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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5年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工作期间，我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商业或金融知识。相反，我在那里学到的软件工程技巧却对我非常有好处，为我后来1987年在高盛设计固定收益金融模型中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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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过良好教育，我在贝尔实验室仍时常感到委屈和卑微。在那里工作约一个月的时候，我带着只有3岁大的约书亚去我们还住着的洛克菲勒大学的草坪上玩。他喜欢把鞋脱掉，光着脚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在他玩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反复思考我都在做些什么。他突然跑过来，看着我问道：“爸爸，你为什么伤心啊？”我那时就知道了，我每天早晚往来于家和贝尔实验室之间不过是暂时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来结束这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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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华尔街，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还很少在名片卜列出学位，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商业人士。基于同样的原因，宽客和程序员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经常性地在名片上列印电子邮件地址。在1996-1999年随着网络公司的兴起，博士学位才逐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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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C语言这种高级语言来编写操作系统是一种新的想法。最初，操作系统是在每一台新机器上用特殊的、低级的、难以阅读的、简单的“汇编语言”或“机器代码”从无到有、费尽心思写出来的。使用标准的C语言而非每台机器的特殊机器代码在新生产的计算机上编写操作系统时，仅仅需要在机器上运行C语言，然后就可以很快创造出一个UNIX版本的系统及所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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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对交易是指寻找一对相似股票的价格价差变动在统计上显著的变动规律。如果你认为你找到了这种现象，就可以在价差扩大时卖出相对昂贵的股票，买人相对便宜的股票，然后在价差缩小时进行反向操作。自从塔泰格利业在摩根士丹利取得声名显赫但昙花一现的成功以来，交易公司、对冲基金和它们所雇用的科学家们就开始经常性地、满怀希望地试图建立由模型驱动的这种所谓“统计套利”的赚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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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时，我也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讨论会和技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总是惊讶于计算机科学研究和物理学研究的差异。在物理学中，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人全部是在讲所取得的成果，而在计算机科学中，发言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则是关于计算机系统的研究计划、新计算机语言的提纲以及还没有实施的设想。发表研究成果的门槛似乎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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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www.lucentssg.com/he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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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8章 休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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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在招手■面试投资银行■离开贝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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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离开贝尔实验室呢？5年来这个念头每天都在困扰我。而且，作为一个爱抱怨的人，我每天回家后都对我的困境愤愤不平、唠唠叨叨，给所有愿意听我的《出埃及记》的人平添烦恼。这个故事是讲我是如何离开学术的富饶之地，而生活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这块法老统治之下的地方。我讲述那些强加给我的繁重劳动，策划着如何获得自由。每一天都是《失落的天堂》（Paradise Lost）和《寻找失去的岁月》（In Search of a Lost Time）。我知道我的妻子快被折磨得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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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带着3岁的约书亚参加中心举办的圣诞节聚会时，我担心他会露我的馅儿——我在家里有好多个晚上，那么多次在他的耳边用轻视的口气描述我对上司和同事的不满之情，我担心在我介绍上司和同事给他时，他会听出某个人的名字，然后重复我说过的话。在那天早上开车去往默里山之前，我警告他不要重复我说过的关于任何人的任何话。当然，约书亚没有让我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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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聚会上，马克·格尼斯伯格跟我谈起一次约会，有人带他去看了场他非常讨厌的电影。我们知道我们关于电影的口味正好相反，于是，他对电影剧情讲得越多，我就越肯定我会喜欢这部电影。聚会一结束，我开车回到纽约后就立刻看了这部电影——路易·马勒的《与安德雷吃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é），里面有安德雷·格雷戈里和华莱士·肖恩。电影中有一段无拘无束的餐桌上的对话，对比了自我实现的神秘追求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欢乐和失望，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它让我想起当我第一次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时，曾有过的那种对于未来憧憬的感受；它也让我想起在波尔得法界学院冥想时，曾感觉到的对幸福的体验。在那个12月的下午，《与安德雷吃晚餐》激发了我对未来生活的巨大希望，让我感到了提升般的救赎感。这部影片让我回味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淡去。两个月后，为了弄清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绝佳感觉是否纯属偶然，我又去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这次感觉更好，尽管这次的余味只持续了几天的时间。马勒、格雷戈里和肖恩将那种希望和绝望的中间地带刻画得非常成功。几年前，我还看过他们的《泛雅在42街口》（Vanya on Forty-Second Street），第一次观影和第二次观影都同样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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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天真，认为“向钱看”是有失尊严的，但其实“向钱看”是贝尔实验室所有应该要完成的工作的基础。尽管在物理学研究过程中经历了种种世事变迁，但那时我是出于喜爱而工作，可现在我是为了钱而工作。尽管贝尔实验室位列1985年美国最值得工作的100家公司之一，但它却在我自己列出的曾经工作过最糟糕公司名单上位居榜首。我认为我的宿命就是，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砺之后，我对生活和工作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幻想被痛苦地从身上打磨掉了。只有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我才能享受在高盛的生活。