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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还记得读到过费曼对自己作为第一批猜出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正确表达式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的兴奋，这种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是吴健雄女士及其合作者在1957年首次观察到的。20世纪40年代末，费曼在量子电子动力学可重整化性上所做的更加技术性也更加杰出的工作，是一份“精妙绝伦”的作品，产生了后来多少年的物理学家们所使用的理论体系。然而很显然，他更得意的成就是与别人共同发现了违反守恒定律的弱相互作用的真正形式，因为在他最终公布结果之前的短暂时间内，他感到自己知道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关于宇宙的法则。这就是研究新理论的魅力所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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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6年秋天，我在牛津已经待了一年，还剩下一年的时间，又要开始寻找下一个职位了。尽管系里告诉我可以再多待一年，但很明显，对于埃娃和我来说，牛津只是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几个星期后，在牛津附近的卢瑟福实验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被人介绍给亚伯拉罕·佩斯，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知道我在双μ子方面做过的研究，这也是他和特雷曼非常擅长的领域。我也知道一些关于他的趣事。我还能记得多年以前，在受邀参加的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我曾见过他非常轻松又巧妙地化解了来自李政道的质询。还有一次，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告诉我，佩斯就像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二战期间曾一直藏在荷兰。最后，我还曾很巧合地读过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当10年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曾被要求展示科学家所使用的两种外语之间翻译的熟练程度。即使是在1967年，这也早是一个过时的要求，根本就是二战之前的年代留下的“遗产”，在二战之前很多物理学论文最初都是用德语、法语或是俄语写成的。由于我在南非的学校里学过南非荷兰语（一种生活中使用的荷兰话），我决定展示一下我的荷兰语翻译水平。为了找到翻译内容，我检索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图书馆的荷兰语论文，碰巧看到了佩斯关于微分几何中芬斯勒空间的博士论文。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移民美国之前，用荷兰语写成的这篇文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不但是因为我在南非研究统一场论时学习过芬斯勒空间，还因为他在论文中写到“献给妈妈和爸爸”（Aan Mammie en Pappie）。在牛津与他谈话时，我发现很难将这样带着稚气的献词与他那积极进取而又温文尔雅的形象联系起来，这样的形象中既有纽约的市民智慧，又有欧洲的礼貌、谦恭。尽管如此，出于工作的考虑，我还是尽力表现得讨人喜欢，我告诉他我看过他的论文和他致父母的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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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给洛克菲勒大学的佩斯寄去一份满怀希望的求职信，申请我的下一个职位。我觉得那里的职位对我妻子和我而言再好不过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又将纽约视为我们的家，埃娃在纽约又有大量的学术机会。但我不能完全指望这个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职位，因此我还申请了其他很多大学。接下来，我就开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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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我的一个在公司工作的高中朋友路过牛津来看我，他很直白地问我，秋天的时候我将在哪儿？我回答说我仍在等待着看谁会愿意给我一个职位。“你的意思是说你真有可能会失业？”他问道。他的直白令我感到一丝不快，让我对他的善意产生了怀疑。我的非学术圈朋友们不能理解我们博士后赖以生存的法则。曾经有一次，我自豪地告诉一位南非的朋友，我的一篇论文已经被《物理学评论通信》采用了，这份期刊是物理学界最负盛名的期刊之一。他反问我，文章发表了他们会给我多少钱。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跟他解释，事实是正好相反的：我所在的物理系还要给美国物理学会几百美元的版面费，才能让我的文章在上面发表。这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认为我已经陷入了为出名而发文章的虚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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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非常幸运。1977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的信，提供给我一个两年期的研究职位。这个职位很诱人，但我想返回美国。几个星期后，我松了口气，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而埃娃也能在那边找到工作。我立刻就接受了这个职位。几年内，我又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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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天，是英格兰多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每个周末，小酒馆里的冰块都会用完。我们在那段悠长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划船、郊游、工作，直到我们的儿子约书亚在8月1日出生。由于约书亚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算是英国人，所以一周后他要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里进行一次关于他的政治信仰和犯罪记录等方面的涉及面很广的面谈。我替他回答了问题，他也得到了自己的绿卡。这是快乐的两年。一个星期后，我们自信满满、心情愉悦地返回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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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英国20世纪哲学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大海，大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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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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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后，我重返学术圈，现在我有时感到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投资银行里丰富的研究资源给宠坏了：那里的办公室极其舒适，订阅学术期刊的成本从来不会被质疑，最先进的彩色打印机随处可见，当遇到了计算机问题只需要联系系统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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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英尺=0.304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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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书业·恩科莫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津巴布韦民族民主党和津巴布韦人民民主联盟的创始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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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伦娜·布拉瓦茨基（1831-1891），俄裔女通神学者，1875年在纽约创立通神学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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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乔治·葛吉夫(1866-1949)，业美尼业人，作品有《魔鬼说给孙子的故事》《与奇人相遇》《生命为真，只当我在》《真理的瞥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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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后，蒂米和我建立的这个相当平常的理论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我在高盛时雇用的一位前物理学家告诉我，他在学术论义引用数据库里查找时，发现还是偶尔有一些当代的文献参考了我那时写的一些论文。