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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5章 圈中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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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上东区做研究和为人父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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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生活，但……两种职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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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还是有些特别待遇的。它的教师和博士后拿着学术津贴，凭着不菲的补贴住在位于纽约上东区萨顿广场附近的公寓里。与其说洛克菲勒大学是一所大学，倒不如说它是一所大型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大学创建于1901年，开始是一所医学研究机构，后来在美国研究经费充足的年月里逐渐发展成为一所装备豪华、官方认可的大学，但只能授予研究生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的扩张期，洛克菲勒大学不但招聘生物学家，还招聘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好日子逐渐远去，他们又慢慢重回老路，再一次将发展重心落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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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别人你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曾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过的著名生物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1944年，正是在洛克菲勒大学，艾弗里（Avery）、麦克劳德（Macleod）和麦卡蒂（McCarty）发现了基因是由DNA构成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著名的分析学派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曾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过。在我工作的塔楼的电梯里，我还见到过马克·卡茨，他是一位矮壮敦实、红光满面、秃顶的、带着迷人口音的波兰犹太裔数学家。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听过他关于可以听出鼓的形状的精妙讲座。那时，我对费曼-卡茨定理还知之甚少。这一定理将费曼关于量子力学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学和期权理论的偏微分方程求解方法联系起来。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卡茨简短的、引人入胜的、充满智慧的自传时，我才知道他在给“随机”的本质下定义时，花了不少工夫。在他办公室外墙上钉着一幅大大的美国数学学会波兰女数学家桑娅·科娃列夫斯卡娅装扮华丽、神情动人的张贴画。我有一次对这幅画发表评论时，他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告诉我，她“肯定就是最漂亮的异性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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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奢侈豪华，贵族气浓郁，是一块有着花园、礼堂、高楼和实验室的领地，住满了献身于求知的精英。这里没有教学，没有课程，没有本科生，只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肮脏的曼哈顿，你感觉就像是一个身为王者的哲人。我们住在大学所有的一座高楼中，离纽约医院很近，离我的办公室和埃娃的办公室也只有一个街区。我独自拥有一间比以往乃至后来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配有后来很长时间都装不满的书架，全部都是全木可拆卸式的。我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公寓都能看到伊斯特河，且正对着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道。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望向窗外，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盘旋于空中载着总统候选人或是重病号的飞机、大道上蜿蜒移动的双向车流以及沿河行驶的巨大船只。如果把视野仅局限于交通的话，你就会发现很难有其他事物能比这里更像我小时候父亲读给我听的、20世纪50年代连环画中所描述的未来城市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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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牛津和剑桥的敬意，洛克菲勒大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研究院系。相反，教授们各自独立管理着各自的“实验室”。在理论粒子物理学领域，洛克菲勒大学有几位资深教授。其中个子矮小的佩斯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将我招到他的实验室。他以前的合作者米尔扎·阿卜都尔·巴奇·贝格管理着另外一个实验室。贝格是一个魁梧的巴基斯坦人，留着潘图·维拉式的胡子，总是把著名的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引为自己的导师。就像李政道和杨振宁争论的另一个版本，据传说佩斯也正与贝格论战，我们听说两人发生过长时间的大声争吵。此外，我们还听说佩斯还是盖尔曼的死对头，后者是佩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者。乔治·约翰逊在他所著的《盖尔曼传记》中提到，盖尔曼总是用“邪恶的矮子”来指佩斯。在我见识过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的故事后，我对这类争执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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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菲勒大学，无论你看起来多么努力，工作多么久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取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或许，表现出来你将会取得成就的征兆也是可以的）。我每天上午晚些时候开始工作，有时工作一直到傍晚，每天两头儿的大多数时间则和儿子约书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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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是快乐的。约书亚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我经常带他出去散步。用婴儿车推他穿过东区周边区域散步到很远的地方，中途停下来吃一些早上刚出炉的百吉圈或蛋挞。我会和约书亚对话很长时间，我总是很累但又有着巨大的满足感。我着迷于育儿之道，对所有史代纳教育理论中似乎有道理的内容都来者不拒。史代纳称我们对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所说的所有话，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弄懂的，但他们会尝试着去理解，因此他提倡对孩子说一些超过其理解水平的话。我自然就照做。其实最重要的是和约书亚在一起的时间。看着他从一岁一直长大到两三岁，我逐渐深刻理解了生命的神秘和时间奇特的抽象。