如果我研究生院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盛工作，我也会痛恨高盛那强烈追逐金钱的“铜臭味”，就像痛恨贝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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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还为改变我的生活所困扰。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有个软件研究小组，小组里面有一群杰出的程序员。戴夫·科恩在我手下做过好几个职位，当时正忙于设计现在很流行的UNIX系统Korn外壳（shell）；艾姆登·甘斯纳和乔纳森·肖皮罗都在一般意义上的面对对象程序语言上，特别是在斯特朗斯特鲁普的C++语言环境上，满怀热忱地做出过贡献。我曾尝试调职到他们小组里，但唐斯坚持认为我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做有兴趣的研究的想法太狭隘了。也许，幸好是这样吧。尽管我羡慕艾姆登那种冷静、不受外界影响的工作方式，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效仿。他在调试程序过程中从来没有寻求过别人的帮助，但却能认真阅读所需要的任何操作手册，并耐心地深入钻研，一直努力到把问题解决掉为止。可我碰到问题时，一有机会就要寻求别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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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的上司十分宽容地允许我每周一天在家里远程办公，我仍为自己不敢放开手脚而生气。我渴望学术研究式的生活，并考虑如何重蹈覆辙，琢磨着怎样才能再跟洛克菲勒大学的巴齐·拜格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诺曼·克莱斯特，读一个长期的物理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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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1983年晚些时候，华尔街开始向我招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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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未来生活的第一个提示是来自于偶尔收到的纽约城里猎头公司打来的电话。很快，我们都知道了他们传说中的名字——乔里·马里诺、史密斯·汉雷公司的瑞克·华斯特姆、Analytics公司的丽塔·莱斯，Pencom公司的史蒂夫·马克曼，这里只列出了猎头公司在贝尔实验室打猎的部分猎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活跃在业界，还在《纽约时报》周日版或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当你还在工作的时候，有人出乎意料地、冷不防地给你打电话，问你是否需要一份工资达到15万美元的工作——对于一个工资不到5万美元的前物理学家而言，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接下来他们就很急迫地要求你在机会没被别人抢走之前立即赶往他们的办公室。这些招聘人员可能会向你吹嘘他们听过你，事实上，他们只是听到贝尔实验室里某些熟人提到过你的名字，或是他们从某个对公司有意见的员工那里骗来贝尔实验室的内部通讯录，从上面找到了你的名字。有几次，我在他们的命令下提前下班，开车返回曼哈顿区见他们中的某一位。我那时身穿破旧得很罕见的海军运动夹克，系一条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针织领带，努力要装出很商务风格的味道来。我没有西装。猎头会让你等上几个小时，就像当时我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台中看过的节目里，波多黎各看门人的“上帝”那样。很多猎头公司是非常盛气凌人的，傲慢专横，举止粗俗，而我们又没有人掌握足够的情况，难以质疑他们所声称的手里攥着通往天国钥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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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年末，我去华尔街的一些公司进行了几次非常不满意的面试。我对期权理论一无所知，并且将自己视为软件编程人员。那时，华尔街的信息技术还是那些只学过COBOL、FORTRAN或MIS等高大型主机之人的领地，你闭上眼睛都可称王称霸。在贝尔实验室，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设计、运维程序，其复杂程度远超华尔街上那些早就不再做研究的科学家和编码人员的水平。在面试中，出于我在HEQS上的开发经验，我将自己介绍为能够设计出一种计算机语言以满足华尔街建模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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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参加的那些面试中，有一次的面试官是扎克·科布列涅克。他现在是高盛前合伙人，当时他是高盛量化策略小组中一名很有男孩子气的成员，7年后我成为这个小组的主管。当时，这个小组是由戴维·温伯格领导的，他后来不久去了芝加哥的O’Connor公司。扎克似乎对给他们的VAX系统找一个管理员更感兴趣，而这样一个职位我兴趣不大，因此我拒绝了余下的面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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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另外一个猎头将我介绍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去面试一个连干什么都没向我解释过的职位。我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向我的面试官介绍了我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我说我可以用HEQS求解那些含有联立代数方程组的金融模型。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面试官被中途进来的同事打断，他突然站起身来，敷衍地道歉，然后就离开去忙一件据说很紧急的事情。无论是他还是猎头都没有再打电话给我。尽管我努力了几次，但我一直没能联系到安排我去面试的那位人力部女士，她总是在忙。一段时间里，我以为他们真的是非常忙碌，最后我才想清楚，这不过是他们拒绝我的方法而已。我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告诉我他们对我完全不感兴趣，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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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1983年年底，当埃娃怀上我们的女儿桑娅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猎头给我安排了一次面试，是面试高盛固定收益部中斯坦·迪勒领导的金融策略小组（Financial Strategies Group，FSG）。在那里，我遇到了拉维·达塔特维亚，他以前是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学博士，不久前刚刚进入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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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的小组主要解决高盛对量化模型的新需求。传统上高盛是一家行事如绅士的投资银行，主要关注股票首次发行（IPO）和大型机构客户的股票交易业务。那时，高盛刚刚开始涉足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业务领域，也就是喧嚣吵闹、更贴近老百姓口味的债券和抵押贷款领域。股票交易是简单的、拼胆量的、需要承担风险的业务，对智力和技术要求不高。债券则更加复杂，涉及数字、计算、代数甚至还有微积分。就像我的交易员朋友所说的，股票交易中聪明人根本没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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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中的技巧是，在几千家不同的上市公司中，对一家上市公司每股股票价值给出合理定价。而债券市场中尽管证券数量较少，但每只债券都非常复杂，有时还容易把人搞糊涂。债券市场上的大家伙是美国政府国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借款需要，产生了可以用来交易的、永远具有流动性的短期国库券、中期国债、长期国债。政府债券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各种到期期限和利息率且有美国政府的信用保证，它们永远不会发生违约。外国政府也发行国债，其中有些国债就比另外一些违约风险更大。企业债的风险就更大一些，企业可能会出现现金流中断，这样就不能按照承诺到期支付。有些债券会被“提前偿付”——企业拥有选择权，当利率降低时，企业可在债券到期前提前偿付借款金额，从而避免继续对借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房屋所有人的抵押贷款也是最危险的债券之一。它们也存在突然被提前偿付（就是提前还款）的风险，房屋所有人可能会卖出他们的房子，也可能不再需要他们借来的本金，也有可能是利率降低后，房屋所有人发现存在着其他更便宜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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