他做这些检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未来将与谁一起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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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5章 圈中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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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上东区做研究和为人父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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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生活，但……两种职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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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还是有些特别待遇的。它的教师和博士后拿着学术津贴，凭着不菲的补贴住在位于纽约上东区萨顿广场附近的公寓里。与其说洛克菲勒大学是一所大学，倒不如说它是一所大型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大学创建于1901年，开始是一所医学研究机构，后来在美国研究经费充足的年月里逐渐发展成为一所装备豪华、官方认可的大学，但只能授予研究生学位。在20世纪60年代的扩张期，洛克菲勒大学不但招聘生物学家，还招聘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好日子逐渐远去，他们又慢慢重回老路，再一次将发展重心落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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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别人你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曾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过的著名生物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1944年，正是在洛克菲勒大学，艾弗里（Avery）、麦克劳德（Macleod）和麦卡蒂（McCarty）发现了基因是由DNA构成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著名的分析学派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曾在洛克菲勒大学工作过。在我工作的塔楼的电梯里，我还见到过马克·卡茨，他是一位矮壮敦实、红光满面、秃顶的、带着迷人口音的波兰犹太裔数学家。我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听过他关于可以听出鼓的形状的精妙讲座。那时，我对费曼-卡茨定理还知之甚少。这一定理将费曼关于量子力学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学和期权理论的偏微分方程求解方法联系起来。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卡茨简短的、引人入胜的、充满智慧的自传时，我才知道他在给“随机”的本质下定义时，花了不少工夫。在他办公室外墙上钉着一幅大大的美国数学学会波兰女数学家桑娅·科娃列夫斯卡娅装扮华丽、神情动人的张贴画。我有一次对这幅画发表评论时，他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告诉我，她“肯定就是最漂亮的异性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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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奢侈豪华，贵族气浓郁，是一块有着花园、礼堂、高楼和实验室的领地，住满了献身于求知的精英。这里没有教学，没有课程，没有本科生，只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肮脏的曼哈顿，你感觉就像是一个身为王者的哲人。我们住在大学所有的一座高楼中，离纽约医院很近，离我的办公室和埃娃的办公室也只有一个街区。我独自拥有一间比以往乃至后来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配有后来很长时间都装不满的书架，全部都是全木可拆卸式的。我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公寓都能看到伊斯特河，且正对着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道。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望向窗外，任何时候都能看到盘旋于空中载着总统候选人或是重病号的飞机、大道上蜿蜒移动的双向车流以及沿河行驶的巨大船只。如果把视野仅局限于交通的话，你就会发现很难有其他事物能比这里更像我小时候父亲读给我听的、20世纪50年代连环画中所描述的未来城市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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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牛津和剑桥的敬意，洛克菲勒大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研究院系。相反，教授们各自独立管理着各自的“实验室”。在理论粒子物理学领域，洛克菲勒大学有几位资深教授。其中个子矮小的佩斯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将我招到他的实验室。他以前的合作者米尔扎·阿卜都尔·巴奇·贝格管理着另外一个实验室。贝格是一个魁梧的巴基斯坦人，留着潘图·维拉式的胡子，总是把著名的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引为自己的导师。就像李政道和杨振宁争论的另一个版本，据传说佩斯也正与贝格论战，我们听说两人发生过长时间的大声争吵。此外，我们还听说佩斯还是盖尔曼的死对头，后者是佩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者。乔治·约翰逊在他所著的《盖尔曼传记》中提到，盖尔曼总是用“邪恶的矮子”来指佩斯。在我见识过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的故事后，我对这类争执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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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菲勒大学，无论你看起来多么努力，工作多么久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取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或许，表现出来你将会取得成就的征兆也是可以的）。我每天上午晚些时候开始工作，有时工作一直到傍晚，每天两头儿的大多数时间则和儿子约书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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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是快乐的。约书亚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我经常带他出去散步。用婴儿车推他穿过东区周边区域散步到很远的地方，中途停下来吃一些早上刚出炉的百吉圈或蛋挞。我会和约书亚对话很长时间，我总是很累但又有着巨大的满足感。我着迷于育儿之道，对所有史代纳教育理论中似乎有道理的内容都来者不拒。史代纳称我们对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所说的所有话，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弄懂的，但他们会尝试着去理解，因此他提倡对孩子说一些超过其理解水平的话。我自然就照做。其实最重要的是和约书亚在一起的时间。看着他从一岁一直长大到两三岁，我逐渐深刻理解了生命的神秘和时间奇特的抽象。约书亚学习着，并记住了空间中的位置、物体的名字，甚至还有形容词和动词，记住这些他看上去毫不费力，比起记住时间的位置（如“昨天”“明天”）或是色彩（“红色”“绿色”）要容易得多。甚至在他可以做出复杂的表述很久以后（有一次在他弄坏一个玩具后，他大喊“我对我自己很生气！”），他还是经常混淆“昨天”与“明天”“红色”与“绿色”。我开始部分地相信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时间和颜色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的不言而喻、无须解释，更确切地说，它们就像人类发现农作物一样，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早期的某个时点上创造出来的发明或是发现，然后世代相传下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当一个儿童讲到一片叶子和一件毛衣都是绿色时，他正在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物体中的某个机器抽象的特征分离出来，而这种分离曾经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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