约书亚学习着，并记住了空间中的位置、物体的名字，甚至还有形容词和动词，记住这些他看上去毫不费力，比起记住时间的位置（如“昨天”“明天”）或是色彩（“红色”“绿色”）要容易得多。甚至在他可以做出复杂的表述很久以后（有一次在他弄坏一个玩具后，他大喊“我对我自己很生气！”），他还是经常混淆“昨天”与“明天”“红色”与“绿色”。我开始部分地相信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时间和颜色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的不言而喻、无须解释，更确切地说，它们就像人类发现农作物一样，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早期的某个时点上创造出来的发明或是发现，然后世代相传下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当一个儿童讲到一片叶子和一件毛衣都是绿色时，他正在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物体中的某个机器抽象的特征分离出来，而这种分离曾经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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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中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物理学教师海因茨·佩格尔斯，它是一本量子力学畅销书《宇宙密码》（The Cosmic Code）的作者。海因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将商务西装与阿迪达斯白运动鞋穿在一起的人。他非常有魅力，易于取悦，非常愿意通过谈论他在物理学之外的丰富社交生活来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别人的名字方面有幽默感十足的强迫症。他不会只是说“昨天晚上我在阿斯彭跟麦克纳马拉吃饭”，他觉得应该加上“……你知道的，就是约翰逊的那个国防部长”。他对别人将要说出的话语的发展方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把握能力，能够异乎寻常地与谈话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特别是对那些在政治上更有权势的人物。在与佩斯交谈时，海因茨能够迅速接住佩斯刚开了个头的评论，并把它完成。他会先用轻柔的语调符合佩斯的说法，说到一半就牢牢抓住了佩斯的思路，然后抬高语调，用更吸引人注意的、更快语速的语调掌握住话语的主动权，最后直奔主题得出结论，听上去就好像完全是他自己的思想一样。我喜欢跟他说话。可不幸的是，几年之后他在和家人常去度假的阿斯彭附近山中远足时不幸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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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与杰里米·伯恩斯坦关系很好。伯恩斯坦是我尊敬的物理学家和《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我对他很尊重还因为他比我知道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过着更加完整与均衡的生活。伯恩斯坦曾与范伯格和李政道合写过一两篇论文，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惊讶地看到李政道不断地对他提出质询。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伯恩斯坦一直为大众写物理学方面的书籍并为《纽约客》撰稿。最初的一篇是在李政道和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后，为他们写的介绍性文章。他的文笔朴实、清晰，能够阐明微妙之处。我觉得正因如此，他的书绝不会比那些故弄玄虚的量子力学或宇宙学大众化作家的作品那样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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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你一旦完成了你的教学任务——在洛克菲勒大学根本就没有教学任务！你的时间和空间只属于你一个人。我可以在任何自己喜欢的时间和地点开始工作；我可以决定整个下午都不工作，而去公园跑上6英里，或去博物馆看展览，到了晚上再开始工作。海因茨和我就在《第三类亲密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上映的那个工作日的下午去看了它。这些小自由，加上可以在有趣的地方研究物理的漫长假期，给人一种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富足感，足可以弥补与商务公司相比微薄的薪水。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神圣的领地，有人敲门之后除非我说“进来”，否则没人会进来。如果我希望集中精神或想独处一会儿，我会把门从里面锁上，别人也会以为我不在那里，各自行事便罢。我当时以为这种隐私是一种权利，但它是一种特权，远比我认识到的更加珍贵。几年后在贝尔实验室里，在认识到我所有的时间、我的办公室都属于AT&T时，我幼稚地震惊了。我的老板、我的同事甚至是送信人都可以在无需任何道歉或是提醒的情况下，侵入我的时间、我的办公室。当然，在华尔街，这种对我私人的空间和时间的要求只多不少。对我来说，这种学术生活的自由很快就要结束了。不过，在研究物理的同时，我加入了纽约跑步者俱乐部，沿着伊斯特河大街，然后环绕中央公园跑步，在早晨和晚上还可以跟约书亚一起玩耍。这是一段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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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两年匆匆而过，我与佩斯的相处越来越不融洽，也感到了他对我并不赏识。也许是他不喜欢我相对缺乏的天资，也可能是不认同我在物理学之外的兴趣爱好，而这却可能被他视为不敬。我首先承认佩斯是一个比我更好的物理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在与小说、电影或国际事务的谈话中让自己甘当配角。我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同其他任何人的观点一样，也有相同的被倾听的权利，但其实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佩斯的秘书就已经开始把其他学校博士后职位的招聘广告放在我办公室的文件架上，我知道我在佩斯的实验室里待不到第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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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埃娃、约书亚和我在阿斯彭物理中心待了一个月。接下来的1978年9月，我心里明白了佩斯的暗示，开始琢磨自己的处境。当时我33岁，第三个博士后职位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这种游历何时才能到头？我得出结论，要么必须找到一个有机会得到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职位，要么干脆离开物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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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去医学院从而成为一名真正医生的念头很感兴趣。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物理学界是一个残酷的胜者通吃的天下，大多数功劳都集中于顶尖的一小部分传奇人物身上。如果你不是费曼，你就什么都不是。一个能够胜任但又不是才华横溢的物理学研究者没有什么可以感觉良好的，谁又需要你提供的东西呢？你可以尝试着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学院里找到一个为数不多的全职教学职位，但你又必须远比我更喜欢教书，一周要上很多小时的课。因此，尽管这种献身于我认为的形而上追求的想法在“当时”想起来是挺好的，但感觉也还是不够。而在医学领域正好相反，我认为只要能够胜任，在相当程度上就能干出看得见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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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几家医学院当时已经开始招收拥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但缺少医学预科学位的申请人进入他们的项目。