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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大学中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物理学教师海因茨·佩格尔斯，它是一本量子力学畅销书《宇宙密码》（The Cosmic Code）的作者。海因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将商务西装与阿迪达斯白运动鞋穿在一起的人。他非常有魅力，易于取悦，非常愿意通过谈论他在物理学之外的丰富社交生活来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别人的名字方面有幽默感十足的强迫症。他不会只是说“昨天晚上我在阿斯彭跟麦克纳马拉吃饭”，他觉得应该加上“……你知道的，就是约翰逊的那个国防部长”。他对别人将要说出的话语的发展方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把握能力，能够异乎寻常地与谈话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特别是对那些在政治上更有权势的人物。在与佩斯交谈时，海因茨能够迅速接住佩斯刚开了个头的评论，并把它完成。他会先用轻柔的语调符合佩斯的说法，说到一半就牢牢抓住了佩斯的思路，然后抬高语调，用更吸引人注意的、更快语速的语调掌握住话语的主动权，最后直奔主题得出结论，听上去就好像完全是他自己的思想一样。我喜欢跟他说话。可不幸的是，几年之后他在和家人常去度假的阿斯彭附近山中远足时不幸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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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与杰里米·伯恩斯坦关系很好。伯恩斯坦是我尊敬的物理学家和《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我对他很尊重还因为他比我知道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过着更加完整与均衡的生活。伯恩斯坦曾与范伯格和李政道合写过一两篇论文，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惊讶地看到李政道不断地对他提出质询。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伯恩斯坦一直为大众写物理学方面的书籍并为《纽约客》撰稿。最初的一篇是在李政道和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后，为他们写的介绍性文章。他的文笔朴实、清晰，能够阐明微妙之处。我觉得正因如此，他的书绝不会比那些故弄玄虚的量子力学或宇宙学大众化作家的作品那样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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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你一旦完成了你的教学任务——在洛克菲勒大学根本就没有教学任务！你的时间和空间只属于你一个人。我可以在任何自己喜欢的时间和地点开始工作；我可以决定整个下午都不工作，而去公园跑上6英里，或去博物馆看展览，到了晚上再开始工作。海因茨和我就在《第三类亲密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上映的那个工作日的下午去看了它。这些小自由，加上可以在有趣的地方研究物理的漫长假期，给人一种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富足感，足可以弥补与商务公司相比微薄的薪水。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神圣的领地，有人敲门之后除非我说“进来”，否则没人会进来。如果我希望集中精神或想独处一会儿，我会把门从里面锁上，别人也会以为我不在那里，各自行事便罢。我当时以为这种隐私是一种权利，但它是一种特权，远比我认识到的更加珍贵。几年后在贝尔实验室里，在认识到我所有的时间、我的办公室都属于AT&T时，我幼稚地震惊了。我的老板、我的同事甚至是送信人都可以在无需任何道歉或是提醒的情况下，侵入我的时间、我的办公室。当然，在华尔街，这种对我私人的空间和时间的要求只多不少。对我来说，这种学术生活的自由很快就要结束了。不过，在研究物理的同时，我加入了纽约跑步者俱乐部，沿着伊斯特河大街，然后环绕中央公园跑步，在早晨和晚上还可以跟约书亚一起玩耍。这是一段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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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的两年匆匆而过，我与佩斯的相处越来越不融洽，也感到了他对我并不赏识。也许是他不喜欢我相对缺乏的天资，也可能是不认同我在物理学之外的兴趣爱好，而这却可能被他视为不敬。我首先承认佩斯是一个比我更好的物理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在与小说、电影或国际事务的谈话中让自己甘当配角。我觉得我的观点应该同其他任何人的观点一样，也有相同的被倾听的权利，但其实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第一年结束的时候，佩斯的秘书就已经开始把其他学校博士后职位的招聘广告放在我办公室的文件架上，我知道我在佩斯的实验室里待不到第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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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埃娃、约书亚和我在阿斯彭物理中心待了一个月。接下来的1978年9月，我心里明白了佩斯的暗示，开始琢磨自己的处境。当时我33岁，第三个博士后职位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这种游历何时才能到头？我得出结论，要么必须找到一个有机会得到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职位，要么干脆离开物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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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去医学院从而成为一名真正医生的念头很感兴趣。