，因为这一理论表面上看与物质的基本属性毫无关系，应该在5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当我们的儿子约书亚在1977年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即将离开牛津返回纽约之前，普雷德拉格带了一瓶葡萄酒来庆祝，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1984年，我还偶遇过他一次，那时我的女儿桑娅出生不久，我正用轻便婴儿车推着桑娅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附近。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自己命运之舟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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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某个时候，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将斯蒂芬·沃尔夫勒姆领到系里来。斯蒂芬那时还是个16岁的早熟的伊顿公学学生，但他已经自己撰写了关于粒子物理学研究的未发表稿。这些不成熟的论文没有什么特别，但十几岁的孩子就能写出这样的论文，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他会对牛津的研究生们构成威胁。幸运的是，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属于另一代人，我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斯蒂芬后来进入牛津求学，最终成为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的领导，并且是MathematicTM程序的发明人。MathematicTM程序是一个在计算机上运行的用符号数学计算的操作系统，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宽客们所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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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在牛津校报上看到一则人智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的广告，这个学会是已故德国专家鲁道夫·史代纳的信徒们组成的一个组织。8年前，还是在开普敦的时候，史代纳的书就曾被詹尼·鲁医生推荐给我。这些年里，他的书我曾扫过一两眼，然后就被束之高阁了。刚到牛津那几个月里，孤独的某天，我走到狭小的史代纳书店，挑选了一本他的《更高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那天晚上，我在床上开始读这本书，开头的几句话就令人震惊，使人兴奋，这几句话清晰而有力地阐释了人生之复杂与混乱。我不过是人智学的业余爱好者，但人智学者的书给我留下了强烈且振奋人心的印象，尽管这些书都是由浮华的德式英语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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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学者并不反对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知识，但人智学者反对大多数科学家所信奉的幼稚且自负的唯物主义。相反地，据我所知，他们提倡依赖于对外部和“内部”小心、仔细的、一种歌德式的科学观察。史代纳谈到灵魂，就像其他人谈到物质对象一样直接，这一点我很欣赏。他把人的内心感受放在第一位，将内心世界视为同外部世界一样的真实的一部分。几年后，我很高兴能读到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弗洛伊德与人的灵魂》（Freud and Man’s Soul）一书，这本书里贝特尔海姆指出，弗洛伊德最初的德国文本都是用简单、直接的术语来描述“psyche”（“灵魂”一词的希腊语单词）的。根据贝特尔海姆的说法，是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把弗洛伊德所用的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易于理解的“Ich”“Es”“Uber-Ich”［也就是“本我”（I）、“自我”（It）、“超我”（Above-I）的德文单词］用拉丁语化的人造单词“id”“ego”“superego”来代替。同样，还是斯特雷奇，在谈到口误这类行为时，用了一个伪科学的单词“动作倒错”（parapraxis）来代替德文单词“Fehlleis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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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是史代纳信徒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获得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已故的史代纳和他的学生欧文·巴菲尔德声名鹊起，我对史代纳的兴趣也随之强烈起来。贝娄在他的小说《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中对芝加哥进行了史代纳式的沉思，而且他在几篇文章和访谈中都提到了史代纳和巴菲尔德。于是我开始阅读巴菲尔德的《英文词汇中的历史》（History in English Words），这是从同步发展的英语词汇中提炼出来的、关于巴菲尔德人类意识进步理论的吸引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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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代纳的观点传承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更加奇特的神秘主义学者——布拉瓦茨基夫人[6]、神智学者，也许还有葛吉夫[7]。史代纳融合了德国的浪漫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对所有事物——从童年、教育以及对智障人士的指导，直到艺术和园艺——都有他自己的理论。我对我所能够理解的理论都非常感兴趣。当我试图向朋友谈起史代纳时，大多数情况下我遭遇到的却是嘲笑。可多年来，我发现我所崇敬的一些人都受到了史代纳和他的学派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早期的几位画家，如瓦西里·康定斯基、阿希礼·戈尔基以及亚瑟·多弗，其中多弗曾在他的演讲和素描中描述过更高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在纽约苏活区一家美术馆的展出中，我看到了史代纳在他的哲学讲座中，用彩色粉笔往黑板上潦草地涂写示意图的大幅照片。其后，在拜访高盛在马德里的客户途中，我顺道去了一趟蒂森博物馆，在那里我偶然发现几幅多弗的画作，这些画作同那些示意图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眼看上去就很明显。还有一次，在海牙泛欧交易所（Euronext）的一次期权会议后，我看到了一些荷兰画家蒙德里安早期关于百合花的画作，这些作品深受史代纳要描绘出生命物体精神本质的想法的影响。最近，我重读了格雷克关于混沌理论的书，他描述了歌德、史代纳和施温克（一位史代纳主义画家）对早期混沌理论研究者费根鲍姆和里布查德的影响，我被这些描述深深吸引。如他所说，这些人都是同一理想的拥护者：小心、仔细的独立观察，依靠自身的感觉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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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1976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我返回美国，主要是为了保持我的绿卡有效。接下来，在牛津的最后一年博士后期间，我开始与一位博士后蒂米·琼斯合作，对一些更加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开发了一种理论，假设自然在电子与超重μ介子之间强加了一种额外的置换对称性，试图对这两种粒子之间非常接近的相似性做出解释。我们的模型其实是对现在很流行的弱作用与电磁作用之间相互作用的规范模型的一个简单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将电子与μ介子联系起来。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研究此类模型，将置换对称性拓展到包括新近观察到的σ轻子，这是一种包括电子和μ介子的范围更广的粒子种类。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模型就可以预测出μ介子、σ轻子和β夸克都应该以一种奇特的、以前没有观察到的方式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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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艺术和音乐的美通常出自于在已接受框架的限制内创造新事物的张力一样，很多理论物理学的深刻理论都来自于在非常通用的指导原则限制下试图描述自然界的法则。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又非常聪明，通用指导原则将排除其他一切，只剩下一个真实的理论。蒂米和我对规范理论所做的拓展，并不非常深奥，但是对新的对称性和新粒子的存在进行预测且梦想着能够正确，这令人非常兴奋。在尝试探寻“上帝”法则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一丝潜在的、更深层次的快乐，这种快乐远不同于轻车熟路地将一些人的理论与另一些人的实验做对比而得到的日常快乐。然而，我也感到潜在的另一种更大的失望：它也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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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还记得读到过费曼对自己作为第一批猜出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正确表达式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的兴奋，这种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是吴健雄女士及其合作者在1957年首次观察到的。