位于科洛盖博斯的迈阿密大学就可以在两年内（包括期间的夏天）将你从理学博士变成医学博士，但为了申请，你需要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当时我还没有参加GRE考试，因为在1966年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时，GRE在南非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将自己关在洛克菲勒大学那间不敲门就别想进来的办公室里，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干什么，花了一两个星期来准备GRE考试。我复习了本科时的物理知识，用心去记忆自然常数值和原子物理中的能量层级。我重新温习了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就没看过的那些科目。最后，考前的那天晚上由于约书亚生病发烧我一夜未睡，然后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参加了周六整整一天的GRE综合考试和物理考试。我考得不错。迈阿密大学派了一个他们正在洛克菲勒大学附近的斯隆商学院凯特灵基金会实习的毕业生来面试我，最后我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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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并不能这样做——我缺少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要走这条路，我必须要搬到佛罗里达住上两年，而埃娃的父母住在纽约，埃娃作为生物学家的职业生涯似乎要比我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前途光明得多，因此没有理由中断她的研究而搬去佛罗里达。尽管为了保留住录取资格我已经支付了注册费，但我知道我有可能会违约。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后，我以家庭困难为由给迈阿密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我退出。如果我真的成为一名实习医生，那么我的人生将完全不同，直到现在我仍然羡慕那些工作能干出看得见成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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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最后一年中，只申请“真正的”物理学职位，就是那些能够看重研究工作的学校中可以取得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职位，或是一些承诺可以提供较为稳定的长期博士后职位的工作。冬天的大多数时候，我到全国各地去给那些可能会认真考虑聘任我的任何院系或是国家实验室做讲座，最终落实了两个助理教授职位的招聘意向。第一个是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技术研究所，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很像费米实验室，拥有一台巨型高能粒子加速器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团队。第二个是位于波尔得的科罗拉多大学，这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它的物理学系非常好，一个理论粒子物理学的工作职位就收到了超过100份申请。我在那里参加了1978年12月的面试，接下来就是等待。几个月后，我听说我在候选人名单中排第三位。时间慢慢过去，首先是候选人名单中排第一的那位女博士后收到了其他地方更好工作的邀请；其次是排名第二位的男博士后（他的妻子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已经在东海岸得到一个永久性职位，他为了离家人近一点而拒绝了科罗拉多大学的工作；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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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波尔得远胜于芝加哥——我有幸在一座美丽的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而埃娃在短期内还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长久工作，而让她没有工作去那里陪我也是不理智的。因此，那年秋天当得知我可能要独自一个人前往波尔得时，我闭上双眼，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尽管这对埃娃来说并不理想，但她同意会在波尔得附近寻找学术机会。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尽快在波尔得或丹佛附近某家研究型医院中找到一份合适的长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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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年艰苦岁月的开始。尽管埃娃有职业发展需要，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搬到波尔得来，而且我对她没有这样做很生气。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政府宣布了一项冻结聘请教师的禁令，这意味着短期内埃娃找到一份永久性职位是不可能的。在过去6年里，我规律性地自己一个人去新的城市或国家，从事新的工作。但这一次我不仅抛下了妻子，还有儿子。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已经成为儿子成长中的一部分，不比任何人少。我多次提出我应该带着约书亚去波尔得。埃娃为此和我吵架，相互争斗。7月，我们一家三口去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孤立的远离主岛的小岛阿巴科度假一周。我们在那里的第二天，坐着一条租来的摩托艇前往附近另外一个小岛上游览，在结束这次不舒服游览的返程路上，我收到了消息，让我给南非家中和纽约埃娃父母家中去电话。多年以来，我总是把度假地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在南非的家人，以便于紧急状况出现后他们能联系到我。因此，我立即知道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我母亲刚刚因为肌肉萎缩症去世了，距离她初患此症已经10年了。由于在阿巴科的孤岛上，我们只能从棕榈滩租了一架小型飞机来把我们带回到大陆上。从那儿我们迅速返回纽约，接着我再飞往开普敦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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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把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办公室收拾完毕。在劳动节长周末开始的那个周五，我出发前往波尔得开始了那里的新工作。埃娃继续她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同时她也努力寻找科罗拉多州的教学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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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向约书亚解释我“不得不”离开一阵子，但我会给他打电话或写信。回头看来，我不能确定当时我为什么会认为是“不得不”，我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必须继续研究物理。由于过去两年里一直在与成年人对话，早熟的、只有两岁的约书亚似乎是听懂了。当我前往肯尼迪机场时，埃娃把约书亚抱下楼一直把我送到出租车旁，跟我说再见。当我坐进出租车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埃娃的臂弯里，朝我前倾着身子，急切地大声喊着：“爸爸，别走！”在飞机上，我在一张飞机明信片的背面画了一张自画像寄给他，而且一降落到丹佛机场，我就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对离开他感到痛苦，并怨恨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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