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物理学界是一个残酷的胜者通吃的天下，大多数功劳都集中于顶尖的一小部分传奇人物身上。如果你不是费曼，你就什么都不是。一个能够胜任但又不是才华横溢的物理学研究者没有什么可以感觉良好的，谁又需要你提供的东西呢？你可以尝试着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学院里找到一个为数不多的全职教学职位，但你又必须远比我更喜欢教书，一周要上很多小时的课。因此，尽管这种献身于我认为的形而上追求的想法在“当时”想起来是挺好的，但感觉也还是不够。而在医学领域正好相反，我认为只要能够胜任，在相当程度上就能干出看得见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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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几家医学院当时已经开始招收拥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但缺少医学预科学位的申请人进入他们的项目。位于科洛盖博斯的迈阿密大学就可以在两年内（包括期间的夏天）将你从理学博士变成医学博士，但为了申请，你需要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当时我还没有参加GRE考试，因为在1966年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时，GRE在南非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将自己关在洛克菲勒大学那间不敲门就别想进来的办公室里，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干什么，花了一两个星期来准备GRE考试。我复习了本科时的物理知识，用心去记忆自然常数值和原子物理中的能量层级。我重新温习了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就没看过的那些科目。最后，考前的那天晚上由于约书亚生病发烧我一夜未睡，然后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参加了周六整整一天的GRE综合考试和物理考试。我考得不错。迈阿密大学派了一个他们正在洛克菲勒大学附近的斯隆商学院凯特灵基金会实习的毕业生来面试我，最后我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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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并不能这样做——我缺少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要走这条路，我必须要搬到佛罗里达住上两年，而埃娃的父母住在纽约，埃娃作为生物学家的职业生涯似乎要比我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前途光明得多，因此没有理由中断她的研究而搬去佛罗里达。尽管为了保留住录取资格我已经支付了注册费，但我知道我有可能会违约。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后，我以家庭困难为由给迈阿密大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我退出。如果我真的成为一名实习医生，那么我的人生将完全不同，直到现在我仍然羡慕那些工作能干出看得见成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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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克菲勒大学最后一年中，只申请“真正的”物理学职位，就是那些能够看重研究工作的学校中可以取得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职位，或是一些承诺可以提供较为稳定的长期博士后职位的工作。冬天的大多数时候，我到全国各地去给那些可能会认真考虑聘任我的任何院系或是国家实验室做讲座，最终落实了两个助理教授职位的招聘意向。第一个是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技术研究所，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很像费米实验室，拥有一台巨型高能粒子加速器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团队。第二个是位于波尔得的科罗拉多大学，这是一所优秀的大学，它的物理学系非常好，一个理论粒子物理学的工作职位就收到了超过100份申请。我在那里参加了1978年12月的面试，接下来就是等待。几个月后，我听说我在候选人名单中排第三位。时间慢慢过去，首先是候选人名单中排第一的那位女博士后收到了其他地方更好工作的邀请；其次是排名第二位的男博士后（他的妻子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已经在东海岸得到一个永久性职位，他为了离家人近一点而拒绝了科罗拉多大学的工作；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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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波尔得远胜于芝加哥——我有幸在一座美丽的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而埃娃在短期内还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长久工作，而让她没有工作去那里陪我也是不理智的。因此，那年秋天当得知我可能要独自一个人前往波尔得时，我闭上双眼，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尽管这对埃娃来说并不理想，但她同意会在波尔得附近寻找学术机会。我希望有一天她能尽快在波尔得或丹佛附近某家研究型医院中找到一份合适的长久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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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年艰苦岁月的开始。