20世纪40年代末，费曼在量子电子动力学可重整化性上所做的更加技术性也更加杰出的工作，是一份“精妙绝伦”的作品，产生了后来多少年的物理学家们所使用的理论体系。然而很显然，他更得意的成就是与别人共同发现了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的真正形式，因为在他最终公布结果之前的短暂时间内，他感到自己知道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关于宇宙的法则。这就是研究新理论的魅力所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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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6年秋天，我在牛津已经待了一年，还剩下一年的时间，又要开始寻找下一个职位了。尽管系里告诉我可以再多待一年，但很明显，对于埃娃和我来说，牛津只是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几个星期后，在牛津附近的卢瑟福实验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被人介绍给亚伯拉罕·佩斯，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知道我在双μ子方面做过的研究，这也是他和特雷曼非常擅长的领域。我也知道一些关于他的趣事。我还能记得多年以前，在受邀参加的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我曾见过他非常轻松又巧妙地化解了来自李政道的质询。还有一次，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告诉我，佩斯就像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二战期间曾一直藏在荷兰。最后，我还曾很巧合地读过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当10年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曾被要求展示科学家所使用的两种外语之间翻译的熟练程度。即使是在1967年，这也早是一个过时的要求，根本就是二战之前的年代留下的“遗产”，在二战之前很多物理学论文最初都是用德语、法语或是俄语写成的。由于我在南非的学校里学过南非荷兰语（一种生活中使用的荷兰话），我决定展示一下我的荷兰语翻译水平。为了找到翻译内容，我检索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图书馆的荷兰语论文，碰巧看到了佩斯关于微分几何中芬斯勒空间的博士论文。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移民美国之前，用荷兰语写成的这篇文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不但是因为我在南非研究统一场论时学习过芬斯勒空间，还因为他在论文中写到“献给妈妈和爸爸”（Aan Mammie en Pappie）。在牛津与他谈话时，我发现很难将这样带着稚气的献词与他那积极进取而又温文尔雅的形象联系起来，这样的形象中既有纽约的市民智慧，又有欧洲的礼貌、谦恭。尽管如此，出于工作的考虑，我还是尽力表现得讨人喜欢，我告诉他我看过他的论文和他致父母的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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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给洛克菲勒大学的佩斯寄去一份满怀希望的求职信，申请我的下一个职位。我觉得那里的职位对我妻子和我而言再好不过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又将纽约视为我们的家，埃娃在纽约又有大量的学术机会。但我不能完全指望这个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职位，因此我还申请了其他很多大学。接下来，我就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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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我的一个在公司工作的高中朋友路过牛津来看我，他很直白地问我，秋天的时候我将在哪儿？我回答说我仍在等待着看谁会愿意给我一个职位。“你的意思是说你真有可能会失业？”他问道。他的直白令我感到一丝不快，让我对他的善意产生了怀疑。我的非学术圈朋友们不能理解我们博士后赖以生存的法则。曾经有一次，我自豪地告诉一位南非的朋友，我的一篇论文已经被《物理学评论通信》采用了，这份期刊是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他反问我，文章发表了他们会给我多少钱。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跟他解释，事实是正好相反的：我所在的物理系还要给美国物理学会几百美元的版面费，才能让我的文章在上面发表。这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认为我已经陷入了为出名而发文章的虚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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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非常幸运。1977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的信，提供给我一个两年期的研究职位。这个职位很诱人，但我想返回美国。几个星期后，我松了口气，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而埃娃也能在那边找到工作。我立刻就接受了这个职位。几年内，我又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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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天，是英格兰多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每个周末，小酒馆里的冰块都会用完。我们在那段悠长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划船、郊游、工作，直到我们的儿子约书亚在8月1日出生。由于约书亚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算是英国人，所以一周后他要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里进行一次关于他的政治信仰和犯罪记录等方面的涉及面很广的面谈。我替他回答了问题，他也得到了自己的绿卡。这是快乐的两年。一个星期后，我们自信满满、心情愉悦地返回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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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英国20世纪哲学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大海，大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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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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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后，我重返学术圈，现在我有时感到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里丰富的研究资源给宠坏了：那里的办公室极其舒适，订阅学术期刊的成本从来不会被质疑，最先进的彩色打印机随处可见，当遇到了计算机问题只需要联系系统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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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英尺=0.304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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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书业·恩科莫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津巴布韦民族民主党和津巴布韦人民民主联盟的创始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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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伦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俄裔女通神学者，1875年在纽约创立通神学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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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乔治·葛吉夫(1866-1949)，业美尼业人，作品有《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与奇人相遇》《生命为真，只当我在》《真理的瞥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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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后，蒂米和我建立的这个相当平常的理论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我在高盛时雇用的一位前物理学家告诉我，他在学术论义引用数据库里查找时，发现还是偶尔有一些当代的文献参考了我那时写的一些论文。他做这些检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未来将与谁一起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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