尽管埃娃有职业发展需要，我还是希望她能跟我搬到波尔得来，而且我对她没有这样做很生气。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政府宣布了一项冻结聘请教师的禁令，这意味着短期内埃娃找到一份永久性职位是不可能的。在过去6年里，我规律性地自己一个人去新的城市或国家，从事新的工作。但这一次我不仅抛下了妻子，还有儿子。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已经成为儿子成长中的一部分，不比任何人少。我多次提出我应该带着约书亚去波尔得。埃娃为此和我吵架，相互争斗。7月，我们一家三口去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孤立的远离主岛的小岛阿巴科度假一周。我们在那里的第二天，坐着一条租来的摩托艇前往附近另外一个小岛上游览，在结束这次不舒服游览的返程路上，我收到了消息，让我给南非家中和纽约埃娃父母家中去电话。多年以来，我总是把度假地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在南非的家人，以便于紧急状况出现后他们能联系到我。因此，我立即知道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我母亲刚刚因为肌肉萎缩症去世了，距离她初患此症已经10年了。由于在阿巴科的孤岛上，我们只能从棕榈滩租了一架小型飞机来把我们带回到大陆上。从那儿我们迅速返回纽约，接着我再飞往开普敦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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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把我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办公室收拾完毕。在劳动节长周末开始的那个周五，我出发前往波尔得开始了那里的新工作。埃娃继续她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同时她也努力寻找科罗拉多州的教学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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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向约书亚解释我“不得不”离开一阵子，但我会给他打电话或写信。回头看来，我不能确定当时我为什么会认为是“不得不”，我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必须继续研究物理。由于过去两年里一直在与成年人对话，早熟的、只有两岁的约书亚似乎是听懂了。当我前往肯尼迪机场时，埃娃把约书亚抱下楼一直把我送到出租车旁，跟我说再见。当我坐进出租车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埃娃的臂弯里，朝我前倾着身子，急切地大声喊着：“爸爸，别走！”在飞机上，我在一张飞机明信片的背面画了一张自画像寄给他，而且一降落到丹佛机场，我就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对离开他感到痛苦，并怨恨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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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6章 世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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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家庭■人生新阶段的思考■因果循环■物理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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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波尔得市区是由一些足有六个街区长、几个街区宽的步行商业街组成的，到处都是卖时髦服装和旅行设备的商店，还有卖天然食物的小餐馆。夏天的天气又热又干燥，与潮湿的纽约不同，在这里你只要躲到树荫下就可以立刻感到凉爽。冬天是干冷的。山谷从市里绵延而出直到落基山脉的山脚下，吸引着周末来登山的人们。弗兰克·舒尔特的商店则是长跑者们必去的地方。（尽管在城郊结合部有些不错的跑步场地，但波尔得的所有地方都没有塑胶跑道。）我在加莫夫物理楼里有一间干净的白色办公室。穿过校园，下山走几步路就到了住的地方，这是一栋楼层不高的黑色公寓，房间里面墙上有深色木板，地面上铺着油地毡；公寓已经非常陈旧，尘土很多，但这已经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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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得也是那洛巴学院所在地。这个学院由秋阳·创巴仁波切领导，是美国藏传佛教的中心。秋阳·创巴仁波切名字中最后一个称谓“仁波切”表达的意思类似于“尊者”。每年夏天，艾伦·金斯堡来这里为杰克·克鲁雅克诗歌学院讲课。同时，城市里的小街道上会充斥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信徒和他们的领袖。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宗教领袖吉·玛哈拉吉招募教众的地方看到，这位12岁的圣人看上去洋洋自得，还戴着劳力士手表。莫·西格尔当时已经开发出“红色精神”（Red Zinger）这种饮料，还在波尔得成立了Celestial Seasonings茶叶公司。这是在当地嬉皮士中取得商业成功的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这家公司最终在2000年3月被Hain公司用3.8亿美元收购了。校园公告牌和当地报纸上充斥着介绍个人信息的广告：邻家男按摩师、自救、亚历山大技巧及各种各样满足人们愿望的自我修炼机构的宣传。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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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搬来波尔得之前，我已经获得了能源部颁发的高能物理研究领域青年研究人员奖。因此，那年我没有教学任务，只有一些本科生的习题课需要辅导。我习惯于晚起，可波尔得的时间表比其他地方的要早。很多餐馆只提供早餐和午餐，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关门了，这种情况我在纽约从来没有遇见过。每周二早上，我必须从8点钟就开始上课，同样的习题课要一节接一节地连上4个小时。这种工作安排打乱了我那超脱世外的生物钟。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晚睡晚起的人，我从来没有能够在周三前一晚成功早睡过，而为了能够回到我正常的工作时间上来，我每个周三都是或多或少带着疲惫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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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尽力研究我那些模型的各种拓展形式。但因为我与家人和朋友分开，特别是痛苦地把约书亚留在纽约，所以我是在心情沉重地工作着。白天在系里没人跟我说太多话，研究生们都忙着自己的事，而系里的老师们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了，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努力工作，然后回家。随着时间流逝，我在所研究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而系里又没有对这个课题同样感兴趣的同事能够跟我进行思想碰撞。连续几个月，每次试图攻关的新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我最最需要的是希望。如果某天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可能解决我问题的方法，我就会立即放下工作回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将失望再推后一天。我宁愿在一段时间内什么也不做，躺在床上，尽情享受一下这个新办法在明天可能会奏效所带来的一线希望。通常情况下，我的快乐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每种新方法都很快被证明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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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很欣赏那里的街边生活和美食，并将其视为治疗孤独的良药。在夜晚的任何时候，当你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无目的行走在人流中时，总能看到有人朝你走来：有活力四射说着西班牙语的人、流浪者，还有愤怒地诅咒自己的人。而波尔得并不是那么十分生动、有趣，除了我来到这里第一晚发现的那条商业街。那里到处是学生和当地人，当时还没有后来出现的那么多的高档连锁商店，有一种小规模的本地化的商业氛围。背着背包和睡袋的嬉皮士就睡在室外小公园里。商业街每个街区中都是一群一群的人，围绕着表演业余魔术的、唱民歌的、弹吉他的、跳肚皮舞的、变戏法的以及表演杂技的，所有表演都到晚上10点钟或11点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一个人沿着大街不停地来回闲逛，中间有时停下来吃些小吃，或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或观看那些表演。多数时候，我喜欢挤在人群中，看一个聪明伶俐、留着胡子、非常幽默、矮小黝黑的汉子表演杂耍、吞火、吃宝剑，他喜欢用“咒语”这个词。他每次都把我逗得十分高兴。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跑完步或看完一场电影后，我总是再回到商业街上，以至于后来，我开始尴尬于一次又一次地被同一个店主或是服务员看到。我总是形单影只，总是读着一本书。我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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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一周里，我很少与系里的其他人说话。从周一到周三或周四，我能做一些物理研究。接下来当周五临近时，我开始变得不安，忧心于又一个只有自己形影相伴的周末；当我开始浏览当地的报纸，为当天每个时段准备干什么做计划——先在“美好地球”餐厅的公用中心圆桌上吃点薄煎饼，然后跑步、做些工作，去商业街转转，晚上再看场外国电影时，我的工作热情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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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单影只的个人生活强化了理论物理学家和学者研究工作的孤独感。为了进行持续的研究或计算，你可能老是拿脑袋往墙上撞，试图压制需要人陪伴的想法。我厌恶独处，并羡慕那些日常工作中可以和其他人打交道的人。多年以后，我发现宽客的日常生活十分富足且不像学者生活得那么孤单。可以想象得出作为宽客每天的工作：要与其他宽客讨论，阅读理论，与交易员交流，进行软件编程，与客户谈话，向聪明但不懂数学的交易员讲解复杂的概念。直到我经历了这种生活，我才开始相信投资银行比大学还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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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波尔得后不久，我去了那洛巴学院。自从我对史代纳《更高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ds）产生兴趣后，我将其当作法宝一样带在身边，时不时读读其中的片段，偶尔做做书中建议的精神练习。我以前从来没能真正认真按照书中的建议行事，但我慢慢认识到需要一个环境和一所学校来让人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因此，我决定参加由一所名为“法界”的学校提供的一些藏传佛教入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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